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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对象的第三产业在那种国度里就越难发展。
图2–7 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依赖于开放的新闻媒体
图2–7 给出在2002 年时三组国家的第三产业占其GDP 的平均比重①。一般讲，第三产业
占GDP 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国的第三产业越发达。由图2–7 可见，新闻媒体最自由的国家其第
三产业也最发达（平均占GDP 的62。39％），媒体最不自由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最不发达（占GDP
的48。49％）。
为了进一步依靠107 个国家的数据验证我们的命题，我们再以1990 年的新闻自由评分、1990
年的人均GDP 以及那时候的法治水平作为起点解释变量，然后用这些变量来解释从1990~2002
年间不同国家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工业）年均增长率之差。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第
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在这12 年间的增长速度有差别，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两个产业的增长速度差
到底跟起初的制度因素和人均GDP 有无关系。这种回归分析比图2–7 中所作的相关性分析更能
帮助我们得到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回归分析的结果是：1990 年新闻媒体越自由的国家（或者
是越富的国家），？随后的年度中其服务产业相对于工业增长得越快。因此，一个基本的实证结
论是：如果一国的新闻媒体不开放，那么其制度环境相对更适合发展制造业工业，而不利于发
展第三产业。这一实证结果跟我们的理论命题完全一致。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4）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5
除了新闻媒体这一制度机制外，我们也可以分析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产权保护的关系。根
据一国对产权保护的程度我们先把各国分成三等份组，然后将每组国家在2002 年第三产业占
GDP 的平均比重放在图2–8 中。图2–8 表明，产权保护最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也最发达（占
GDP 的64。90％）；而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最不发达（占GDP 的52。47％）。前面谈
到，制造业与第三产业对产权和合约权益保护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制度资本欠缺的国家不
利于第三产业发展，图2–8 从产权保护的角度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图2–8 产权保护与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
最后，图2–9 比较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情况。在1980 年，印度第三产业占GDP 的
36。6％，中国第三产业占GDP 的23。8％。但到了2002 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0。7％和27。5％。
同一期间，印度的第三产业在其经济中的分量增加了14。1％，而中国的只增加了3。7％。一方面，
这说明中国并没利用制造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带动第三产业的同步或更快步地增长，没能发挥
出更大的内生增长潜能；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在同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的条件下，各自
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应的行业：中国选择了制造业，而印度则利用其相对的制度资本优
势发展服务业。
图2–9 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历年占GDP 比例
为什么强调第三产业？
说到这里，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第三产业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这么强的情况下还
要推动制度改革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答案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制造业的经济增加值低、利
润率低，是“硬苦力”活，而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利润率相对要高。其次，第三产业是经济持续增
长、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点所在，靠“硬苦力”的制造业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份
额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上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已不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是否肥沃宽广，
而是取决于你的制度机制是否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使交易成本最低。在现代运输技术、
通讯技术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跨地区经济市场还没完全形成，那时的市场交
易可能依赖道德规范、习惯法即可，有没有新闻媒体（更不用说开放的新闻媒体）、有没有可靠
的正规司法可能并不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优势，那时“地大物博”决定竞争优势。
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交易中与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越来越多的
是外地陌生人和外国商人。道德规范、习惯法已不够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和开放畅通的
新闻媒体才能促进交易更高效地进行。
通过以上的讨论以及所看到的多国综合经验，我们不仅认识到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什
么，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成功不但没有挑战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反倒更加显示出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意义所在。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1）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5
个人创业在哪里都艰难，在中国做“民营”创业则更难。一方面，各种融资途径对民营企业
基本都是关着的，银行贷款优先给国企，上市融资首先让国企，时下升温的企业债券融资也是
只允许国企。在民营企业以高价受让国有股、法人股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后，它们又被指责
占了“便宜”；另一方面，民营企业面对着众多难以逾越的行政审批壁垒。据最近的报道，国务
院清理出现有各类行政审批项目共4 159 项，第一批将被取消的有800 余项，但还会剩下3 300
余项。按照茅于轼教授的话说，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怕苦、最不怕脏、最勤奋的民族之一，
可我们还是这么穷。为什么？“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
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
力（茅于轼语）。”
那么，在中国创业为什么这么难？中国的创业生态环境到底如何？这里我们不妨以公司注
册、开业手续为例，来证实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别，说明中国的创业环境。从这种比较中，我
们也可以看到为了使中国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家们和公司首先不应该受到比“国际标准”
更多的束缚。如果中国企业被行政管制捆得紧紧的，而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又不受那么多的管
制，它们怎么能有更好的竞争力呢？
公司注册与审批程序
创业的第一步是注册一个公司以及走过所需要的行业准入和审批程序，得到各种执照和审
批后才可正式开业。在不同国家，开业后受到的行政管制差别也非常大。在法治好的国家，除
非政府行政部门能证明你有违规行为，否则无权在到期前吊销你的营业执照；在法治差的国家，
即使你拿到了营业执照，公司也会始终面临被不清不白地吊销营业执照的可能，在那里，行政
审批和被随意的管制是一场“持久战”。
由于不易收集各国对已经开业经营后的公司的行政管制数据，我们还是主要以公司注册、
审批程序的过程为比较对象，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注册审批程序很长、费用很高，那么它对一
个公司开业后的行政管制通常也会很多。正是由于这种正相关性，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公司注册
审批的难易看出在一个国家创业的难易。
在2001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哈佛大学的LaPorta 与Shleifer、耶鲁大学的Lopez…de…Silanes
和世界银行的Djankov 4 位教授对85 个国家的情况作了系统统计，算出在每一国家从开始注册
公司到可正式营业之间平均必须走过的审批步骤数、完成全过程需要的天数以及注册申请费用。
为方便比较，我们只挑选出其中步骤最少和最多两个极端的国家（地区），再加上中国内地、中
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图2–13 给出11 个国家和地区从注册一个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以加拿大
最少（2 步）、意大利最多（11 步），中国内地则需要走过7 道关。当然，对于一个申办中的公
司，这些步骤具体多少跟所开业的行业和地区有关，有的会多于平均数，有的会少些。此外，
这些步骤数是根据官方正式文件确定的，不包括那些随意增加的行政审批要求。从这些官方公
布的注册审批程序看，在中国的开业步骤似乎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图2–13 从公司注册到开业所需经过的审批步骤数
可是，审批步骤数仅反映了书面文件的要求，实际运作的过程可能会长短不一，尤其是不
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效率千差万别，同样内容的审批在不同国家所需的时间会大相径庭。图2–14
给出在这些国家（地区）从申请注册公司到开业平均需经历的工作日天数，加拿大最快（只需2
天）、意大利最长（121 天），在中国内地需111 天。按每年250 个工作日计算，在中国内地和
意大利的创业者平均要等待半年左右才可注册好一个公司并开业。当然，这些时间也是根据一
般情况估算的，在具体个案中会因各种原因拖延、重复提供资料等使审批程序可能更长。
图2–14 从开始申请注册到开业，新公司所需等待的天数
判断在一国创业难易的另一指标是得到各种审批、执照所需支付的费用。这个数字很难精
确计算，因为执照审批正是许多腐败、“寻租”活跃的地方，创业者为此支付的成本通常以多种
形式出现，难以找到公开数据。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腐败越严重，隐性创业成本就越高。由
于这些隐性成本无法估算，这4 位教授只好根据官方公布的各种注册、执照申请与审批费用等
作粗略判断。图2–15 给出11 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这些显性的注册审批费用在美国、中国台
湾、英国、加拿大均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中国内地这些显性费用占人均年薪的11％，在
意大利占25％。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5
图2–15 为完成公司注册和各审批步骤，所需支付的官方费用相对人均年薪之比
从这些官方公布的注册审批费用和需要等待的天数看，我们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小数目，更
何况公司注册开业只是一次性的行为，并非重复性的活动。但这种跨国比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很简单的视角，从中看到不同国家的人所面临的创业环境差别之大。
上面的数据表明，意大利在3 项指标中都最差，说明它所提供的创业环境是这些国家中最
差的。或许，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20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往美国移民最多，使纽约等美
国大城市出现一个个的“小意大利”城。为什么意大利人宁可放弃自己的家乡到美国去谋职业？
到了美国后因不能适应美国文化而相聚在“小意大利”城中，甚至组成举世闻名的黑手帮派
“Mafia ”以维系本族的利益呢？没有利民的创业环境，意大利人只好选择移民他国。
新公司的注册资金
注册资金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也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业壁垒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一个国家要求的公司注册资金越高，那些有好的创业理念但无资金的人就越不能进入创业者行
列，穷人的子弟越是世世代代都成不了富人，这是维系贫民与贵族之间鸿沟的主要壁垒之一。
在中国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底线为1 000 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
八条），日本大约为82 万元，在美国的注册资金底线为零，英国约为64 万元，其他欧盟国家约
为20 万元，见图2–16。
图2–16 成立新公司的注册资金底线
这种创业壁垒看起来简单，但它意味着在中国可能永远也出不了像迈克尔R26；戴尔、比尔
R26；盖茨这样年轻的世界首富，也出不了像惠普、英特尔这样的传奇公司。众所周知，戴尔电
脑公司是戴尔上中学时在自己家车库做起来的公司，微软是盖茨上大学时创办起来的公司，两
人均是普通家庭出身，并非富家子弟。到今天虽然两位创业者都不过40 岁左右，但已多年保持
世界前五名首富地位。试想一下，如果这两位创业者当年是在中国，要成立自己的股份制公司，
那么这1 000 万注册资金底线的要求就立即迫使他们止步。在美国他们成功的原因有许多，其
中之一是无公司注册资金底线要求，欢迎任何家庭背景的人进入创业者行列，无准入门槛。
相比之下，在日本、英国和德国这些传统社会中注册资金门槛要远低于中国，但远高于美
国。虽然在德国和英国这一门槛并非高不可越，但这至少可从一个方面看到这些传统社会与美
国的差别，前者可能更趋向于保留各种可维系传统的社会阶层的制度机制，平民永远是平民、
贵族尽可能永远是贵族；而美国更愿意在制度机制设计上排除障碍，使每个人均有机会创业致
富。
中国的公司注册资金底线为什么这么出奇的高呢？从公司运作层面讲，尽管初始注册资金
可以很高，甚至可以把底线上升到10 亿，但在公司开始运作后这10 亿资金也可在一夜间蒸发
掉。换句话说，一方面《公司法》要求新成立的公司至少有1 000 万注册资金，但另一方面又
允许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继续运作、继续从银行得到贷款。这种矛盾和壁垒使个
人创业异常艰难。
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壁垒？
关于对行业准入、市场准入的行政管制，经济学中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是庇古
（Pigou）于1938 年提出的“帮手”（helping hand）理论。也就是，无管制的市场时常会出现失
败，比如会形成垄断、产生过多污染、在股市中上市公司会欺诈中小股东，等等。因此，行政
部门通过行业准入许可审查，可代表公众把“不合格”、“不可靠”的人排除在外，以免他们给大
众提供不合格的产品或服务。一旦某创业者、某企业得到行政部门的审批许可，它们就得到政
府的承认，就可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社会也应当给它们以信任。因此，政府行政是给社会
提供帮助，是一只“帮手”。按照“帮手”理论，行政管制越多，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就越大。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3）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作者：陈志武2008…10…29 03：16
以公司注册资金为例，之所以新成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至少要有1 000 万元注册资金，
可能是考虑到，如果一人没钱也可以成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那么不是会有人专门通过设立股
份有限责任公司来借债，等把钱用完后再利用“有限责任”申请破产保护来逃债吗？因此，通过
设立高额的初始注册资金，行政部门帮助银行和其他未来的债权人把那些“不合格”的借债（法）
人早早排除在外，使他们无法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身份借债。这等于是提前帮银行，代替银
行做了“一刀切”。当然，前面讲到过，这种安排的实际效果可能是零，其负面作用反而是阻止
了许多人创业。
第二种是“抓手”（grabbing hand）理论，也就是这些年常讲的“寻租”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
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按照斯蒂格勒（Stigler）1971 年的论述，行政管制是为行业的垄断企业
而存在的，已占据垄断地位的企业不愿意新手挤入，降低它们的既得利益。有了行政管制带来
的壁垒，这些行业垄断可继续保留其管制“租金”。另一方面，按照施莱佛（Shleifer）和维希尼
（Vishny）两位教授1993 年的论述，行政部门之所以很热心设立各种准入许可和其他管制，是
因为这些许可申请和审批过程以及对可能的违规行为的调查过程给掌权人提供了“寻租”的机
会。这两位学者把行政部门的存在比做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每次车辆来往都要收费。也就是，
从社会角度看，100 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或许一两个收费站就足够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公
路经过的每个村和每个镇可能都要设自己的收费站，都要“伸手抓一把”，从而产生对社会最糟
糕的结局。
这两种理论中到底哪一种更符合现实呢？从图2–13 至图2–16 表明的情况以及前面谈到的4
位教授的大样本研究结果看，恰恰是那些行政审批手续越长、行政掌握的“质量”关越多的国家
里，产品和服务“质量”越差，假冒伪劣产品越多，市场上的诚信越缺乏，银行呆账越多。既然
行政管制后也还是如此，那么何必要这些壁垒呢？多国的经历表明，这些壁垒不仅没有带来意
想不到的好处，反而创造了更多“寻租”机会，妨碍了人们创业。
在中国，民营创业的行政壁垒与政策歧视众多，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可能认为今天之
所以要保留它们，是因为在中国“诚信缺乏”，等等，所以不能随便让“不合格”的人进入这样那
样的行业，行政部门必须通过行政审批把好“质量”关。虽然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出于良好的愿望，
但实际效果可能是反而助长了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