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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车行驶了大约半个小时，进入了一个看上去不很大的城市（因为视野之内既无高楼大厦，也无霓虹灯），直到后来，傅索安也未曾弄清是苏联的哪个城市。警察发现傅索安在往外窥视，便喝令她闭上眼睛，并且放下了窗帘。警车开了一会儿，忽然放慢车速，连拐了几个弯，然后停了下来。傅索安被押下车，发现警车停在一个四周都是楼房的大院中，院子里停着许多警车和二轮、三轮警用摩托车，她马上断定自己被押到了当地的刑事侦察局。
警察把傅索安押进一间审讯室，命令她坐在被讯问者的位置上，他们则站在门口。大约过了五分钟，外面传来皮鞋底和地面接触所发出的“笃笃”声，两个穿便衣的男子走了进来。他们进门后的第一件事是让警察打开傅索安的手铐，然后挥手命令警察退出去，把关门上。傅索安打量对方：一个四十岁开外，一个三十岁不到，那是典型的斯拉夫人种。他们也盯着傅索安看，见她双手交替着在揉搓被手铐扣得发麻痒的肮部，那个青年突然开口了：“同志，对不起，你受委屈了！”
啊？傅索安吃了一惊，正要开口问什么，两人已经走到她的面前，和她握手。傅索安站起来，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中年人说：“我们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管理局的军官。
请看，这是我们的证件。”
傅索安看了证件，那两人提议去另一个地方去进行谈话。于是，傅索安跟他们去了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那里有坐上去显得很舒适的沙发，灯光也显得明亮而柔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警察给他们送来一壶刚煮沸的咖啡，每人倒了一杯，然后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中年人客气地说：“同志，请喝咖啡。”
傅索安喝了一口咖啡，开腔问话，声音里透着出自内心的忿懑：“我正奉命去莫斯科报到，你们为什么中途把我拦下？还来这一套逮捕刑事罪犯的方式？”
对方向她解释，他们已经知道她前往莫斯科报到，因有紧急任务委派，不得已采取中途拦截的方式。至于由警察出面，主要是为了便于保密。这种方式可能不妥，现在他们代表局部向她表示歉意。
其实，这是克格勃对傅索安的又一次考察，看她在自由的情况下，会不会产生叛逃之心。克格勃招募外国人当特务，纯为利用，他们可以给外国人特务苏联国籍，也可以发卢布、美金，但绝对不给军衔，也不要求像苏联特工那样搞“军人宣誓”，所以也不会让外国人特务像本国特务学校毕业生那样去莫斯科总部报到。所谓让傅索安单独去莫斯科报到，其实不过是为了考察她是否会叛逃。
从傅索安离开奥克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开始，她就被克格勃预先安排的多名特工轮流秘密监视着，连和她同席厢的那个波兰女人，也是监视者之一，只不过傅索安没有发现而已。至干安排刑事警察拦火车逮捕一节，那是考察傅索安在突然发生的变故下的心理应变能力，等于是一次毕业考核。
当下，傅索安面对此情，也不敢再表示什么，只是微微颔首而已。对方又对她说，她已经算是报到了，现在局本部派她去香港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取一份重要情报。
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针对中国，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意在包围中国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的谍报中心设在日本的东京和泰国的曼谷，另外，在缅甸的仰光以及新加坡也都有相当活跃的间谍组织。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克格勃准备把他们的谍报活动的重心转移到香港。因为香港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都适宜供克格勃作为刺探中国政治形势的桥头堡，并且是一个十分理想的情报中转站，从东南亚各国、中国、韩国等地弄来的情报，不能一下子传往苏联的，都适宜在香港中转。但是，由于香港同苏联没有外交关系，克格勃无法让其特工披着外交官外衣进行活动，而香港政府的态度也相当坚决，严格限制苏联人在香港利用合法方式进行特务活动。这样，克格勃就只能派遣谍报人员去香港进行短期的秘密活动。这次，克格勃对外谍报局决定派初出茅庐的傅索安去香港从一个负责情报中转的特工手里接取一件情报，然后设法运送到停泊在香港的一艘苏联货轮上。
那个中年军官向傅索安交代：“根据纪律，你不能询问这是怎样的一件情报，事实上，连我也不知道那是一件什么情报。总之，当有人和你对上暗号后，对方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然后把所接受的东西原封不动送上苏联‘红色少女号’货轮就是了。该货轮停泊在香港的哪个码头，在你抵达香港后，会有人往你下榻的饭店打电话的。”
傅索安点点头：“明白了。我可以知道我将以什么身份和名义去香港吗？”
“当然。”中年军官点点头，然后交代道：“你将以合法身份和完全正当的名义赴香港。你是持有本国护照的苏联公民，是最近赴日本东京读书的留学生。这次，是从东京赴香港旅游。‘红色少女号’货轮上的船长，是你的舅舅，你是把一件礼物送给你的舅舅的。
明白了吗？”
“是的。”
两个军官站起来：“好吧，就这样吧，其他未尽细节，我们会另外予以交代。现在，让我们马上去机场吧。”
傅索安看看手表，是清晨4点50分。她随对方出门，在院子里坐上一辆黑色轿车。车内的窗帘是拉上的，傅索安也没动往外看的脑筋，一坐下就歪在位置上打起盹来。当她被唤醒时，发现轿车已经停在郊外的一个军用机场上。她一下汽车，就被等候在那里的一个穿克格勃制服的苏联女军官请上一架小型运输机。机舱内，还坐着几个穿便衣的苏联汉子，估计也是克格勃的特工。只是不知是顺道搭乘呢还是负有监控傅索安的任务。
傅索安刚坐下，飞机就发动了，稍停即升空飞行。一个脸上还带有稚气的苏军士兵给傅索安两人送来了早餐。女军官边吃边告诉傅索安。这架飞机是飞往莫斯科的，抵达那里后，傅索安将前往民航机场，持票飞往东京。她的任务是把傅索安送到莫斯科机常中午时分，飞机在莫斯科南郊的一个军用机场上降落。女军官陪傅索安在机场餐厅用过午餐后，由机场派车把她们送往莫斯科机常在机场休息室的一个贵宾间里，克格勃的三名军官十分热情地向傅索安问候致意，然后又一次向她交代了任务，为首一个反复说着“拜托了”。最后，他们交给傅索安一个小巧精致的旅行皮箱，里面是傅索安这次旅行的全部证件和费用、衣服以及有关她“在莫斯科、日本上十年制学校和大学”的基本资料和简历，当然全是克格勃的特工专家编造的。傅索安被告知必须在赴香港前把这些资料背熟记牢，然后用附在资料上的纸张销毁剂彻底销毁。这种销毁剂看上去是一张普通纸，上面还印着文字，但是只要把它撕碎后溶进开水，再放进两片复合维生素，就能在一分钟内把全部资料化成纸浆。
傅索安飞抵东京羽田机场时，有一个日本中年妇女在机场出口接站。她驾车把傅索安送往东京市内的一家高级饭店，安置在一间预先定下的单人客房里，鞠了一个躬便告辞。临出门时，她说明天上午仍由她来送傅索安去机常1970年2月12日，傅索安乘坐日本国立航空公司的民航飞机，离开东京直飞香港启德机常克格勃提供的所有证件毫无破绽，傅索安顺利地通过了海关验查，神情轻松地步出机场，招了一辆“的士”，让驶往弥敦大酒店。
弥敦大酒店是香港的一家中等价格的酒店，按说以傅索安伪造的身份入住其间是不合适的，因为一个苏联留日学生所拥有的钱钞通常都是极度有限的，即使因为她是中国人而想去香港看一看，了却某种心愿，也只住得起最低标准的旅馆。这一点，傅索安还在东京时就已经考虑过，一直考虑到香港也没想通。但是，这是克格勃所交代的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她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因此，只好硬着头皮住进了这家酒店，并且要了一个宽敞的单人套房。
傅索安下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等电话，她必须知道“红色少女号”货轮何时抵达香港，停泊在哪个码头的哪个位置，然后才能接受“上家”送来的情报。根据克格勃所交代的，情报到手后，她得马不停蹄直奔“红色少女号”，迅速递交给她的“舅舅”。当晚，电话没有打来。这样，次日傅索安便不敢外出，只能百无聊赖地缩在房间里，连用餐都是打电话让餐厅送来的。傅索安想：如果香港方面的反间谍人员发现这一点的话，无疑是又一个疑点。抵港只不过一天一夜，已经暴露出了两个明显的疑点。傅索安有点害怕，深深担心自己会被捕，但又无可奈何。
幸好情况很快就起了变化。晚上8点钟左右，傅索安终于收到了一个电话。那是一个略显苍老但又不失清亮韵味的女人嗓音，说的是带广东口音的国语：“喂！我要找一位从东京来的小姐。”
这是傅索安首次间谍活动的首次对外直接接触，她禁不住有些紧张，停顿了几秒钟才反问：“对不起，请问你要找的那位小姐姓什么叫什么？”
“她姓马，叫繁贞。”
这正是傅索安护照和学生证上的名字，她估计是那个电话，便回答：“我就是马繁贞，请问你有什么事？”
“有人要我通知你，你的舅舅今天下午已经抵达香港了。”
“哦！他在什么地方？”
“他那条船下锚于维多利亚港的第34号系泊浮筒。记住了吗？”
“是的，谢谢！”
傅索安放下话筒，长吁了一口气。“红色少女号”已经抵港，这个消息肯定同时也通知了递送情报的上家，她明天大概可以完成任务了。傅索安寻思只要把情报送上了“红色少女号”，她就绝对安全了，接下来完全可以轻松轻松。傅索安手里有克格勃给她的三干美元活动经费，足够她舒舒眼服游遍香港。当特工的人，性命是掌握在别人手里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前一分钟不知道后一分钟是死是活，因此理应及时行乐。傅索安一直觉得心胸间有一股忧郁之气，似乎难以排泄，她想乘这个机会散散心。
十分钟后，第二个电话打进来了，那是一个听上去有些阴沉沉的男低音，说着带亚洲口音的英语。“马小姐吗？您好！明天可以去一号地区。”
傅索安也用英语回答：“明白了，先生。再见！”
所谓“一号地区”，是克格勃预先规定的对香港旅游路线的简称。香港的旅游风景线共有十二条，按区域依次分为：港岛区、九龙区、大屿山区、荃湾区、沙田区、西贡区、坑口区、大埔区、元朗区、屯门区、上水区、南约离岛区。克格勃给每条旅游线都编上号码，让傅索安记住，按照有关指令对号入座，去指定的风景线旅游，以便接受情报。现在有指令让她去一号地区，那便是港岛区。傅索安打开在机场购买的香港地图，看了一下港岛区的风景旅游点，头脑里产生了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
次日上午，傅索安走出弥敦大酒店，在外面叫了辆“的士”，让直接开上太平山。太平山系港岛第一高峰，海拔五百五十四米，古称香炉峰，又叫扯旗山，大凡外地来港的旅客，必登此山，否则等于没来香港。“的士”沿着环山公路往山上驶去，傅索安无心欣赏沿途景色，只是不断地通过后视镜观察后面是否有车跟踪，她没发现有什么异样迹象，这才放下心来。一会儿，车抵山顶，在了望台前停了下来。傅索安付了车费，下了车。
游览大平山，一般均以了望台作为游览的起点。了望台亦即缆车大楼，是一座雄伟壮观、造型别致的建筑物。下层设有商店、茶室；向海港那面是了望台，从那里居高临下俯瞰，港岛、九龙，风光尽收；上层亦即顶部，是香港有名的一家酒店，名叫“炉峰酒店”。
傅索安下车以后，先往了望台下层的商店，逛了一圈，并没有什么人靠拢来对暗语什么的。她想了想，估计可能是环境嘈杂，不合“上家”的心，便步出商店，转到了向海港那边的了望台。
了望台这边游人不多，傅索安在入口处买了一架望远镜，拿着走到一个周围无人的位置，开始观赏风景。就在这时，从身后传来一个清脆的女音，说的是英语：“小姐，您是日本人吗？”
傅索安一怔：暗语！她一个转身，定睛一看，面前站着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留着披肩长发的年轻姑娘，看上去年龄和她差不多，脸上显出一种自然得体的微笑，大大的眼睛里透着暗带稚气的天真和难以掩饰的好奇神情。傅索安心里闪过一个念头：瞧她那副样子，别是凑巧问上这么一句话了？但傅索安还是用英语回答了规定的暗语：“不，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您出生在中国何地？”对方说这句话的时候，把手里捏着的一枚三角形徽章别在胸前第二颗钮扣下面。
暗语，暗号全部对头！傅索安心里一松，随即回答：“我出生在唐山，祖籍是浙江吴兴。”
“哦！”那姑娘点点头，却没递过来什么情报，而是飘然而去了。
唔！这是怎么的？傅索安皱皱眉头，这个情况那几个苏联军官可没交代过呀！转念一想，暗忖多半是此处不适宜传递情报，那么自己应当跟上去。她连忙三步并作两步，朝姑娘走去的方向赶去，出了了望台，没见对方的影子。想了想，又去另一面的商店、茶室寻找，还是没有。傅索安买了一瓶矿泉水，慢慢地喝着，指望那姑娘能去而复归。但是，一瓶矿泉水喝完，对方也没露面。
这样，傅索安就只好去对面的山顶餐厅去碰碰运气了。山顶餐厅是一家历史悠久的餐厅，分室内和室外两部分，坐落于热带花树丛中，充满着浓郁的南国风情。傅索安步入餐厅，室内室外两个部分都找了一遍，根本没那个姑娘的影子。她刚要转身离开室外餐厅，靠里侧一张餐桌旁坐着的一个小贩打扮的秃顶老头忽然站了起来，朝她招手。傅索安心里一动，马上走了过去。那老头刚吃完一碗面，旁边地下放着一堆用藤编织的器具：各种形状的篮子、大大小小的箱子、盆子、矮凳。见傅索安过去，他笑吟吟地开腔道：“小姐，你是外来游客？买一个箱子吧，挑个小巧玲珑的，好放了东西送人哩。”
傅索安寻思自己是等着接情报的，这里等不到还得去“游览”太平山上的柯士甸山道公园和山顶公园，再不行，还有什么炮台山、张保仔古道、动植物公园要走的，拎着这么一个二尺长、一尺宽、半尺厚笨家伙怎么行？于是连连摇头：“我不买。”
小贩声色不变：“小姐，我知道你祖籍浙江吴兴，我是浙江嘉兴人氏，咱可是同乡啊！你就成全老头子一笔生意吧！”
此语一出，傅索安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她马上掏钱买了一个。
小贩顺手送给她一个小篮子，打开箱盖放进去，又盖上，扣上插钩，嘴里自言自语道：“刚才有一个穿黑西装佩三角徽章的姑娘也来成全过一笔生意，她现在去炉峰酒店用午餐了。”
哦，原来如此！傅索安差点失声叫出来。她毕竟是初次出马，刚才竟以为情报就藏在这藤箱或者藤篮里，要不是对方这一“自言自语”，她肯定马上“打的”去维多利亚港了。她朝小贩投以感激的一瞥，转身出了山顶餐厅。
去炉峰酒店可以从了望台背面的商店里乘电梯上去。傅索安拎着藤箱进了电梯，里面有五六个人。上到二楼停下，出去了三人，进来一人正是刚才那个姑娘，她手里拎着一个和傅索安一模一样的藤箱。傅索安心头一松：事情马上要办完了！对方看都没看傅索安一眼，把藤箱往傅索安旁边一放。这时铃声响了，跟着电梯便在三楼停了下来，那姑娘一声不吭，拎起傅索安那口空箱子就往外走。傅索安也是声色不露，提起调了包的藤箱出了电梯。
那口箱子里装着东西，虽不是沉甸甸的，却也有些分量。
至此，情报交接的一半程序算是完成了。傅索安当即乘另一架电梯下去，叫了一辆“的士”：“去维多利亚港！”
“的士”一路疾驶，很快就抵达维多利亚港。以往，“的士”不管载的是什么人，都可以直接驶进港区，但是，这大却在大门口遭到了港口保安人员的拦截，盘查载的是什么人，去里面干什么。克格勃没向傅索安交代过进港区大门的细节，因此，她没有觉得有什么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