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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看守所长知道朱远芳案情重大，特委派女看守员小乔值夜班看守几个关押女案犯的监房。小乔二十六岁，当兵出身，“文革”开始那年复员来到看守所当看守员。她在部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办事认真，所以被看守所长委以重任。这天晚上，小乔倒是格外认真地巡视，但她那几天正开始妊娠反应，常常呕吐。这当然不能在巡视时当着案犯的面进行，她就一趟趟跑值班室。大约在下半夜2点钟左右，小乔又一次去呕吐，这一次吐得极难受，涕泪交流，她在值勤室耽搁的时间就长了一些。不料，当她料理定当再去走廊巡视时却发现特务犯朱远芳已经用被单撕成的布条把自己吊在铁栅门上了！幸亏发现得早，抢救措施又得力，总算把朱远芳从阎王爷那里拉了回来。
杜培生被这次事故吓得不轻，预审小组商量下来，决定把朱远芳关进另一个已有四名犯其他罪行的女案犯的监房，由所方向她们交代注意监视朱远芳，使其无再次自尽的机会。与此同时，继续对朱远芳进行审讯，但她依旧坚不开口。这样，审讯形成了僵持状态。这种情况，对于杜培生这样一个老预审员来说，自然不是第一次遇到，他考虑再三，决定采用“欲擒故纵”的策略，暂时不再提审朱远芳，把她“晾”在监房里，使她放松戒备之心，产生无聊之意。
这样，她为了打发时光，自然会和同监犯说话聊天，言多必失，时间稍长，估计她会在不经意中吐露口风的。
这着棋子走得很对，一个月后，经向朱远芳的四名同监犯分别了解，预审员获得了一条线索：朱远芳对北京很是熟悉，对一些街道、胡同简直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此外，她对东北黑龙江农场也有所了解。预审小组分析了上述情况，初步判断朱远芳是北京人，可能是从北京去黑龙江农场的知识青年，叛逃苏联后当特工，又被派遣回国来从事间谍活动的。
杜培生针对这一情况，决定加大了解朱远芳的力度。经严格选择，预审小组将一名犯流窜盗窃罪而被拘捕的吉林女知青调入朱远芳所在的监房。按照估计，这个流窜女贼与朱有几点共同之处：北京人，女知青，在东北农常她们之间可能会有共同话题，这样，朱远芳也许会在不经意间对自己的经历、事情会有较多的吐露。哪知事与愿违，朱远芳一听对方是知青，似乎产生了戒心，不肯多和其接触，更谈不上吐露什么了。预审小组见事情不妥，便开始走另一步：把朱远芳的照片、体态特征、口音等材料以“协查通知”的形式发往北京、天津地区的公安机关，请求那边予以调查，想弄清朱远芳的原籍，顺藤摸瓜调查到更多材料后，作为审讯她的突破口。
“协查通知”发出去后不到一星期，一直难以突破的僵持局面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从而使预审小组找到了突破口——一向身体健壮的朱远芳突然生病了，她最初的症状是喉痛、头痛，每天去监区作巡回医疗的狱医知道后，估计是感冒，就给她眼了感冒药。但药吃下去后却并不见效，当天晚上朱远芳开始发烧。
当时同监犯都在睡觉，谁也不曾留意，直到她一次次喝开水时，她们才警惕起来，怀疑她有心事睡不着，说不定又在动上吊自杀的脑筋了。这下子，大家都不敢睡着了，生怕错过了立功赎罪的机会（看守所规定阻止同监犯人自杀的被视为立功行为，可以作为从宽处理的依据）。她们不睡，朱远芳倒睡过去了。她的睡，其实是一种高烧的昏沉。几小时后，她开始出现惊厥和说胡话。同监犯见状，摸摸她的额头，烫得简直不能沾手，于是马上咋呼起来。值班看守员当即向预审小组报告，杜培生那天正好轮到值班，马上调车召人，把朱远芳送往医院救治。
朱远芳当时是被作为要犯关押的，杜培生亲自守在旁边，看着医生对她实施抢救。医生所有的抢救手段和所用的药物，均须经他点头。朱远芳送进医院时，发烧高达42℃，已经处于完全昏迷状态。医生给她打了退烧针，一刻钟后体温反而蹿到了42．4℃。
内科主任、副院长等高年资大夫都被召到急诊室，经紧急磋商，决定再注射退烧针，并敷以冰袋强迫降温。双管齐下，温度才缓缓下降，人却仍是昏迷不醒。一小时后，温度降到40℃时，朱远芳说起了胡话，其中反复说到的是“盛炜富”三个字，听上去是一个人的姓名；另外，频率较高的还有“三连七排”。当时的公安机关，由于经济原因，装备很差，所以也无法弄一台录音机放在朱远芳床头，杜培生只好守在朱远芳旁边用笔记录。朱远芳说了持续大约个把小时的胡话，杜培生和另一个女预审员记下了她所说的每一个字，一时无法辨别的就以汉语拼音记下谐音。
朱远芳退烧后，公安机关从人道主义出发，出资请医院为她作了全方位的体检，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仪器和检测手段，最后未发现内脏有什么隐疾。医生认为这次发烧是由感冒引起的。在她住院治疗、检查的五天里，公安机关派出了近百人次的侦察员进行秘密监守；另外，因其是病人，还专门抽调了四名女干警，分两班昼夜在病房照料。
朱远芳入院的当天，杜培生就和预审小组全体成员埋头研究了她在发高烧时所说的胡话内容，认为从“三连七排”来判断，应当是某个军垦农场的编制番号，结合同监犯所反映的她了解黑龙江农场，初步可以认定她曾在黑龙江境内的某个军垦农场待过。至于“盛炜富”，可能是一个男性的名字，她还说过“咱俩”，因此多半是她的恋人。极有可能是同学、同事。根据上述判断，杜培生决定派四名预审员，带着朱远芳的照片，即赴东北，分头去军垦农场调查是否熟悉此人，调查路线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如东三省均无，则去内蒙古调查。杜培生特别强调：“不要考虑路远路近顺道不顺道，先查黑龙江！”
结果，预审员凭着朱远芳的照片和“盛炜富”这个名字，很快就查到了朱远芳亦即钟秀翔的底细。当再次审讯，杜培生叫出“钟秀翔”三个字时，这个克格勃女特工原本红润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如纸，双目眸子定住不动，呆若木鸡地望着预审员，她怎么也没想到公安机关竟会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查到了她的真名实姓。
当然，奥妙并不在于这个真名，而是她所有的底细无疑也随之暴露了。
杜培生用一种成分复杂的眼光望着眼前这个和他女儿同岁的女犯，轻声问道：“你感到很震惊，是不是？要抽支烟定定神吗？”
钟秀翔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摇摇脑袋：“不必！”
“此刻，你有什么想法？”
钟秀翔抬起头，用一种令预审员大出意外也是从未从案犯口中听到过的朗朗之声回答：“你们可以查到我的底细，但是你们休想动摇我的信仰！”
坐在杜培生旁边的女预审员闻言拍案而起：“嚣张！你……”她想怒斥这个无耻之徒，但是却被杜培生一个手势阻止了。
杜培生脸上的神情变了，变得凛然威严，眼睛里透着一种严厉和嘲讽相杂的光泽，直射钟秀翔：“一个叛变自己祖国的人，也来法堂上谈什么信仰！请问你信仰什么？勃列日涅夫主义，希特勒哲学，抑或蒋介石的那一套？”
钟秀翔不甘示弱地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只不过自己是否意识到。实不相瞒，我的信仰是爱情至上！我这一生只爱过一次，只爱过一个人，可是我的爱情早已被你们埋葬了，所以，我仇视你们！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钟秀翔当初和恋人盛炜富越境叛国，盛炜富做梦也没想到苏联方面迎接他的是残酷的殴打和体罚，他无法忍受这种遭遇，在关押处写了一纸遗书，藏于内裤腰间，以衣服碎条搓成布绳上吊自尽了。苏联方面发现盛伟富死后，把尸体拖到黑龙江上，扔在国境线中国一侧的冰面上，作为对此事的了结。这个情况，钟秀翔因和盛伟富分开关押着，所以是不知道的。后来她答应当克格勃特工时，曾问过盛炜富的情况，苏方骗她说盛炜富早已参加苏联边防军，在巡逻时被中国越境潜伏在苏联境内的侦察兵杀死。钟秀翔当时听了，大哭一场，要来一瓶酒，朝着中国方向遥奠一番，发誓要为未婚夫报仇，这也是她死心塌地为克格勃效命的原因。在她看来，这种思想上已经上升为一种“信仰”了。
杜培生闻言不惊，紧盯着问道：“你的爱情是如何被埋葬掉的？
可以说说吗？”
钟秀翔冷冷一笑：“没什么不可以的！我的未婚夫盛炜富，1969年初死于侵入苏联领土的中国边防军人之手！”
“盛炜富死的时候，你在场吗？”
“我不在常如果我在场，我也不要活了，肯定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跟凶手拼命！”
“那你是怎么知道盛炜富亡命之情的？”
“是苏联同志告诉我的。”
杜培生眨着眼睛：“你的苏联同志没告诉你把盛炜富埋在什么地方，而让你去坟墓前祭奠一下？”
钟秀翔咬牙切齿：“杀死盛炜富后，他们把遗体也抢过去了！”
“以你这次潜来中国的身份，应该是判断得出此话的真伪了：即使盛炜富真如你所说的死况，中国方面也没有必要抢他的尸体啊，边防军要一个叛逃者的尸体干什么用？况且还要从苏联带回中国？”
钟秀翔闻言一愣，连续眨着眼睛，似乎是想把蒙在她眼睛前妨碍她视线的一层薄薄的东西去掉。她原本不笨，进了趟谍报学校后，思维更是清晰敏捷了，经这一点拨，便觉得此事似乎真的不合情理。稍停，她望着预审员，缓和了语气问道：“那么，你们是否听说过盛炜富的情况？”
杜培生说：“盛炜富确实已经死了，但他是自杀的，也可以说是苏联方面迫他自杀的！”
‘啊？！不！不可能！”
杜培生朝一个预审员点点头，他打开一个卷宗袋，从里面拿出一叠照片送到钟秀翔面前：“你看一下，这是盛炜富绝命遗书的影印件，这是当时苏联方面把盛的遗体扔到国境线我方一侧后，我方接收下来解剖前所摄的照片，这是我方法医对盛伟富作尸检后的书面结论影印件。”
钟秀翔接过照片，一张一张地仔细看着。预审员发现她的双手在微微颤抖，脸色越来越难看，白得吓人，青得可怕，然后是豆粒大的泪珠顺着脸颊一颗颗地滚落下来。终于，她把照片紧紧地贴在胸口，“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杜培生微叹一口气，站了起来，动手倒了一杯水，端着走到钟秀翔旁边，站在那里，候得钟秀翔止住哭泣，把杯子递过去：“姑娘，喝口水吧。定定神，定定神！”
钟秀翔接过杯子抬脸眼泪滂沧地望着杜培生：“谢谢！谢谢！”
她喝了水，掏出手帕擦去泪水，又看了看未婚夫的遗照，小心翼翼地问道：“能否告诉我：黑龙江在哪个方向？”
杜培生指指审讯室右侧：“那里！”
“能让我站一站吗？”她是要犯，虽然未上镣铐，但是那张专供犯人坐的椅子上有一块锁着的档板使她坐下后不能站起来，这是防止犯人施暴的一种措施。
杜培生点点头，让女预审员把锁具打开了。钟秀翔站了起来，几步挪到右侧，在写着“坦白从宽”四个大字的墙壁前跪了下来，双手捧着照片，朝黑龙江方向一连磕了三个头。她磕得很重，额头在木地板上碰撞出的“咚咚”声响，直叩每个预审员的心。两个男预审员担心她会突然撞墙，机警地站在她身后，随时准备作出反应。
钟秀翔磕完头，站起来，回到位置上坐下，双手捧着照片递还给预审员，又连说了两声“谢谢”。尔后，她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你们能不能把盛炜富的照片印一张给我保存？”
杜培生不假思索道：“行！”
“谢谢！谢谢！”
次日，钟秀翔果然得到了一张盛炜富的照片。
接着，钟秀翔就开始交代罪行了。她要求先由自己谈，不要被打断，待谈完后再接受讯问。预审员同意了这个看上去有点奇特的要求，于是钟秀翔便开腔交代了。她谈得很详细，从自己的家庭谈起，一直谈到“文化大革命”、去农尝在农场投毒犯罪及叛国当克格勃特工等，这些在前面已有叙述，不再重复，倒是需要写一写她此次受派遣来中国新疆活动的情况——钟秀翔在1970年6月底结束了为期一年的特务训练，从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按照克格勃的惯例，她被送往外高加索的凯斯洛夫克州的高加索山特亚巴尔温泉疗养院去休养。一个月后，休养期满，她被克格勃人事管理局分配往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谍报局第六部。但找钟秀翔谈话的那个人事管理局官员却没通知她去莫斯科克格勃对外谍报局报到，只叫她直接去苏联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阿拉木图市待命。钟秀翔马上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要被派赴中国进行什么间谍活动了，因为阿拉木图居于靠近中苏边境的城市，往东不到三百公里就是中国新疆地区。果然，钟秀翔抵达阿拉木图的第三天，就有克格勃官员找她谈话，让她准备去中国新疆执行任务，最近一个阶段将有人来给她介绍新疆的风土人情，并教她一些简单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语言。至于任务内容，待出发前再予以交代。
钟秀翔在阿拉木图郊外的一幢别墅里过着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克格勃官员向她解释：这不是软禁，而是因为阿拉木图距中苏边境线近，又不是旅游城市，像她这样一个东方姑娘频频在街头出现，容易引人注目，于她潜入新疆后可能会产生不利。这样到了9月初，克格勃派人每天用汽车接她去军用机场，进行跳伞训练。
一连训练了五天，钟秀翔已经掌握了要领。
第六天上午，来了四名穿制服的克格勃军官，汽车上带来了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里面除了钟秀翔被捕时所搜获的武器、电台等，还有“转队”的全套证明材料和一个五百克重的塑料袋，里面装着如白砂糖的晶状物。克格勃军官先向钟秀翔交代了她的“转队”事宜，然后谈了这次任务：那白砂糖似的晶状物，是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的生物专家研制的一种特种病毒，这种病毒被牧畜和食草动物摄入后，会产生一种传染疾病，症状是发热，几小时内即可升至极限体温，然后是七窍流血，在二十四小时内不治而亡。病畜从染上此毒开始，其所有的体内分泌物（液）都是新的传染媒介物。中毒发病的动物死去后，尸体如不立刻焚烧，那病毒将会在尸体内迅速繁殖，成为新的散播载体，随风、水、尘土等四面八方蔓延，使更多的牲畜染上疾病。这种可怕的牲畜瘟疫世界上从未出现过，所以没有病名。克格勃决定向中国新疆地区传播这种动物疾病，因此命名为“新疆出血热”。
“新疆出血热”病毒在实验室内的生存时间为二十七天，克格勃专家考虑到特工人员潜往新疆后的活动条件有限，可能在二十七天里无法散播，这样便会造成“师出无功”，所以他们动了脑筋，以药物使病毒处于休眠状态，到使用前将其激活。用于激活的化学物质便是盐酸。克格勃专家在这方面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盐酸在中国和苏联一样，轻而易举就能从商店买到的，所以既没让钟秀翔携带，也没为她准备一纸购买盐酸的假证明。这样，钟秀翔跳伞潜入新疆后，就不得不以盗窃方式获得盐酸，从而终于暴露了身份而被捕。
克格勃给钟秀翔配备了电台，让她完成任务后返回前与苏联境内联系，克格勃将在边境线予以接应。克格勃给钟秀翔规定的最后回返时间是1971年2月1日午夜。
钟秀翔一口气交代到这里，要了一杯水喝，然后说：“现在你们觉得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讯问，我一定老老实实告诉你们。”
于是，预审员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包“新疆出血热”病毒到哪里去了？
钟秀翔说：“哦，我忘了说，我一到巴拉坎二队村外，就把它埋起来了。”
“埋在哪里？”
“村外那口破庙后面。给我纸笔，我画一张坐标图给你们。”
审讯结束后，杜培生向公安厅领导汇报了情况，然后立刻率领四名警察驱车直赴吉也克镇。十四小时后，杜培生一行抵达吉也克镇，在派出所配合下，即往巴拉坎二队村外，按照坐标图，果然挖出了那包病毒疫苗。至此，这起案件的侦查工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钟秀翔其人，不久在看守所突然患病，仍是高烧不退，只是无感冒症状。所方即送医院，但医生动用了最好的进口药物也未能使高烧退去，二十四小时后她终于不治而亡。这天，是1971年2月2日，距克格勃规定的返回期限超过一天。而发病入院那天，正是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