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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迅速召集眉州街道、平凉街道各里委会治保委员开会，当场介绍了查缉对象的特征，要求治保委员回去立刻进行秘密查摸，务必在当天晚上前完成此事，将结果报来。所有参加侦查的侦察员都对这项调查寄予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到晚上8点钟当最后一个里弄报来调查结果时，他们失望了——这两个街道总共大约八万居民中并无类似“谢宝贞”这样的一个人物。
与此同时，对二钢医院张磊等二位医生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
侦察员找了外科医生张磊、放射科医生富一迪，但是两人无论怎么回忆，也想不出和“谢宝贞”接触时对方说过什么有侦查价值的话语。这样，有希望提供线索的只剩下一个人了——上石膏的辛宁医生。辛宁这天休息，去苏州游玩了，要隔天才能回来。几个头头交换了意见，决定连夜派警车赴苏州找其调查。
侦察员驱车抵达苏州，找到辛宁下榻的亲戚家时，已是凌晨1时多了。辛宁没有思想准备，乍见侦察员又惊奇又紧张，连听都没法听清来意，好一阵才定下神来，连连点头答应“回忆回忆”。他看了侦察员带去的病历卡上自己记下的处理记录，忽然兴奋起来，拍着大腿叫道：“记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姑娘，她是虹口区的！”
哦！侦察员闻言大喜，但因前面一次次希望都落了空，所以对眼前这一幕还有点半信半疑，为首的李平小心翼翼地向对方请教：“辛医生，你怎么知道她是虹口区的？”。
“她家就住在我家隔壁弄堂！”
哦！侦察员又惊又喜，忙向辛宁请教是怎么回事。辛宁说出了3月3日他和“谢宝贞”接触的经过：那天上午，骨折病人特别多，一会儿就来了七八个，最后一个是“谢宝贞”。偏偏只有辛宁一个人当班，只有一个护士学校的实习生做他的下手。那个实习生手脚很慢，惹得辛宁满腹生火，却又不能发泄，但脸面上肯定是很不好看的。“谢宝贞”甚是乖巧，见状便过来帮忙。她做下手倒比那个护校实习生利索，使辛宁的火气渐渐平息了下来。轮到“谢宝贞”上石膏时，后面只有一个病人了，辛宁便和她闲聊起来。她见桌上有一个印有“红星毛巾厂”的杯子，便问辛宁家里谁在那个厂工作。辛宁说他妻子在该厂工作，反问对方怎么知道“红星厂”的。
“谢宝贞”脱口而出：“我家就在‘红星厂’后门口。”
辛宁家也住在那一带，便说了地址。“谢宝贞”看上去感到很高兴，说她拆石膏就不到医院来了，直接去辛宁家拆。辛宁当时答应了。
侦察员听罢，提出了一点疑问：“你看了她的病历卡吗？那上面写着地址，你有没有发现跟她说的不相符合？”
辛宁摇摇头：“我没看。我们上石膏的只记病史，不开处方，所以一般是不看病历卡封面的。”
调查结果报到设在上海市公安局内的“2·28案件”临时侦查指挥部，几个负责人大喜，当即拍板：立即传讯！
3月15日早晨7时许，十多名便衣警察悄然来到虹口区红星毛巾厂后门外的弄堂里，将“谢宝贞”家团团包围。居委会小组长上前叩门，来开门的是“谢宝贞”的姐姐，她见门外站着几条大汉，不禁一怔，还没等她回过神来，侦察员已经一拥而进。客堂间里，一个中高身材、皮肤黑黑的姑娘站在桌前，正提着热水瓶往杯子里倒水，见有人闯进来，她马上把热水瓶放回原处，盖上瓶塞，尖着嗓子喝问：“你们干什么？”
她一边说话，脚下一边往里间挪步。但两个侦察员已经挡住了里间的门，另外两个逼上去，看了看她上着石膏的左脚，二话没说，马上揪住，扣上手铐，押了就走。
“谢宝贞”被押进上海市公安局的审讯室时，倪炯敏、刘城、李平已经等待多时了。审讯立即开始——“你叫什么名字？”
“皮勇。”
“年龄？”
“二十二岁。”
“你的职业？”
“我是知青。”
“在哪里插队落户？”
“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
“怎么来上海？”
“上海是我家，我在内蒙古待着没劲，就回来了。”
“几时回来的？”
“早就回来了，去年夏天就回来了。”
刘城换了个话题：“今年春节你在哪里过的？”
“上海。”皮勇面不改色。她受派遣潜入中国活动前，克格勃的谋报专家给她拿过主意：据可靠情报（估计可能是分析皮勇叛逃时的情况所作的结论，而不是情报）。你的叛逃并未被内蒙古方面察知，那匹马未被中国边防军抓住，逃回本屯了。你如果落网也完全不必害怕，一口咬定是内蒙古知青就是了。皮勇吃了这么一枚定心丸，所以真的不害怕。
接下去又审了几个问题，皮勇都是信口开河回答的。这样，审讯便告一段落，安排皮勇吃早餐，她提出要喝酒、未获准，弄了一碗牛肉面给她吃。
邵冬锋率人拘捕皮勇后，随即对皮勇住处进行了搜查，未搜出“2·28案件”密件或者其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侦察员请示临时指挥部后，将皮勇全家人暂移居委会居住，将皮家封闭，派人昼夜看守。与此同时，邵冬锋布置几名侦察员分头找皮勇家人和邻居了解皮勇的情况，掌握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时间情节：皮勇自去年3月离沪赴内蒙古插队后，直至今年3月2日方才返沪，中间未和家里人通过信。
邵冬锋把这个情况带回市局后，刘城、倪炯敏当即决定立刻接着审讯。原以为在摊出这个证据后，皮勇会举手投降，被迫承认作案情况。殊不料她对警方祭起的这个“法宝”根本不当一回事，“九供不离一辞”，始终咬定自己是去年夏天就返沪了。问她为何家人、邻居都不能为此言作证，她冷冷一笑，反问“我怎么知道”。
审讯再次告一段落，众侦察员聚在一起讨论应当如何对付皮勇。议了一阵，倪炯敏猛然想起从“先锋厂”带来的留在从邝裕祥家里抄出的毛线帽里的那根女性长发，不禁大喜，笑道：“有了，让科学鉴定来说话吧化验那根毛线帽里的头发！”
此言一出，全室鼓掌。于是当即去皮勇那里取了一根头发，连同从“先锋厂”带来的那根头发，一起送往市公安局技术处作比照鉴定。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根头发是属于同一个人的。至此，已经完全可以认定皮勇是“2·28案件”的作案者。
三审皮勇，这个扒手出身的克格勃特工仍然咬紧牙关不肯松口。这次审讯特请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的一位资深预审员出马，整整持续了十四个小时，但是，皮勇连自己的特工身份都坚不承认，“2·28案件”更是一问三不知。
临时指挥部经过紧急商议，决定分两步走，一步是继续提审皮勇，开展政策攻心和人道感化，力争使案犯如实招供。一步是立刻开始组织力量对皮勇3月2日返沪后的行踪进行严密的调查，对她抵沪后至被捕这段时间内的活动内容列出一张时间表，并且要查明她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的情况。
后一步行动，警方共出动了四十六名侦察员，昼夜不停连续转了三天四夜，查清了皮勇抵沪后的活动情况：从3月2日抵沪后，3月2日即去二钢医院治骨伤，上石膏后三天未出门、遵医嘱卧床休息。从3月6日开始，在弄堂及附近马路闲逛，走访同学、朋友，称自己是从内蒙古插队地来沪探亲的，至3月15日被捕时，从离家时间上推算，未离开过上海市区。侦察员分析：皮勇作案得手后扭伤脚骨的情节，肯定不在克格勃的方案之内，因此有了她冒险赴沪养伤一节。从这点推理，上海无皮勇的“下家”，皮勇所窃的密件并未转移出去，而由她藏匿起来了。
这几天里，对皮勇的审讯始终没有间断过。上海市公安局预审处派出了三名优秀预审员，倪炯敏也出马助阵。但是，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使皮勇开口说实话。倪炯敏后来回忆起这段情节时，犹自不无慨叹道：“想想四个老家伙还拿不下这样一个比我们的儿女还年轻的嫩丫头，真是老脸无光啊！”
幸好还有“桃树上不长果子，就到李树底下去”的说法，皮勇不招供，就循着她来沪后的活动轨迹进行调查。侦察员估计皮勇把密件寄放于她的哪个同学、朋友那里，于是决定逐个进行访查。根据前面调查得知，皮勇来沪后曾和十九名同学、朋友有过接触。警方抽调了三十八名侦察员，同时出动访查那十九名对象，没人承认皮勇曾把什么东西寄放在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在上海船厂工作时女青年朱某提供了一条很是模糊的线索：皮勇曾向她打听过上海公共场所现在寄存包裹物品的情况。去调查的那两个侦察员闻之一个激灵；难道皮勇把窃得的密件寄存到车站、码头、旅馆、影剧院等等地方的哪个寄存点去了？他们当即返回市局，向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
临时指挥部的几位负责人紧急交换意见，认为从克格勃惯以平信、普通印刷品夹寄重要密件这一传递情报的手法来看，皮勇用寄存包裹的方式来藏匿所窃密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近乎无线索的情况下，有必要把这个假设当作线索来查一查。但是上海全市可以寄存包裹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一查下来在操作时难度甚大，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另辟蹊径。众侦察员经过讨论，集思广益，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从查寄存牌着手。皮勇既然寄存了东西，那么寄存处肯定给了她一块作为凭证的寄存牌。只要找到这块寄存牌，就等于找到了密件。
皮勇被捕时，由女侦察员在指定的密室中对其进行了搜身，并未发现寄存牌；在对她家进行搜查时，也没看到过金属圆牌、竹筹之类的东西。侦察员进行了讨论，“设身处地”从皮勇的角度考虑，应当把寄存牌放在何处。议来议去，大多数观点认为多半藏在家里。指挥部于是决定再次对皮家进行搜查。
这次搜查，指挥部精选了六名侦察员，四男二女，都是性格精细、韧性甚笃之辈。搜查从晚上9点钟开始，由于要求是“越细越好”，所以费时很长，一直搜到下半夜2点钟才结束，搜遍了屋内屋外，但并未搜到什么。带队的邵冬锋、李平傻了眼，互相对视着，嘴里嘟哝着：“怎么搞的？”
一个女侦察员：“会不会藏屋顶上了？”
邵冬锋说：“有这个可能……”
另一个侦察员说：“难道要爬到屋顶去掀掉瓦片？”
李平分析道：“掀瓦片那倒没必要，因为皮勇的脚上着石膏，不可能爬到屋顶上去，再则她如果上屋顶，势必会惊动家人和邻居，所以，既便藏在屋顶，也就在檐口处。”
邵冬锋说：“言之有理！就在檐口处找。”
几个人用手电筒照着翻遍了檐口的瓦片，没什么收获，倒弄了两手灰。当时上海居民使用的还是公用自来水龙头，家里没自来水。侦察员要洗手，便从水缸中舀水。一个姓唐的年轻侦察员等不及了，找了个脸盆，抓起一个热水瓶就倒水。那水是几天前灌的，早就凉了，小唐一只手抓着热水瓶倒，另一只手已经在水里洗了。没料想到忽然从热水瓶里掉出一块铝牌牌来，正好落在他的手里。小唐一怔，定睛一看，见上面有钢印敲着的号码“390”，恍然大悟：“寄存牌！”
一声惊呼早已引来众人，铝牌牌在一双双手里递来传去，一致认定肯定是寄存牌。邵冬锋猛然想起那天逮捕皮勇时，她正站在桌边倒水，不由大发慨叹：“这家伙的手脚也真是快，就当着我们的面把这块牌牌藏进了热水瓶，怪不得她能从机要通讯员身上窃取密件了！”
找到了牌牌，侦察员接下来的工作尽管还很烦琐，但是总算有希望了。天亮后，李平和两个侦察员驾了摩托车，直奔北火车站，未着，调头去虬江路长途汽车站，也称不是他们的寄存牌，再往十六铺轮船码头，终于凭牌领到了一个小旅行包，因已超时，付了一元八角钱。
旅行包拿到市局，先是拍照，然后打开（上面有一把密码锁，这当然难不倒侦察员），里面有几件女式衣眼、五千元人民币和一个密封着的“西装皮夹”密件！经检查，诚如“先锋厂”警方所估计的，密件未被打开过。
破案消息随即通过电波传往北京、西南、西北各有关部门，所有有关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皮勇在最后证据面前，不得不供认了自己叛逃苏联成为克格勃特工、受训后又潜来中国窃取氢弹试验技术数据密件的罪行。
根据北京的指令，皮勇被押解北京。该案于当年10月审理结束，年底，皮勇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临刑前，皮勇对自己叛逃投苏一举后悔不已，痛哭流涕，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该这样！”
第十二章 特务学校的桃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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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官收到了特务学员的求爱
情，怎生奈何？
皮勇在中国公安机关接受审讯时，傅索安在“契他伊斯卡雅”待务学校也遇到了头痛事。她的头痛事对于一个克格勃特务学校的女教官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在克格勃几百所特务学校数以千计的女教官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她收到了一个男学员的求爱情。
这个男学员名叫黄一煌，1947年出生于哈尔滨市。他的父母以前都在白俄商人开的洋行当职员，因此都精通俄语，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有一段时间为驻哈尔滨的苏联红军当过翻译，后来双双去了苏联，“文化大革命”前就获得了定居证。黄一煌留在哈尔滨和姥姥过日子，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本来考上哪所名牌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但恰恰碰上“文化大革命”，于是只得在家闲逛。1968年夏秋之交，中国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帷幕，第一批是去中苏边境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由于是反修前线，对报名者须进行政审，认为合格的方能批准。黄一煌报了名，但一政审马上退了回来：父母均在苏联，儿子去边境地区，没准儿会叛逃！
这黄一煌也是个高智商的角色，他打定主意要于的事，一杆子扎到底，怎么也要办到。政审没通过，他就写血书、刷大标语，还搞了几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最后，正当旁人在嘲笑他“痴心梦想”的时候，一纸批准他去军垦农场的通知书飞到了他的手头。
黄一煌如愿以偿去了军垦农场，头两年表现甚为出色，团里点名让他当了排长，又过了几个月，提拔为副连长。1970年底，正当上级在考虑要把他“扶正”时，这位副连长突然失踪了。当时，军垦农场的知青们对他的失踪议论纷纷，许多人都说他越境投敌去“老毛子”那里了，连头头们心里也犯了嘀咕。但谁也没听黄一煌说过叛逃或者看见他跑到对岸去了，所以没有证据，组织上也不好下结论，只好作为悬案挂在那里。
其实，黄一煌从报名欲去军垦农场时，就已经打定了叛逃投苏的主意。之所以伪装积极，拖了两年多才开溜，完全是出于“稳妥”的考虑，要么不逃，逃则必成。黄一煌逃得很顺利，但到了苏联却不顺利。苏联人把他关进拘留所，先是不答理，关了三四个月后才进行和傅索安叛逃伊始差不多的审查。一直审查到1971年底，才把他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黄一煌身高1米80，魁梧健壮，相貌堂堂，是一个美男子，又是高中毕业生，并且智商高人一等，所以很受克格勃专家的看重，把他安排在高级班接受训练。根据“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教学计划，高级班的学员须在该校接受三年训练，待到毕业时，基本上已具备初级“全能特工”的水平。黄一煌入校后，知晓了这一点，便有些趾高气扬，不大把其他学员放在眼里。
被克格勃选中送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受训的学员，应该说都是有些智商及其他方面的底子的，所以每个学员或多或少都有些看不起同学的想法，只不过有的人没显露出来罢了，这不足为奇。使人感到奇怪的是，黄一煌不但看不起同学，甚至还看不起教官。第一个被黄一煌看不起并且在课堂上公开顶撞的，是一位姓陈的越南教官。这个陈教官是主讲游击战战术的，他来自越南南方，原是中学体育老师，后来参加游击队，和美军及南越伪军打过几年游击，官至参谋长（哪一级就不清楚了）。1970年，他被送来苏联进军事院校深造。次年正好组建“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于是把他弄来这里担任游击战战术课教官。若论真枪真刀游击作战，这陈教官无疑是行家里手，但让他在讲台上摆布却弄不大来。首先，他不善于把肚子里的体会转化成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其次，他的汉语说不好，而在这所学校里必须用汉语来讲课的。所以，让他干这一行确实是很有些难为他。而黄一煌呢，人既聪明，又肯钻，没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