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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克格勃中心医院传染病科的意见，傅索安被送进隔离病房进行治疗。她所住过的公寓房间，由医院派人去进行了彻底的消毒。傅索安待在隔离病房，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根据医院规定，病房里没有电视机，也不能听收音机，更不能阅读书报。为防止交叉感染，每个病人住一间病房，互相间不许接触，连去花园散步也是规定时间，轮流进行，就像监狱里的囚犯放风。一到晚上，每间病房外面的铁栅栏门全都关上、上锁，严防病人乘医务人员的疏忽而互相串门、混居。这些措施，令病人个个头痛，对于傅索安来说，还有一层简直难以忍受的痛苦：不能喝酒。医院的营养师给病人安排了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菜肴，但当然没有酒，哪怕是啤酒也不让喝一滴。已染上酒瘾的傅索安在病情稍稍稳定后，便动起了搞酒的脑筋。起初，她想请一个看上去脸善心慈的护士代购，但却没卢布——每个病人入院时，都必须交出身边所有的物品，由医院代为保管，到出院时再发还。于是，傅索安试着和那个护士商量，请她代购，待出院后偿还，加倍或者加几倍都行。那护士听了，一双眼睛在口罩上沿瞪得犹如铃铛，用看外星人一般的眼光盯着傅索安，片刻，嚷了一声“天哪”便奔了出来。
半小时后，传染病科主任走进了傅索安的病房，神情严肃地在她面前站下，打开手中的笔记本，用法官宣读判决书般的声调念道：“傅，我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管理局人事管理处的委托，向你宣布一项决定：由于你在住院期间严重违反规定，视同违犯纪律论处，特予以警告处分一次。傅，听明白了吗？”
“是的。”傅索安点头，心里在咒骂那个护士。
“具体书面手续在你出院后补办。”
从此，傅索安断了搞酒喝的念头，只得安安分分住院。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两个月，到1973年8月7日，她的肝炎给治愈了，医院通知她：今天出院。傅索安从沙发上蹦起来，一声“乌拉”还没喊出口，那个医生又接着往下说了：“根据你的患病情况和健康恢复程度，经报请第一管理局批准，决定送往黑海疗养院疗养两个月，立即出发。傅，特别要提醒你的是：不能喝酒和其他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你的肝脏已经失去了排解酒精的功能，再喝的话，等于在和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明白！”傅索安心里一凉，不是为肝脏的功能，而是为这条禁酒令。克格勃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禁酒令一定会传往疗养院的。
果然，傅索安和另外几个出院的特工由医院派人护送前往位于新罗西斯克市的克格勃黑海疗养院后，那里的管理官员马上找她谈话，通知她必须严格执行禁酒令，这里的餐厅、酒吧、商店都已有她的照片，不会向她供应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这样，傅索安又过起了无酒的日子。这次更难熬了，因为周围人都有喝酒。幸亏半个月后，她新结识的几个一同疗养的特工朋友同情她，又经不起她的死缠软磨，偷偷给她买起了伏特加．她才在精神上得以“起死回生”。
两个月后，疗养期满，傅索安接到通知让她速返莫斯科。她飞返莫斯科后的第三天，就接受了一项重要使命——赴香港暗杀一名黎巴嫩商人。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项暗杀行动的背景——20世纪60年代前期，法国航空工业界在戴高乐总统的亲自过问下，设计制造成功了一种名叫“蜃楼式飞机”的战斗轰炸机。
蜃楼式飞机全长十四点一五米，宽八点二二米，高四点二十米，自重六点三吨，相当于美国F104型轻型飞机。它具有用二马赫（马赫即气流速度与音速的比）的高速连续作战二小时的能力，最高的实际飞行高度为二万九千五百米，续航距离为三千公里。机上配备三十毫米机关炮两支，“马托拉”空对空导弹两枚，还可以携带炸弹和其他导弹。在当时，蜃楼式飞机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的超音速喷气战斗轰炸机，因此而被认为是“法国的光荣”。
蜃楼式飞机一问世，便立刻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苏联情报机关探知蜃楼式飞机装置有特别的电子仪器。为此，引起了苏联国防部的惴惴不安。从1966年开始，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向克格勃下达命令让搞取蜃楼式飞机的技术情报。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第五部的特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在法国盗取了一些这种飞机的设计资料。由于数量有限，苏联的航空器专家未能完全了解这种飞机的功能。
1968年秋，以色列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了“中东战争”。从法国购买到蜃楼式飞机的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占尽了空中优势，把埃及配备的苏制米格式飞机一架架的击落在中东的沙漠上。这一情况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惊慌，因为当时酉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诸国，合计已从法国购进了将近三百架蜃楼式飞机，苏联国防部认为这是对苏联的巨大威胁。为了有效地对蜃楼式飞机进行作战，苏联必须取得一架蜃楼式飞机实物，以进行实际研究，在控制下进行假想作战，制定战术。
1969年7月下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达命令：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国外窃取一架完整的蜃楼式飞机。
克格勃接受任务后，由安德罗波夫主席亲自召集有关专家举行会议，研究盗机地点。经过反复研究，最后选定在中东地区的黎巴嫩下手。克格勃的这个决定，出于以下考虑：首先，黎巴嫩这个地处地中海边上的国家是个小国，该国人口仅二百五十万，军队仅一万五千人，反间谍机关力量薄弱，政府的腰杆子也不硬，是无法阻止克格勃的坚决行动的。其次，在克格勃看来，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见利忘义、贪得无厌的人，只要肯出巨额赏金，黎巴嫩肯定有人会上钩协助盗飞机的。
克格勃总部将这项行动下达给对外谍报局，限令必须在三个月内圆满完成。
对外谍报局对这项由勃列日涅夫亲自批准的行动自是特别重视，四名正副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中将、华西里，莫塞契科夫少将、米哈伊尔·钦巴尔少将、伊凡·亚格扬特斯少将经过数次密商，决定指定对外谍报局在黎巴嫩的间谍头子亚历山大·高米亚科夫负责策划并指挥这项行动。亚历山大·高米亚科夫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黎巴嫩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立刻被外交部出面召回莫斯科，由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局长亲自向他交代任务。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说：“阿拉伯人贪财，你准备花大价钱引他们上钩，比如一百万、二百万美元！”
高米亚科夫吃惊地睁开眼睛：“百万美元？！”
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笑道：“几百万美元办这件事算不了什么！对外谍报局每年用于搞国外情报的财政预算就达十五亿美元哩！”
“局长同志，明白了，我回到贝鲁特后，马上着手操办此事，保证按期完成。”
高米亚科夫飞返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决定动用在间谍业务上受他领导的苏联红军情报局潜伏在黎巴嫩的特工、公开身份是苏联驻黎巴嫩贸易代表团代表符拉季米尔·华西列夫，因为华西列夫手中掌握着一个关系，可以和黎巴嫩空军里的人接触。这个关系名叫哈桑·巴达维，原是黎巴嫩空军的飞行教官，后来因为涉嫌走私贩毒和道德腐败而被空军革职开除。哈桑·巴达维凭着自己那手高超的驾驶技术，进了中东航空公司，当了一名机长。大约在1967年6月，他被华西列夫发展为克格勃的间谍。高米亚科夫作为华西列夫的业务上司，是知晓哈桑·巴达维的，认为现在该是发挥其作用的时候了。
华西列夫立刻向哈桑·巴达维下达了指令。哈桑·巴达维面无难色，胸有成竹道：“这事好办，我找我以前教过的马赫穆德·马他耳中尉就是了。”
哈桑·巴达维把马他耳中尉请到自己的家中，边喝咖啡边问：“中尉。你想发一笔大财吗？”
马他耳望着他的教官，眼神中含有疑惑的成分：“当然想发财，但不知道应当怎样去发？”
“我有几位朋友，他们需要一些东西，你是完全可以给他们弄到手的。”
“什么货色？”马他耳以为巴达维是让他夹带什么私货，“我在空军开飞机，可没有你在民航那样方便。”
“不！恰恰相反，正因为你在空军，才有办法做成这事——他们想要一架蜃楼Ⅲ—E战斗轰炸机。”
马他耳被这句话吓得背沁冷汗：“这……可不得了啊！”
哈桑·巴达维说：“你听着，只要能把一架蜃楼式飞机弄到手，你可以捞到三百万美元，保证你一辈子也享用不完。至于你怎样去花这笔钱，谁也管不了你。你可以周游世界，离开黎巴嫩，过王公贵族的生活。”
马他耳一阵沉思后，问：“你的朋友是什么人？”
“那无关紧要，只要你肯干，那就成了，管他们是什么人。有奶便是娘，谁给钱谁就是上帝，不是吗？”
马他耳说：“钱这东西，谁能拒绝呢？不过，这是一件等同于贩毒的大事，它将完全改变我的生活道路。对于这样一件大事，我需要慎重考虑，所以今天不可能答复你的。”
哈桑·巴达维点头：“对！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不过这里可以向你保证，这事会为你作十分周密的安排，不会出差错的，你放心好了。过几天我们再见面，到那时你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吧。”
马他耳点头同意，告辞而去。
八天后，哈桑·巴达维打了个电话给马他耳：“中尉，我的那些朋友又问起你了，你作出决定了吗？”
马他耳回答：“我同意你提出的条件，我肯干。”
两天后，马他耳应约来到哈桑·巴达维的家中，和华西列夫见面。华西列夫十分谨慎而且正式地对马他耳提出一系列问题，询查他的个人出身、家庭背景、个人履历、在军队中的记录、飞行经验。最后，他满意了，说道：“我们的计划说起来十分简单，你只要在常规训练飞行时正常地起飞，飞出海上去，然后通过无线电说你的飞机出了机械上的故障，过一分钟左右，发出求救信号，跟着你就俯冲下来，贴着海面飞行，避过雷达网的侦察，改变航线，飞往巴库，他们准以为你已失事跌进海里去了。”
“明白了。”马他耳点点头，又问，“你们在什么地方和怎样交付那三百万美元的报酬呢？”
“三百万！”华西列夫吃惊地叫起来，“不！不！是谁说三百万美元？我们只出一百万美元啊！”
马他耳也叫了起来：“什么！讲好了三百万，怎么变卦了？对不起，我不干了，我才不会为了区区一百万去冒这个险呢！”
“我没有答应过出三百万呀！”
马他耳不满地转过头，问哈桑·巴达维：“这怎么搞的？你不是讲好他们出三百万美元的？”
哈桑·巴达维的脸胀得通红，支吾以对，他为了要引诱马他耳合作，夸大了数目，而华西列夫事先只讲肯出大数目，没说明是三百万还是一百万，现在事情就因这数目僵住了。马他耳坚持三百万才肯干，而华西列夫只答应出一百万，于是争吵不已。最后，在哈桑·巴达维的调解下，马他耳很不情愿地答应减至二百万，不过要先付六十万作为预支款。对此，华西列夫感到很为难，说：“这事我个人做不了主，我得和别人商量一下，才能决定。”
华西列夫去向高米亚科夫请示，高米亚科夫尽管事先有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局长交的底，但心里还是感到不踏实，便于9月9日带了华西列夫搭乘苏联航班飞返莫斯科。因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不在苏联，他们便直接去向克格勒总部请示。
克格勒总部听完了他们的汇报后，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订出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连同活动经费预算，送交政治局审核通过。
计划很快就得到批准，因为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十分焦急，要求克格勃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务必弄一架蜃楼式飞机回来。由克格勃研究订出的计划，政治局认为切实可行，并下令要高米亚科夫和华西列夫立即返回贝鲁特执行。同时，还讲明无论如何要把飞机弄回来。高米亚科夫和华西列夫当即飞返贝鲁恃，他们还带了一系列详尽细致的指示，这些指示是用俄文和法文写成的，以保证他们和马他耳都能了解得完全正确，不会有任何误解，导致行动上的差错。
9月中旬，他们回到贝鲁特之后，华酉列夫把马他耳约到他那间在离苏联大使馆三个街口远的苏联外贸团的公寓七楼的住所去见面。马他耳应约前来，华西列夫将他引入客厅，那里还坐着一个苏联人——高米亚科夫。
高米亚科夫对马他耳说：“我们已同意了你提出的二百万美元的要求，不过，讲到预支，按做买卖的常规，支六十万未免太过了点，还是按百分之十预支吧，那已是二十万了，足够你安家的了。”
马他耳无可奈何而又勉强地点了点头。
高米亚科夫于是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实行这次偷机的飞行？”
“我10月3日预定要作一次训练飞行的。”
“好极了！到时候我们会做好一切准备接你的。另外，为了你妻子儿女安全，最好是在这几天把他们送到莫斯科去，你们今后一生就可以在苏联过着高枕无忧的豪华生活了。”
马他耳拒绝道：“不！我妻子不会到苏联去的，我讲老实话吧，我并不信仰你们的制度，我答应偷飞机只是看在钱的分上，并非出于什么思想认识的原因。我已同妻子商量过了，我们打算在瑞士过下半世。”
高米亚科夫对马他耳断然拒绝在苏联生活并不感到受窘，他预料到有这个可能，他在阿拉伯国家做过九年间谍工作，对阿拉伯人太了解了！于是，他说：“中尉，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你要到哪儿去随你的便，你为我们干好这工作就行了。我们会关照你下辈子的。当然，要是你欺骗我们的话，我们也会关照你下半辈子，要你的命的。”
马他耳冷冷地说：“我不在乎你说些什么，我会做我的工作，不过在我起飞之前，一定先得拿到那二十万美元。先讲明了，我可不要现钞，拿一大捆外币我无法处理，既不宜存银行，放在家里又怕被偷掉。再说，我不会分辨伪钞，谁知道你给我的现金是真的还是假的。”
高米亚科夫点头道：“也可以。9月30日晚上，我们在这儿再碰一次头，对飞行计划作最后一次讨论。支票，到那时会交给你的。”
克格勃的这次行动，直到那天晚上高米亚科夫和马他耳这次谈话后，才向苏联驻黎巴嫩大使萨巴瓦尔·阿兹摩夫透露。这位大使对此行动极为担心，立即指示大使馆二等秘书打了个电话给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官员，说大使先生由于身体不适而取消了原定在10月1日和美国大使的会见。对方问美国大使什么时候可以过访，这边的回答是“过了10月3日再说”。
9月30日晚上，马他耳中尉按约来到华西列夫寓所，和华西列夫、高米亚科夫进行起飞前的最后讨论。一见面，高米亚科夫便交给马他耳一张二十万美元的支票，是1969年9月29日由莫斯科人民银行过户的，写明支付给马他耳的父亲，那是马他耳要求的。高米亚科夫另外还给了马他耳二千五百美元现钞，说是给他太太在欧洲生活的费用。
华西列夫对航空方面比较熟悉，将克格勃关于这次行动指示的法文本慢慢读给马他耳听，讲清楚这次飞行的准确高度和航线：“在飞到一千米高度时，向贝鲁特机场控制塔报告，说发动机出了毛病，操纵舵失灵，然后发出紧急求救信号。在这之后，将无线电通话完全切断，飞机急剧俯冲，在接近海面时贴着海面平飞，避过雷达侦察网，然后向苏联飞去。在你越过苏联国境四分钟之后，就会有三架歼击机飞来与你会合，为你导航飞往阿塞拜疆的巴库，如果会合不上，那时你就用322千周的频率，同我们的基地联络……”这时，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华西列夫站起来走到门边，开门一看，走廊上有一群穿军装的黎巴嫩人，正拔出手枪指着他。华西列夫狂叫一声“有宪兵”，想把门关上，但已经来不及了。这时，马他耳飞身扑向华西列夫，抱住对方，两人纠缠着滚倒在地上。高米亚科夫拔出手枪开火了，击中宪兵队长的腹部和腿部。华西列夫也挣扎了起来，向宪兵开枪。宪兵立即开枪还击，将两个苏联特工击伤后捕获。
10月1日凌晨1点，黎巴嫩政府发布了一项新闻简报，宣布逮捕了高米亚科夫、华西列夫和哈桑·巴达维三人。几小时后，官方通讯社随即发布新闻公报，详细报道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原来，马他耳中尉是一个爱国的黎巴嫩人，他在和哈桑·巴达维第一次接触后，当即向黎巴嫩军方反间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