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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如实回答：在你被本防区拘押期间，是否受到我们这里任何一个军人的不法伤害？”
傅索安听上尉翻译着，心头的沉重在一点点地减轻。上尉翻译完，她心里顿时一阵轻松，连忙站起来，连连鞠躬，说：“我从踏上伟大的苏联国土开始，就受到了贵方的人道主义的待遇，我感谢贵方拯救了我——从身体到灵魂。”
营长听了，笑容又在那张胡子拉碴的脸上绽开了，连连点头，用俄语说着什么。他还想问什么，但这时外面传来直升飞机的引擎声，他便站了起来，说：“就谈到这里吧，接你的直升飞机来了。
中国姑娘，和你告别了，真诚地希望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防区里。
祝你幸福！”
傅索安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很久以后，她才理解这句话的内涵：根据规定，如果越境者被遣返回国的话，当时都是在越境地点原地遣返。如果她被遣返，自然仍被押回第36号地区。
边防营长的意思是希望她不被遣返，所以说了这么一句话。
营长说完这句话，大步出去了。上尉朝傅索安看看，也走出去了。马上从门外进来两个佩手枪的卫兵，朝傅索安面前一立，打着手势让她跟他们出去。傅索安被两人押着出了办公室，走下楼梯，进入一间面积不大的会议室。这时，她听见前面传来引擎发动的巨大轰响，然后倏然而止，直升飞机在营部前的大操场上降落了。
大约过了五分钟，边防军营的一位少尉军官、军队监察局的那个上尉陪着两个莫戈恰国家安全部门的便衣特工走进了小会议室。他们来到傅索安面前，特工看了看她，把目光转向边防军方面的那两位，说了句俄语，听上去是在询问什么。上尉回答了一句。
一个特工点点头，望着傅索安，说着生硬但能听懂意思的英语：“你就是那个从中国越境过来的红卫兵？”
傅索安用英语回答：“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傅索安。”
特工点点头，原来这是验明正身，防止押错对象。那个少尉从公文夹里取出几张纸，估计是《抓获经过》、《讯回笔录》、《拘押情况》、《体检记载》之类，一张一张就像递交大额面钞票那样递给一个特工，后者—一看了看，点点头，在文件夹里签了名。另一个特工也签了名。
至此，交接手续算是结束了。一个特工从怀里掏出一副手铐，扣住了傅索安的双腕。傅索安对这副手铐的感觉是：比中国的手持大而笨重，估计是根据苏联人的体型而设计的。
两个特工押着傅索安出了营部大门，门外大操场是停着一架小巧玲珑的直升飞机，傅索安后来在克格勃特工学校受训学习识别飞机时，弄清这是苏联1962年设计制造的“红色之鹰二型”轻型直升飞机，专用于短中距离之间的军事突袭。直升飞机周围站着十几个军人，都是营部卫兵、军官，出来看热闹的。见特工押着傅索安过去，他们都把目光移向她。一双双蓝眼睛看得傅索安浑身极不自在，就像在鲍家庄的批斗会上一样，她只好低垂着脑袋，机械地迈着脚步，似乎好一阵才走完了那段其实并不长的距离，顺着特别的阶梯很高的铝合金舷梯上了直升飞机。
机舱里，所有靠舱壁的位置都设置着一种活动椅，不用时可以折迭起来翻上舱壁，以节省空间盛置物品。傅索安发现四张椅子翻下着，其中两张上面坐着两个穿空军地勤制服的年轻苏联士兵，怀里抱着冲锋枪。见她进舱，他们立即调整姿式，把冲锋枪口戒备十足地对准她。一个特工看了看机舱四周，从角落里扯出一个草黄色帆布口袋，扔在傅索安脚下，示意她就地坐下。傅索安遵命坐下，两个特工把机舱门关上后，也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时，驾驶员发动了引擎，直升飞机发出很响的轰鸣声，傅索安坐在舱板上，只觉得机肚里面在强烈地颤抖着。她还是第一次坐飞机，不禁有些奇怪：飞机怎么是这样的？抖得那么厉害，要抖掉了一颗螺栓，这飞机不是散架了？她还没想出个究竟来，飞机升空了。傅索安只觉得心一悬，传进耳朵里的轰鸣声一下子减轻了许多，舱板下也抖动得不那么厉害了。傅索安觉得甚是新奇，竟暂时把对莫测凶吉的前程的担忧扔在一边，心里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想站起来看看舷窗外是什么样子，但目光触及押解人员那凶狠的脸孔，便骤然失去了勇气。
飞机起飞时，地面阳光灿烂，空气中一片春天的气息。但是，升空飞了一会儿，情况就变化了，飞机钻进了一个乌云团，舷窗外像探照灯那样射进来的光柱像被一刀切断似的倏然消失了，机舱里顿时光线黯淡。接着，高空的气流像一只巨大的手掌一样，抓住了飞机并且肆意摆弄，把飞机在空中抛上跌落，左右摇晃。傅索安坐在舱板上，身子随着飞机的晃动而摇晃着，就像小时候在公园里玩一种叫“摇摆舢舨”的游乐器具。她的双手被铐在身前，不能分开，便只得快速左右移动，在失控时双手同时支撑，以保持身体的平衡。
那四个特工和士兵紧紧抓着座椅上的帆布软拉手，不一会，由于颠簸得厉害，一名士兵开始呕吐。接着，另一名士兵也出了洋相，他在摇晃着，手中的冲锋枪跌落在地，直滑到傅索安旁边，被傅索安一脚踢回到他的座位旁。一个特工见状站起来，一手扶着椅子，一手指着那个士兵用俄语乱骂了一阵。另一个特工也站起来，把另一侧舱壁上的一个椅子拉下来，固定，然后示意傅索安坐到那里去。
这种颠簸状况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随着一团光柱切入舷窗，宣告飞机钻出了云团，摆脱了气流的控制，飞机顿时变得平稳了。
又飞行了一会儿，直升飞机开始盘旋，接着降落在莫戈恰市郊外的一个军用机场上。
按照原定计划，傅索安将乘上这天下午飞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架军用运输机押解该市，停留一夜后再去莫斯科。但是，情况起了变化，那架军用运输机因所载货物未运到机场而推迟至次日起飞，这样，傅索安就须在莫戈恰军用机场待十多个小时。
傅索安一下飞机，马上被汽车载往位于机场一侧孤零零的一幢建筑物，那是机场的机械仓库，其中一间没有窗子的空房子成为傅索安的临时牢房。牢房里有一股浓烈的机油气味，靠里侧墙边放着一张临时支起的行军床，傅索安可以坐或睡在上面。外侧靠门口放着两把椅子，那是两个押解特工的位置。他们奉命寸步不离守着傅索安，连傅索安上厕所也必须跟着。这使傅索安很是难堪，但她无可奈何。
那两个年轻士兵下飞机后就不知去向了，仓库外面安排了一个岗哨，由机场卫兵担任警戒，两小时一次换岗。
傅索安在临时牢房待下后，机场派一辆汽车送来了午餐。一共是三份，每份装在一个托盘里，有面包、熏肉、香肠和一种又酸又成的叫不出名称的蔬菜。两个特工和傅索安吃一样的食物。吃完后，每人还有两个苹果。
晚餐也是这样，但内容变了，也是荤素搭配，还有一道甜点心。
这天晚上，傅索安在行军床上睡了一会儿。那两个特工，仍守在他们的岗位上，也不知他们打盹没有。
次日上午，傅索安被押上另一架飞往鄂木斯克的军用运输机，于下午2时飞抵鄂木斯克。下飞机后，立刻上了另一架螺旋桨小飞机，升空直飞莫斯科。
10
如何处置傅索安，令安德罗波夫
损失了若于脑细胞。
克格勃总部组织对中国叛逃红卫兵傅索安的讯问，在傅索安抵达莫斯科的几小时后就开始了。傅索安当时根本不清楚自己已经被押送苏联首都莫斯科，只知道自己到了一个离中苏边境大概很远的地方。从飞机上下来后，她随即被等候在机场的克格勃总部的四名便衣特工押上一辆轿车，驶往距机场很远的一座建筑物。
后来知道，这是克格勃设在莫斯科西郊的专门临时拘押被捕的外国人的一个看守所，该看守所对外称“特殊软金属研究所”。
傅索安被关押在“特殊软金属研究所”的一间地下室里，里面装着用金属丝网罩住的电灯，通宵不熄。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室内一侧有一角装有冷、热水龙头，专供漱洗、淋浴及用厕。每隔一小时，警卫会开五分钟通风设施，以保证地下室内的空气质量不至于过分恶劣。
傅索安已经在飞机上用过晚餐，所以一关进地下室马上上床睡觉。长时间的飞机旅行使她疲惫至极，一倒下就陷入了沉沉大睡。好像是才合了一会儿眼，警卫就在外面用俄语把她吆喝醒了，她刚从床上下到地板上，警卫已经打开铁门进来，给她扣上了手铐，押了就走。这回，傅索安已经胸有成竹，知道一不是枪决，二不是遣返，因为如果要枪毙要遣返，只消在边境那里就地执行，毋须大费周折用飞机载送到这里来行动，她估计多半是审讯。果然，警卫把她押上地面后，直送不远处的一间审讯室。
审讯室里，长长的桌子后面坐着六名克格勃官员，都是男性，有的穿军服，有的穿西装。傅索安进去时，六双蓝眼睛一齐把目光投向她，盯着她足有三分钟。尔后，一个蓄着大胡子的军官开胜了，竟说一口标准得令傅索安几乎怀疑听到了乡音的中国普通话：“你，可以坐下。”
“谢谢！”傅索安也说中国话，然后在屋子中央的那张硬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大胡子把傅索安的话翻译成俄语给他的同事听，之后，他把傅索安的每一句话都照译不误，同时还把其他审讯者的俄语译成中国话。
一开始讯问的内容，和刚越境被捕时在边防营的审讯差不多，也是姓名、年龄、籍贯、家庭住址、身份、叛逃原因等等。问完这些后，审讯者让傅索安“尽可能详细地陈述叛逃原因”。于是傅索安从“横空出世造反总部”这个组织的建立开始说起，说了“山下派”产生经过，又说了如何准备筹集笔墨纸张筹“战斗武器”，一直到“张厚石事件”、去奇玛村的情况……源源本本，侃侃道来，说完时，外面已是旭日东升。屋角的一架台式双卡录音机“沙沙”地转动着，录下了傅索安所说的每一句话。
傅索安说完后，忽然举起了右手。大胡子不无惊讶地望着她，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傅索安说：“我想上厕所。”
大胡子把话翻译给坐在中间的那个看上去是头目模样的胖子军官，后者点点头，说了一句俄语。大胡子于是召进警卫，用俄语下了一道命令。警卫便把傅索安押了出去，原以为是去厕所，不料却是押回地下室她的囚室让她方便。完事后，重新把傅索安押进审讯室。
在傅索安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那些克格勃官员肯定已经对她的口供初步交换过意见。所以，当她重新在原位置坐下接受讯问时，他们对她先前口供中的一些未曾解释清楚的情节、细节一一进行了极为详劲不厌其烦的讯问。这些问题大约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傅索安回答完后，大胡子说：“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然后再继续进行审讯。”
傅索安又被押回了囚室，警卫给她送来了一份食物，是两个面包、一块黄油、几片牛肉和一盆由西红柿、洋葱、红肠丝、土豆粒做成的汤。面包很大，傅索安吃完一个就吃不下了，她把另一个藏在床上。但是马上被一直在门外监视她的那个警卫看见了，立刻用俄语吆喝着阻止，傅索安只好交了出去。
吃完食物后，傅索安感到很是疲乏，便倚靠在床头的档子上，不知不觉睡着了。正什么都不知道时，却被警卫喊醒了，原来又要押出去受审了。
傅索安再次接受讯问，克格勃官员要她供出叛逃动机和叛逃经过。傅索安一上来又想老调重弹说什么“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但马上被他们厉声喝斥。大胡子在好几个官员都开过腔后，用中国话对不知所措的傅索安说：“你必须老实说清叛逃动机，这种动机应当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知道吗？”
傅索安一边点头，一边在后悔：怎么没想到这一层？我既然说了“投奔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那为什么不在谈叛逃原因时添油加醋，编造一点这方面的内容呢？她意识到面临着的潜在不妙：如果真是“投奔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真正的马列主义”，那么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容易受苏联方面的重视。但像现在这样，那纯粹是因为在中国闯了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叛逃以寻生路的。苏联人弄得不好，说不定会把她遣返的。然而，现在已是处于“木已成舟”的地步，她无法更改口供，只有硬着头皮老实招供了叛逃动机。由于她的口供在逻辑上和前面部分合得上拍，所以审讯者倒也未曾追问什么。
傅索安交代完叛逃动机，又说叛逃经过，这就比较容易了，她只消把全部经过情况说一遍就是了。
这次审讯，长达十多个小时。结束后，傅索安回到四室，只觉得头昏脑胀，什么也不想，一头栽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后来，在等待处理的那几天里，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的情报官员，曾数次来讯问傅索安，向她调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种讯问和前面的那种相比，显得轻松多了。
傅索安在向克格勃对外谍报局提供中国“文化大革命”情报时，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正在考虑傅索安的命运问题。安德罗波夫在下令将傅索安从边境押解莫斯科后，曾在为其他事务去谒见勃列日涅夫时，顺便谈起中国红卫兵叛逃事件。当时，无论是安德罗波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想当然地把傅索安看成是中国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她的红卫兵身份和“不同政见”以及叛逃行为，无疑可以作为苏联在全世界面前大肆攻击中国的一件武器。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命令克格勃把傅索安押解莫斯科的原因。但是，克格勃的有关专家在审讯傅索安后，发现这个叛逃者并不是什么“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狂热分子，因为狂热得不得法，弄出祸事来了，在生死攸关之际，迫于无奈而叛逃投苏的。因此，这些专家经过讨论后，在送呈安德罗波夫的报告中提出建议：将傅索安送往中苏边境，予以遣返。
安德罗波夫最初准备批准这个建议，但因为此事与勃列日涅夫也有关，他就显得慎重些，把专家们的这份报告书放在一边，暂缓处理。安德罗波夫虽然是特务机构头子，但他搞政治的本领远远超过搞特务，稍一考虑，就发现那份报告书所提的建议实际上是一个馊主意——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替代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苏共和苏联政府内部面对着三派势力，一派是波德戈尔的，一派是柯西金，还有一派是谢列平。这三人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闹剧中，都有功劳，如果他们联合起来，马上可以把勃列日涅夫赶下台。因此，勃列日涅夫在刚上台的二三年间，总是同这三派力量保持一定距离，引诱他们争斗，自己则坐山观虎斗。这种状况直到1967年才有所改观，勃列日涅夫的位置有所巩固，但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可以高枕无忧、为所欲为的迹象。因此，安德罗波夫作为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应当时时事事考虑到如何树立勃氏的威信，而不是拆台脚。眼前此事，是勃列日涅夫下令把傅索安押解首都的，如果无功而返，来个遣返回国什么的，就会被那三派势力作为“领导失误”的一条理由。因此，应当留下傅索安，以证明勃列日涅夫和他安德罗波夫本人在这件事上的英明。
安德罗波夫接着开始考虑如何安置傅索安：送往东欧某个国家去养起来？不，这不稳妥！因为，她在那里肯定要跟外界接触，而一旦被外界知道这个中国姑娘越境后曾紧急押解莫斯科，容易使人对此产生不利于勃列日涅夫和克格勃的联想。所以，决不能让她去东欧或其他国家定居。这样，最稳妥的办法就是长期监禁。
可是第二天安德罗波夫的主意就改变了，他考虑到如把傅索安长期监禁，可能会被外界人知情后引起猜疑，因为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偷越国境者，处理时根本不可能长期监禁，一长期监禁便说明其中另有隐情，而一旦被外界知晓了这个隐情，那又大大不妙了。
安德罗波夫又考虑把傅索安安排在苏联国内的工厂或集体农庄工作，限制行动，划地囚禁，但却又没有把握绝对保证不被外界知情。
想来想去，安德罗波夫头脑里忽然冒出了一个主意：何不把这个中国姑娘放在克格勃，把她培养成一名特工！
几经考虑，安德罗波夫决定这么做，便向克格勃人事局下令，让他们对傅索安进行严格审查，判定把她训练成一名忠于苏联、忠于克格勃的特工的可行性。
克格勃人事管理局，是克格勃的组织神经中枢部门。这个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