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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里记载了西晋时张季鹰的一个故事。张季鹰本是吴县人，相貌堂堂，文采亦是风流。齐王司马冏听闻他的美名，宣他来洛阳做官，他到了北方虽然仕途得意，可心里始终郁郁寡欢。某一日看到秋风起了，想起了家乡的莼菜鲈鱼羹，断然辞官回乡，临行时留下了一句千古著名的话、，“人生贵在适宜尔，何必羁宦千里以邀名爵”。
这端然便是魏晋时的名士风度，名利皆是身外物，人生不过白驹过隙。在世上还有什么比“适宜”更重要？活得便是个爽快自在。所谓魏晋风度，追求的是一片心灵安放的净土。
在人生选择的路口，张季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人这一辈子，真能活到这种境界的人，可着实不多。
中国的概念从很早以前就有了，《诗经》里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早期的中国大抵指的是黄河中下游流域生活的华夏族人，随着华夏文明的兴盛，政权的疆域也在不断扩大。到了西汉时，陆贾对南越王说：“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尝有也。”可见中国之广大。地理疆域的扩大带来了民族聚居的混杂，广义的中国概念并不局限于某个单一的民族，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涌入中原，带来的纷乱纠葛便显得尤为瞩目。
小说里的呼延绮罗和刘胤都是生活在中原的匈奴人，他们曾讨论过孔子的话“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何止是他们，大概历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异族同胞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困惑，什么是华夏？什么是中国？什么是夷狄？什么是正统？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过往的历史无数次验证的规律。纵观历史，在任何一个分裂时期，都会有僭违之争，反观眼下，与千百年前也并无不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岁月冲刷过地理的疆域，可人们心中文化的界限却并不因此而改变。王朝的起讫并非更迭始终，英雄的成败更不是评说历史的唯一标准。
我常常在想，什么是真正的统一，是成吉思汗以武力实现的如同昙花一现般的广域帝国，还是自始皇帝统一度量衡以来人们对于华夏文明的精神认同？这是自有中国二字以来便争论不休的话题。
于是更往深处想，人们为何会有纷争？是追逐物质，还是追逐精神？是维护信仰，还是求达自觉？
无数的问题困扰着我，让我在下笔时始终困惑不得解脱。
最困苦的时候，偶尔去了趟余姚散心，无意间是王阳明的三个字打动了我——致良知。
东方文化将人分为性本善与性本恶，西方文明把人性区分为兽性和神性。很多时候，我们做作出决定，不过是刹那的巧合；善恶真假，是非对错，真能那么清晰明白么？兽性与神性，亦只在一念之间。
理性使我们对他人有仁爱之心，这亦是神性区别于兽性的理智法则。
寻求良知并且自知，大概是心灵安放的最佳途径。
每逢到了选择的关口，便尤其如此。
故事里的刘胤最终放下了家国江山的英雄抱负，与心上人远走埋名，过上了平凡的生活。可在现实中，失意方知进退难，能在人生鼎盛时急流勇退的人，亦着实不多。
而我想写的，并非只有情长。
二零一四年二月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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