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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新湖南报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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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ㄖ揭饧步圆煌狻4佣怠⒃闯隼吹囊饧簿捅涑闪朔现健=艚幼�12月初,周惠在省委召开的动员省直属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开始整风的大会上讲话时,公开批评了除官、孟二人外的全体编委;但又只有帽子,没提任何具体事实。已调离报社快半年的邓钧洪,觉得很难理解,立即去请示坐在最前排、负责主持会议的周小舟。周小舟当着坐在他身旁的省委常委的面大声回答说:〃这不是省委的意见。你们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提。〃周小舟和邓钧洪这次对话,1959_年深秋,周惠在湖南指挥批斗周小舟并同时对邓钧洪、苏辛涛等进行逼供时,周小舟和邓、苏也皆如实说明过。     
第四阶段是1957年3月。这月月初,苏辛涛出席即将在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离湘,苏走的那天,官就把他早已写好却一直密而不宣的《关于去年改进报纸工作所争论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抛出来,要在家编委赶快传阅、讨论和通过。但是,在家编委,除官、孟外,都不同意这个《意见》。苏回来看到后,也表示不同意,并对编委们说:〃这个《意见》,同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听到的毛主席在2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和这次会上的讲话,以及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邓拓关于经验技术宣传的讲话和胡乔木在记者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都有很大距离,请大家听了我的传达后再讨论官的《意见》〃。但当苏传达完前三个讲话时,官就强行收回他的《意见》,不让讨论。后经编辑部广大干部的要求,这个《意见》也收入了《争论集》第二辑。     
基本上能够进行比较平等地讨论的争论,大致就如上述。在这以后的和风细雨的整风转向开始大鸣大放的初期,编辑部干部由于以往对编委们的争论曾有所闻,但却不知其详,为了在今后工作中知所适从,都纷纷要求:一、把以往的争论纪录原封不动地编印出来,发给大家,让编辑部各部、组、室进行研究、讨论和提意见;二、接着,编委会还应召开扩大会,让各部、组、室都选一代表参加;三、编委扩大会应请省委派代表来听取意见和作出结论。在这些要求中,关于公开争论的要求是得到同意并落实了。这就是1_9_5_7_年5_、6_两月先后印发的《争论集》第一、二两辑。但是,此后面对面的平等争论是再也没有了。就是在整风鸣放后期,中央指示准备反右派的5_月下旬,周惠在他的农村工作试点的长沙县高山乡召开有报社干部尹岳中、周孝本二人参加的干部会时,就不列举任何事实,公然宣布:〃报社的问题,同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是一回事。苏辛涛则是它的头子。〃会后,并要尹岳中、周孝本立即回长,告诉报社干部:〃不要跟苏辛涛走,要跟官健平走。〃他们二人回来告诉苏后,苏立即为此事去请示周小舟:〃知不知道这回事?〃周小舟说,他也刚从高山乡回来的省委干部口中得知。苏说:〃我有错,希望省委当面教育,并具体说明错在哪里。如果不当面教,又不指出错误言行,我想改也不知从哪里改起。〃周小舟说:〃是呀!我也觉得这种作法很不对。〃苏又说:〃我早向省委报告过,我的能力是不足以担任副总编辑任务的,请省委把我调离报社,另行安排一项我能胜任的工作。现在,省委第三书记既认为我的错误很严重,我更希望省委尽快对我的工作进行新的安排。〃 周小舟说:〃省委完全信任你,不要胡思乱想,要继续好好干。〃周小舟和我这次谈话,在所谓〃反右倾〃运动中,二人都如实交代过。1957年6月8日,整风鸣放转为反右派后第二天,编委会立即开会一致通过如下决议:发生在这以前一年多报社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按照中央指示,等待反右派结束,恢复党内整风时再处理。与这同时,还一致通过把整风鸣放办公室改为反右派办公室,原任整风鸣放办公室正副主任的官健平、蔡克诚仍继续担任反右派办公室正副主任。这两个决议上报省委后,也立刻得到以周小舟为第一书记的省委批准。这就说明,周惠把本报在以往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诬蔑为所谓〃匈牙利事件〃,是被省委否定了的。       
强加的所谓〃罪状〃与事实      
但是,周惠并未放弃他原来的把报社反右派斗争矛头指向邓钧洪、苏辛涛等人的打算。1957年7月,周小舟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出席由毛泽东主持在山东青岛召开的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周惠就利用了这种特殊时机,带唐麟来报社宣布:现在天气热,报社反右派的宣传任务重,报社内部的反右派斗争应暂停。所谓〃暂停〃,是趁机把蔡克诚从反右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换下来,改由孟树德担任。同时,周惠还从省委调来一位副部长和两位处长,协助官、孟尽快把反右派斗争从党外转向党内。从7月底开始,周惠就指示官、孟,先后揪斗蔡克诚、傅白芦、苏辛涛、邓钧洪四个编委,并在8月19和24两日的报纸上公开发表消息,把他们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右派小集团〃,还把他们的所谓〃罪状〃分列为三大部分,即:〃企图把新湖南报办成(资产阶级)同人报〃、〃反对省委领导〃、搞〃独立王国〃和进行〃宗派活动〃。三大〃罪状〃又依次开列了若干条所谓具体〃罪状〃。但是,所有的〃罪状〃都找不到任何真实事实来作证。如果说也有点事实,只是对我们在争论中的言行完全采取断句(不仅是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和无中生有等手段制造出来。为了弄清这种靠捏造事实才弄颠倒了的是非,往下就把所谓三大〃罪状〃中的具体〃罪状〃与有白纸黑字为证的真实史实一一加以对照。    
一、关于所谓〃企图把新湖南报办成(资产阶级)同人报〃这部分〃罪状〃中的具体〃罪状〃与事实。     
第一条所谓具体〃罪状〃是:〃对'党报是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这一根本性质的理解是:〃抽象的一致,具体的矛盾〃。〃根据这种理解〃,就〃强调〃在报上开展〃批评〃,〃拆党的台〃。     
这条〃罪状〃能举出事实来作证吗?不仅没有,而且〃罪状〃强加于我们的,正是我们一贯反对的。     
能够证明我们对〃党报是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的一贯理解的主要成文言论就有:  
①苏辛涛1951年7月作的《关于中南局报纸工作会议的传达》(已印成小册子,存报社资料室),就着重批判了借口〃充当人民的喉舌〃和〃为人民服务〃,〃而不用或很少用党的思想,党的政策去教育人民〃的观点;并着重指出:〃只有党的报纸,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报纸〃。  
②苏辛涛在1955年5月,向初来的党员记者作《关于〃党与党报〃的学习报告》时又指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回事的两个方面。我们党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利益的,这也是人民的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以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固然也包括在这个集体之内,但还有其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因此,这中间还有一定的矛盾。……人民群众当其还未觉悟的时候,这种矛盾就存在。所以提高群众觉悟,就可以克服这种矛盾。只要我们能够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又能教育群众为他们的最大利益而奋斗,我们就是真正对党对人民的利益负责。〃(全文载当时印发的报社内部刊物《新闻业务通讯》)  
③苏辛涛在《统》文中也说:本报〃是党和人民的报纸,……如果以为代表天线(党委)和地线(人民)说话的立场和态度是不同的,那么,实际上就会犯1950年流行一时的工团主义错误〃。  
④傅白芦1_9_5_7_年春受编委会的委托,根据1956年11月的编委讨论整理出来的《一些急待解决和必须研究的问题》(载《争论集》第二辑,以下简称《问题》),谈及党报和人民报的关系时也指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为党说话和为人民说话是一致的〃。     
能够证明我们对在报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看法,同这条所谓〃罪状〃的诬蔑完全相反的言论也很多。如:    
①傅白芦1955年冬代编委会起草的《新湖南报工作规划》(草案)就规定:〃在报上发表任何形式的批评,事实必须经过调查研究,批评的态度和观点必须正确,严格按照党的原则、中央的决议和省委意图办事,做到实事求是〃。(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曾上报省委并发给编辑部各部、组、室)。    
②苏辛涛在1_9_5_6_年7_月争论中的第二次发言和在《统》文中都反复重申党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有关规定,即:〃批评一定要充分进行,一定要正确,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被打成所谓邓、苏〃集团〃的其他成员在争论中的发言也一样。    
③1957年5月7日本报刊出苏辛涛在省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针对当时乱放乱鸣倾向着重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优越的。……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大大超过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为了使报上宣传能够全面反映我们的社会面貌,从总的方面说,报上的表扬必须多于批评〃。           
第二条所谓具体〃罪状〃是:〃对于刊登省委指示一向抱着厌恶态度。……苏辛涛就曾攻击我们的报纸是'布告牌'。傅白芦、蔡克诚对于省委交来指定要见报的稿件,更是采取消极抵抗态度,或是见报后加以指责〃。     
这条所谓〃罪状〃能从我们的一贯言行中找到唯一的〃证据〃是苏辛涛在《统》文中使用过的一个词,即〃布告牌〃。苏从本报创刊时起,就是编委,从1951年到1957年8月被批斗前,又先后担任过社长制的副总编辑、总编辑和总编辑制下仍主管整个版面宣传的副总编辑,他先后接到省委指定要见报的文稿,最少也有数百件,为什么不能找出一件来作证?苏在《统》文中使用这个词时,谈的又只是宣传形式问题,而不是内容问题;是为了说明报纸的宣传形式〃不同于书籍、刊物、文件,更不同于内部刊物和布告牌〃。至于宣传内容,《统》文开头就着重指出:〃必须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意图为准绳,不能另有其它准绳。〃还应指出:反对把报纸办成布告牌,也不是苏首创,而是1950年3、4月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规定。     
〃罪状〃强加于傅、蔡的〃罪状〃好像很多,但一查《争论集》第一辑中孟、蔡的发言和第二辑中傅的《说明》,原来也是纯属捏造。因为孟在发言中指出傅不同意登,登出后又〃加以指责〃的稿子只有一篇是省委农村部来稿;而傅的《说明》则证明:他不是不同意登这篇稿子,而是为了执行当天编前会已通过的关于第二天报纸版面安排的规定,只建议〃迟登〃一天,请示苏后又按苏的意见没有推迟。孟说蔡不同意刊登省委农村部的来稿是三篇,但蔡在孟的发言后就接着发言指出:他不同意登的只一篇,而且不晓得是省委农村部的来稿。孟初看完也因不晓得是省委来稿曾不同意登。后来两人弄清稿子来源后,就皆同意。还有一篇也是省委农村部来稿,蔡看后只向官建议加以删改。他的删改意见,官也同意。但当官用电话同省委农村部商榷时,却遭到拒绝,他和官也就只好照登了。蔡说完,在场的官、孟也不敢否认。官、孟在争论中的发言,写成文字时,曾违反省委规定,擅自加以改动;但他们的成文发言,仍保存有与蔡上述事实相似的话。     
第三条所谓具体〃罪状〃是:〃强调一切从报纸的特点出发……把报纸的特点强调为第一位的东西,而把党的方针政策放在第二位。因此,他们实际上与党的方针政策处于对立的地位〃。     
〃罪状〃摘引的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这半句话,见《争论集》第一辑中苏辛涛的第二次发言。原话是〃如果从实际出发来检查(1956年)3月份的(农村)报道,首先应该从当时湖南全省的实际出发。省委关于当时的方针政策,是从当时的实际抽出来的,是当时湖南实际最本质的东西,应当成为我们检查3_月份报道的最重要的标准。其次是从报纸的实际出发。我们党……历次关于报纸工作的决议,是从报纸的实际抽出来的,是报纸实际最本质的东西。这些决议应该成为检查3_月份报道的另一重要根据。有人说,强调从报纸的特点出发来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这是闹独立性和特殊化,我认为是不对的。只有那些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拒绝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包括党所制定的办报方针、政策和决议)的人,才是闹独立性和特殊化〃。     
第四条所谓具体〃罪状〃是:〃苏辛涛认为'新湖南报首先是一种宣传机关','不是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人与自然作斗争的据点','只能和只应通过思想斗争来参加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人与自然作斗争'。……在这里,苏辛涛就把党报作为党进行阶级斗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武器的根本性质一笔勾销了,并且将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割裂开来,而不是在政治斗争、经济斗争中去进行思想斗争。显然,他们所说的'思想性'是没有躯壳的脱离具体实践的幽灵。'魂不附体'这四个字可以说是这种'思想性'的最好写照(实际上这个魂还是附在资产阶级身上)〃。     
〃罪状〃摘引苏辛涛的话,均见《统》文第二部分第一节。这种摘引更是极尽断章又断句取义和颠倒黑白之能事。因为:①这一节头段说的原话是:_〃第一,新湖南报是宣传机关。一切宣传机关是专门做思想工作的,都是直接进行思想斗争的据点,而不是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人与自然作斗争的据点。当然,思想斗争也不是且不应该是抽象的,而应该是且必须是与具体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生产斗争紧密地联在一起的。离开具体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生产斗争,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思想斗争〃。②《统》文第二部分是分六节来说明本报的性质和方针任务的。除上述第一节,以下五节的要点分别为:〃第二、新湖南报不但是一种宣传机关,而且是以报纸作为宣传工具的机关。因此,它就应该不同于书籍、刊物、文件,更不同于内部刊物和布告牌。〃〃第三、新湖南报不但是一种报纸,而且是党和人民的报纸。党和人民的报纸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报纸,不论在立场上、观点上和方法上,都是有着本质不同的,而且是异常尖锐地对立着的。〃〃第四,新湖南报不但是党和人民的报纸,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报纸。因此,对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办报经验,决不能教条主义的学习。〃〃第五,新湖南报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报纸,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和湖南人民的报纸。〃〃因此,它首先必须大力宣传中央的指示,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不能特殊化。〃〃又必须根据省委的具体意图和湖南的实际情况,来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和党中央的指示,不能一般化。〃〃第六,新湖南报不但要努力成为党和人民的报纸,而且更应努力成为党和人民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的报纸。〃〃我国社会性质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这一变化所规定的政策和措施。〃〃不要落后于实际〃和〃言不及义〃。③《统》文开头还着重指出:〃新湖南报的宣传内容必须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意图为准绳,不能另有其他准绳。新湖南报的宣传方法,必须以中央关于报纸工作的决议和指示同省委关于本报工作的决议和指示为准绳,不能另有其他准绳〃。只要拿《统》文的上述原话与这条所谓具体〃罪状〃相对照,〃罪状〃纯属诬蔑,也就一目了然。     
第五条所谓具体〃罪状〃是:〃他们十分厌恶先进经验、技术的宣传。去年3_月份,报纸根据省委指示,较为集中地刊登了作为巩固农业社、打好春耕生产第一仗的重要手段的定额包工经验,苏辛涛等……竟诬蔑说这是'灰溜溜的一大片',是'开倒车'、'党八股''多'了'滥了'。〃     
这条所谓具体〃罪状〃,也似是实非。     
说是似是,是指我们的确批评过周惠和官、孟在1956年春的农村报道中单纯突出定额三包经验和生产技术。批评的理由和经过,前面已介绍过,不重复。     
说是实非,是因为:第一,我们不仅不反对、而且一贯主张宣传先进经验、技术。这不仅散见于我们争论中的发言,而且还通过了《编委会关于农村工作经验技术宣传的决议》。第二,周惠和官、孟在1956年春所宣传的经验、技术,也不是如〃罪状〃所说是〃根据省委指示〃。本文前面也已介绍过,这种做法恰恰背离了省委这年春的农村工作文件中关于〃抓好思想发动〃是巩固农业社、搞好春耕生产的〃关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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