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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发现我主力到了泰宁方面时，黎川方面之敌又向德胜关推进。从此以后，敌就采用扯钻战术，从中央苏区的东、西、北三面作向心推进，南由粤军堵防，使我中央苏区逐步缩小，即所谓竭泽而渔；而我方则完全招架战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敌从东向西进，即调三军团或者一军团去堵一下；以后则以三军团位置于广昌、白水、石城线，同敌七个师正面顶牛，一直顶了五六个月。敌在步、炮火力完全有效的掩护下，一次推进四五里，堡垒筑成后，再推进，我枪弹只有消耗，得不到补充。红军兵力五万，敌五十万；敌有全国人力、物力，我苏区则二百五十万人。在这样的物质力量对比下，去与敌拼消耗战，又怎样不失败呢？第二次进攻南丰城，我一、三军团和第九军团（约三千人）总共不到三万人；敌五个师集结南丰城，有坚固工事，说什么“要把敌挤出城来打”。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我们这样去进攻南丰城，是毫无胜利把握的。此役归我指挥，但他们的全部部署、命令已下到各军团，连迫击炮放列的位置都指定了。一、三军团平列在一线上，由西向东攻击，九军团由南向北攻击，战斗一天毫无进展，这样平分兵力的战斗部署，敌人反击哪一点，都有被突破的危险，又无法更改其部署。傍晚敌向我九军团出击，罗炳辉部撤走了，敌约两个师绕至三军团指挥部侧后里许，幸而还控制了一个新兵团未使用，即进行阻击。如果让敌发展，我一军团被截断在隘路口内出不来，有被消灭的危险。这次算是集中了兵力，但不是用在运动战，而是用在攻坚战。
广昌战斗
一九三四年一二月间，在泰宁地区之娥媚峰，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要做长期准备，否则可能遭到和四方面军不能坚持鄂豫皖苏区同样的失败，这封信未得到答复。
三四月间，敌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广昌。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他们不相信，而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我说，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没有城墙，他们要派一个团做半永久工事。我说，采取机动防御，派一个加强连约二百人进占工事，吸引敌军进攻；我主力控制于城西南十里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敌进攻我守备阵地时，则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求得消灭敌之一部。绘了配备图，做了作战计划，总算得到这位外国顾问同意了。
进攻广昌之敌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轰击，每天约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拖着乌龟壳（堡垒）步步为营前进。前进一次只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他们看到了实际，黄昏后允予撤出战斗，放弃了固守广昌的计划，三军团遭到相当大的损失，撤至头破圩集结。他们对于红军的英勇顽强、战斗动作熟练和战术指挥没有批评。当时我既无炮兵，步、机枪子弹也很少，恐怕平均没有我们现在一次打靶的多。过去我们作战，就是突然袭击，坚决勇敢，灵活机动。丢掉自己的长处，现在来死拼硬打，当然吃亏。
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53〕，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讲了四次“围剿”被我军粉碎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我举了上面的几次战斗例子：团村的待伏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作战，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拼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者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我还说，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我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
这段话是伍修权同志翻译的，李德没有发火。我知道没有全翻，如果全翻了，哪有不发火的道理呢？我请杨尚昆同志重翻了。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撤职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我说，根本没想那些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虑了。但这次没有谈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只谈指挥上的错误。这次也出乎意料，没有撤职，也没有给处罚，只是他到瑞金以后，造谣说彭德怀右倾。实际对他的错误，只是举例说的。军事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政治上提出两条道路决战，不放弃苏维埃一寸土地，这就必然要产生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从广昌战斗后，同敌人一直顶到石城，顶了四个多月。其中在高虎垴打了一个小胜仗。这是利用特殊地形，采取反斜面山脚边，完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打的。他们抓了这点大做宣传，来说明他们所谓短促突击战术如何如何，借机会指定我写一篇证明他们的“短促突击”战术正确的文章。当我写了之后，他们就把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保留了，而不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却被删去。特别删去了“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而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适合的”一句，修改为相反的意思，即证明“短促突击”是正确的，同时经过修改后，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就发表了。
上述等等，使我慢慢理解到，除了军事指挥的错误，加上他们推行的那种过火斗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打着国际路线旗号，冒称布尔什维克化，都是贯彻了四中全会这条完全错误的路线。
注 释
〔48〕国际，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 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宣布解散。
〔49〕蒋光鼐，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丸路军副总指挥。
〔50〕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等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称第三党。他们反对蒋介石。
〔51〕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逐渐认识到，跟随蒋介石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他们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协定。十一月，他们又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分裂，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失败。
〔52〕李德（一九○○一一丸七四），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 劳恩。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三三年九月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同当时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一九三丸年，李离开中国。
〔53〕“短促突击”，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 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我军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我军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这一战术原则是为当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的单纯防御战略服务的。
第十一章 从长征到三大主力会师
（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束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突出敌重围，十一月到达宜章、郴州问。我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但中央既未回信，也未采纳。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情，都没有讨论过（我是从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局江口会议后，就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当时，我不是中央委员（注：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由于战事紧张未及通知本人。）和中央局委员，但听说其他中央委员也是如此）。结果红军深入湘桂边两省交界之大山（西延山脉）中，走了七天。桂军利用人熟、地熟条件，采用游击战，给三军团以极大困难。我军经过艰苦斗争，才进入贵州省境黎平。一军团走在最右，在湖南境内的情况较好些。中央纵队走在一、三军团中间，听说也很困难。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总算是在十二月抬到了贵州之遵义城，结束统治了四年之久的王明路线。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几次“左”倾路线中，王明路线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它以国际主义为幌子，穿着马列主义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对王明路线，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才认识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线对福建事变的态度，我才开始把它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了比较的认识。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特别是第三次反“围剿”，蒋介石以五十万大军，分为三路长驱直入，我红军仅三万人多一点，丝毫不乱，一一将其粉碎，那是不容易的事。在反对第五次“围剿”时，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比以前任何一次要好得多，可是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果。
我对立三路线的认识比较早些，原因有许多，对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当时如果执行打武昌这一指示，三军团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威胁。所以，对立三路线的冒险性，是从这样一个具体行动上认识的。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不深刻的。
从遵义会议后成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到一九四三年党内学习两条路线，我才进一步认识到党内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两条路线的长期斗争。
遵义会议到会理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主持下进行的，清算了反第五次“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我没有等会开完，大概开了一半就走了。因为三军团第六师摆在遵义以南之刀靶水，沿乌江警戒，遭蒋介石吴奇伟〔54〕军的进攻，我即离席赶回前线指挥战斗去了。
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主席担任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准备艰苦奋斗，在湘、贵、川边建立根据地①，与二方面军取得联系。这一切大家都高兴，完全拥护。大家希望毛主席兼任总书记。
蒋军追迫遵义，红军放弃遵义，继续向西转进。待各路敌追迫至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时，红军从间道插回桐梓。三军团向南转进，在娄山关与王家烈〔55〕部约四五个团遭遇，王部被我击溃，我军猛追至遵义，当晚强攻该敌，敌弃城南逃，这就是第二次攻占遵义。注：①遵义会议决定在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
第二天早上，蒋部吴奇伟军向遵义反攻，蒋到贵阳亲自指挥。三军团沿城南门外至西门外高地抗击吴军；我一军团隐蔽集结于城东南，待吴奇伟军全面展开向三军团攻击时，从敌侧后突击。从上午九时战斗到午后四时，一、三军团合歼敌一个师，余敌逃脱。这是退出中央苏区第一次连打了两次胜仗。打乱了敌人的追击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动。改换新的领导后，打这样一个胜仗意义更大。
打败吴奇伟的第二天，中央机关到达遵义城。三军团集结在城外西南十余里，打算休息三五天，深入传达和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当时，蒋介石军正在向贵阳集结；滇军向云贵边之毕节、宣威一带集结；四川军数部向川南集结。我当时认为，应摆脱滇军，专对蒋军作战。只要寻机再歼灭蒋军三四个师，我们就可以站住脚，而达到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在湘、贵、川、鄂边——即思南、秀山、铜仁、溆浦、辰溪、沅陵地区反复作战，粉碎敌军进攻，争取与第二方面军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停止战略退却。这时接到军委命令，三军团归一军团林、聂指挥，进攻鲁班场驻守之敌约一个军。该敌到鲁班场已是第四天，野战工事已完成。我攻击一天未奏效，黄昏撤退，继续西进。到离习水不远之某镇，军委又决定打击追敌潘文华师，该师九个团，系川军刘湘主力，战斗一天又未取胜，我乘夜撤退，渡过习水河继续西进。敌军继续堵击、侧击，比较紧张。
军委派刘少奇来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袁国平调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向我介绍：这是刘少奇，很早加入党中央委员。以前我不认识刘少奇，他来三军团工作，我表示欢迎。我和他谈过以下的话：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遵义会议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大家都很高兴，但传达讨论不深入。我们曾想在打败吴奇伟军后，争取三五天休息，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克服对敌作战的犹豫情绪。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是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时从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四十五里）。我们十一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我处仰攻态势，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军退路，故缴获也不多。我还同他谈：湖南敌军战斗力也比以前弱。蒋桂战争时，湖南吴尚第八军一部投桂军，一部溃散。红军两次进攻长沙何键部，损失也不少。红军到达郴州、宜章间时，我曾向中央建议：第三军团向湘潭、宁乡挺进，威胁长沙；中央率主力迅速进占溆为中心的地区，发动群众准备战场；三军团尽可能在宁乡、湘潭、湘乡、益阳地区同敌周旋一个时期。博古他们未采纳，其实这个意见是可以考虑的。蒋介石部队也很疲劳，目前滇军和川军还是生力军。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就好办了。这是我和刘少奇谈话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