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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现实的人类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上帝本人才具有这种能力，也才具有这种权力，而不至于陷入不义。凡人决不能自诩得到了上帝的启示，或自诩自己对启示的解释是绝对正确的。由此可知，人做此事永远有可能是不义的，而夺去人的生命本身则是确实不义的。所以，以宗教信仰（或无论什么别的信仰）为借口夺去一个人的生命是违背良知的，同样，以某种思想、政治观点为借口这样做也是违背良知的。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主人公虽不是先知先觉的英雄，但他没有背叛自己的良知，被人们称之为〃义士〃。
所以康德的消极意义上的良知反而在现实生活中有普遍的适用性和一贯性，虽然不能促成任何事业，却能避免极端的不人道，也不会因政治观点、思维方式的不同或改变而导致矛盾冲突。但其前提是：人不可能对善恶作出绝对的判断，只能在现有水平上拒绝对绝对善恶作出肯定的判断，但也不是毫无是非，而是寄托于一个超验的上帝。当然，我个人并不相信有什么上帝，但我认为不妨从康德的意义上吸取基督教的谦逊精神，自我反省和自我警惕精神，与自己拉开一点距离，保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另一种裁决的能力和余地。我们在认识论上反对不可知论，在道德行为上却应当为未知的、可疑的、不可知的事留下一点空间，这才能使我们的道德观念成为动态的、有生命的、不断前进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我们不要用有限的人和事作为绝对的无限的标准，一下子就把问题定死了，没有松动的余地了。从有限现实到无限意义的中介只能是自由意志，只能是永远能动的历史过程，它没有终点。
何谓真正的信仰？
“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是因为我们没有独立的个体，没有内心独立的精神和需要。”4月26日晚上七点，邓晓芒教授在人文馆报告厅为全校师生诠释了“中国人的信仰缺失”问题，这一精彩讲座为“珞珈之春”科技文化节添上了绚烂的一笔。
什么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是能够提高人们精神生活和自由水平的”，邓教授如是说，“它不仅仅关注人的温饱问题，更关注的是人的精神问题，而有时候它甚至不考虑温饱，只考虑人们的精神生活。”
他还指出，信仰最初是从宗教产生的，而宗教又分为自然宗教、实用宗教和自由宗教。孔子把迷信、巫术的自然宗教提升到巩固统治的实用宗教，但真正的宗教是有超越性的，它超越物质生活，超越世俗。中国古代人相信“气”、“理”、“天道”，都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中国传统的儒教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至少是一种物质化了的精神。
邓教授强调，精神上的相通是信仰的关键。
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信仰
“我们为没有信仰悲哀，并不是因为信仰的失落，而是发现了我们从来就没有信仰的真相。”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人文精神，只是如今失落了。邓教授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过人文精神，只有自然精神。古代的文人、君主虽多有理想，但其理想都很实际，最终要落实到能给百姓带来多少好处，正如张宰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理想基点仍然是是世俗生活，没有超越性，也就无所谓真正的信仰。“爱国”、“忠君”这些古代理想的主题，终究只是个地方主义，虽然可敬，却也还是立足于世俗，不具有真正的超越性。
邓教授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真正意义的信仰。
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
“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只是表象，实质是中国人不具有个体独立的精神。”邓教授用这样一句精辟的话解答了问题。
中国人相信物质甚于精神，即使是精神也是物质化了的精神，如“气”与“天道”。儒教破除了迷信，整体的人是从自然中独立出来了，但个体的人并没有从整体里独立出来。中国人敬仰一种群体精神，一种浩然之气，主张“天人合一”。邓教授指出，信仰的前提是谦虚，中国人的这种“大我”思想也阻止了谦虚。人一旦换化为“大我”、“圣人”，他的意见就是天道，不能反对，不能商榷，圣人的思想是和别人不相通的，而圣人也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
邓教授说，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多半是一种物质关系，即使家人也不上精神相通的。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在乎“礼”和“面子”，而这些均是伪精神。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群体里，相互之间精神又怎么能相通？
西方人认为，当他独立时，他就需要一个上帝了。邓教授认为没有独立的个体是中国人没有真正信仰的根本原因。
我们可能有怎样的信仰？
“对‘真、善、美’这种人性绝对价值的信仰，可能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追求。”邓教授对中国人信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邓教授认为基督教是一种较为成功的宗教，我们应该吸收那种超越的精神。因为绝对的真、善、美是追求不到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超越的目标。在这样一种目标追求之下，人的精神才会相通，才会有真正的信仰。
解析中国文化，邓教授认为对“真、善、美”的追求，将最有可能成为中国人真正的信仰。
邓教授的讲座引得台下掌声不断，观众也对“信仰”一词畅所欲言。历史学院的杨同学认为，信仰是受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所影响和决定的，中国文化的土壤会培养炎黄子孙特有的信仰。每个人都应该为毕生信仰而不懈追求。信管院的李同学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信仰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的，现代人没有信仰，每天为物质而奔波，照样活得有滋有味，那只是个精神层次问题。
大多数学生还是认为，邓教授的这次讲座，让他们收益匪浅，不仅了解了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更重要的是领悟到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停下脚步来关注我们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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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反思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问题，可能是在座的都很关心的问题。这也是当前人们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还出版过专门有关这个问题的杂志《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管你是从事哪个方面的工作和研究，这个问题你不能不关心。今天我要谈的是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反思。为什么要反思？这个问题尽管已经谈论了这么久，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说到点子上，而且还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误解。就是说，中国进步到现代化的历程，从满清倒台、甚至从满清倒台以前戊戌变法的时候起，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了，只有现在这个二十多年才慢慢地开始上了一点正轨，但是现在又有人提出来，不对，这个路不是一条正路，还是得寻找，这到底是为什么？什么样才是我们中国、我们这个文化走上现代化的一条正路？这个问题如果不多加反思的话，那我们确实就会像有些人说的，要么就是走了一大圈，发现一开始就走错路了，要么就是在犹豫中间耽误了时机，时机一去不复返，我们后悔莫及。所以应该进行一种全面的反思。这种全面的反思我想就这几个题目谈一谈，一个是：什么是传统文化？我们在今天、在当代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第二个方面就是：到底如何理解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我们到底搞清楚了没有？最后我想谈一点，就是我们的出路何在，我们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一、什么是传统文化？
在当代，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传统文化日渐衰微的时代。这个判断应该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我们几千年以来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当代已经走向了衰微。当然文化走向衰微，国家并不见得走向衰微，在这种文化衰微的处境之下，国家反而在振兴。这个方面我们暂时不谈。总而言之，传统文化走向衰微，这是一个事实。现在到处兴起的“国学热”，以及回归传统的呼声，恰好反证了这一点。如果传统文化不是面临危机，而是在那里很健康地活跃着，那又有什么必要去鼓吹什么国学热呢？据说人大还办了国学班，办起来了没有，不知道。现在很多人提倡要“读经”，从小学、幼儿园起就要读三字经，大概现在很多幼儿园已经在读了，小学是不是在读，不太清楚。那么这种呼声恰好说明了一点，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越是鼓吹什么，就说明这个方面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传统文化衰微的事实，是不是说明传统文化在我们生活中就不起作用了呢？那倒不是。这种衰微只是说明了人们对它的态度，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它奉若神明，特别是年轻人，很多人已经对它不屑一顾了。传统的老一套讲了几千年了，今天还在讲，那能说服人吗？所以我们今天对它的态度已经大变了。但是传统文化中那些已经死去了的东西，至今还在死死地拖住我们走向现代化的步伐，而且比任何以往的时候更加赤裸裸，更加无耻，更加光明正大地就是要拖住你的步伐，不让你前进。不要以为传统文化现在就已经没落了，就不存在了，我们现在就全盘西化了。我们用的东西都是西方来的，我们的科学技术都是学西方的，是不是我们就全盘西化了呢？远远不是这样。哪怕你能唱外语歌，能说一口流利的洋话，你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有障碍，但是你骨子里还是个中国人。传统的包袱是巨大的、沉重的，决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现在我们一谈传统文化，马上就想到儒家的礼教和道德，其实这是片面的。我们谈传统文化不能只讲儒家，当然儒家在传统文化中占统治地位，但是还有别的，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等。而且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层面，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层面，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是一层窗户纸，它低下隐藏着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儒家文化它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所以它只是专制统治的一个“名分”。儒家不是讲“名教”吗？你要镇压也好，你要控制也好，你要专制也好，你必须师出有名，得有个名分。否则的话你凭什么让人家服从你呢？所以儒家学说它就是起这样一个名分的作用。鲁迅先生讲过，我翻开历史，看见满本都写着“仁义道德”，但是看了半夜，看出底下只有两个字，就是“吃人”。吃人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名分呢，就是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来掩盖吃人的现实。谭嗣同也说过：“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的政治体制都是秦始皇的政治，别看他们说得那么温文尔雅，都是专制暴政，都是大盗巨匪；“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荀学就是儒学，儒学的一个支脉，比较接近于法家的一派。“乡愿”是什么呢？就是伪善，伪善之徒。秦政和乡愿这两者相互勾结，相得宜彰。秦始皇的暴政还没有看出儒家学说的重要性，还要焚书坑儒，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方面才磨合成一体了，从此以后就走上了狼狈为奸的正统之路。这就是谭嗣同所说的：“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毛泽东也有一句话：“百代皆行秦政制”。百代都执行的是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所以文革的时候要为秦始皇翻案，要美化秦始皇，说他搞的这一套就是好，就是能够使国家强大，就是能够使国家稳定。这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文化革命搞的就是传统文化，虽然它表面上要批判传统文化。讲传统文化你不要只看那些表面的东西，只看那些写在纸上的、说在嘴里的东西，而要看实际。实际是什么？实际就是专制。传统文化的根，传统文化的实质，就是专制主义，儒家文化只不过是专制主义的一块遮羞布，一种粉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文化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断裂过，只是有时变换一下名分。比如秦始皇就不用儒家的名分，他用法家的。汉代以后统治者认为还是用儒家的名分更好，两千年都是这样沿用过来的。到了文革又不用儒家的名分了，重新启用法家的，把它打扮成“阶级斗争”的名分。当然这个“阶级斗争”是歪曲了的，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加以歪曲，但是对人的控制和集权是一样的，几千年一贯。所以文革以后，目前这种传统文化的回归热实际上并不触动政治体制，而仅仅是在名分上要求回到儒家的名分而已，回到儒家的道德伦理。但是人们没有看到，儒家的名分其实是最适合两千年以来的专制统治的，它能够使专制的统治变得最为可爱，你受了它的统治和压迫你还心服口服，甚至心满意足，你觉得“此生足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传统文化，关键就在于要澄清儒家文化和专制体制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当然历来儒生、士大夫与专制体制、特别是与皇帝本人，都有一些人好像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是盲从，而是“从道不从君”，我服从天道，但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无条件地服从君王的。也有一些“犯颜直谏”之士，在皇帝面前我也敢提意见，提了意见你把我杀了好了，抬着棺材去进谏，叫做“棺谏”。从人格上来说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对这种人也还是很佩服的。但是那只是对皇帝个人而言的，这个皇帝昏庸，不接受意见，那么我就要对他加以针砭，对他提醒。对皇帝个人这样，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一个专制体制，这个体制有一个皇帝高高在上，所有其他的人令行禁止，一切都有秩序，老百姓也没有造反的，这就叫天下太平。无非就是为了这个。所以这个体制才是天道，而皇帝他只是“天子”而已，天道的儿子，天道的儿子难道能够不服从父亲吗？所以儒家士大夫往往是以天道的代言人自居，来给皇帝提意见，虽然他们的个人人格往往表现得正气凛然，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这个传统的专制体制不垮台。现在有人以为儒家讲“民本主义”，像孟子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是最“贵”的，以为这就是“民主”。民贵思想是不是就是民主？“民本”是不是就是民主？民贵，对谁贵？民本，是谁的本？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是谁的舟？这是不是就是“以人为本”？儒家的“大丈夫精神”是不是就是自由独立精神？我们要看它的根，不要看他说出来的话，要看他最终是为了什么。归结到这一点上你就可以发现，其实并不是的，所有这些东西最终是为了维护那个既定的天道，也就是传统专制体制。所以对儒家士大夫来说，谁来当皇帝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规矩，有一套名分，有一套等级关系，这个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千载一贯，不能改变。所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体制问题，至于哪个来当皇帝，今天是姓李的，明天是姓刘的，这个都没有关系，朝代不断地更替，那是天命，不可违抗。一个王朝气数尽了，它就要被另外一个王朝所取代。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到时候要及时地改变自己服从的对象。但是这个体制不能变。所以哪怕是异族统治者，比如说满清统治者当了皇帝，那也不要紧，只要他按照儒家一套体制来统治我们的国家，那我们就认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舞台上、屏幕上到处都是那些拖着大辫子的“奴才”在那里晃来晃去，还有一些皇帝，那都是些英明的皇帝啊！这个对儒家士大夫来说是无所谓的。但是一旦西方的政治法律体制要引到中国来，那就不行了，因为它要改变我们的体制。西方的自由平等，法制思想，进入到中国来，那就被视为洪水猛兽。所以，“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慈禧太后当年所坚持的一条原则，她之所以不愿意改革，就是死守着这一条，祖宗之法不可变。到后来她吃了大亏了，八国联军打到中国来，她自己也逃出北京，等她回来，回到北京要开始搞变法的时候，时机已过，最后搞不成了，被推翻了。
同样，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想传入中国，也受到了极大的抵制，因为它跟我们的这个体制不相容。虽然皇帝已经被推翻了，但是传统的一套东西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五四的精神虽然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只是昙花一现，马上就被拒斥，被歪曲，一直就被歪曲，后来就被放在一边。用李泽厚的话来说，叫做“救亡压倒启蒙”。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当然这个在当时有特定的历史条件。新的一套还没有立住脚跟，要完成救亡这样艰巨的任务，还得靠旧的一套、专制的一套来组织起民众的有效的力量。当然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