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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到整个20世纪，中国最激进、最锐利的武器莫过于以严复为代表的启蒙国人思想的进化论，即使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也掺进了强烈的自然和生物进化论色彩，反而选择性地丢弃了其原有的一点点人道主义，走上了批判和破坏一切社会之中。鲁迅与其他进化论者有一点不同，即他对现实的全盘否定态度，把进化的希望留给了未来。他早就看出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能遵守人类进化原则（与自然进化不同甚至相反），人类社会的优胜劣汰只不过是有待实现的理想。因此他寄希望于将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对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他毋宁抱有一种“原罪”观，而把进化原则作为一种理想推到了未来，使之成为一种类似宗教的信念。但现实最终教育了他，一代一代的青年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旧的轨道，一切都是老样子，甚至在邪恶和原罪的带领下，“进化”变成了优（文明、和平）汰劣（野蛮、暴力）胜。这样，鲁迅的思想就从进化论的藩篱超越出来，更多地带上了存在主义的色彩。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实在、最致命的，他把文化传统归结为“吃人”二字，并劝青年不要读太多的中国书、要多读外国书，要先接触外国人的眼光和方法，才具有抗拒传统毒素的免疫力，他认为他对青年建议，“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激愤之词” （写在《坟》后面）。
鲁迅把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概括为两个交替循环的时代：一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灯下漫笔》。他对传统文人的评价是：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论睁了眼看》，他的原则是：“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针对今天的国学热和保守主义思潮，鲁迅所批驳的当时“爱国论”五大论点至今还流行着，他们是：一、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二、外国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三、外国的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四、外国也有叫花子和臭虫等；五、中国就是原始的和野蛮的好。鲁迅指出，前面几条都不值得一驳，惟有最后一条最令人“寒心”，因为它说得更“实在”，承认事实的同时却仍然说“好”，这是《水浒》中牛二的态度。国人至今仍无是非心，于今尤甚。
看来，鲁迅是注定还要孤独下去了。
鲁迅精神与新批判主义
谈人文精神和价值重建，绕不开一个。”五四”，一个鲁迅。当前许多人对“五四”很反感，说鲁迅太偏激，以为可以用两三句话就把这段历史打发掉。回到传统去吃那些发霉的‘。资粮”，这未免太天真，也是中国文化人“没出息”的表现。不过，对‘。五四。’和鲁迅也确实应该重新作一番考察，尤其在今天，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究竟什么是鲁迅思想的精髓，是一个重新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大问题。
一般认为，“五四”精神的主题是科学和民主，其现实目标是启蒙和救亡。这些都并不错，但都是表层次的，都未超出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例如，它们都可以转化为中国士大夫经世济民、富国强兵的理想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偏离开自己本身的哲学和人道主义根基。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那些急先锋们（陈独秀、胡适、郭沫若等等）没有自觉到的潜意识结构，他们几乎人人都是那么慷慨陈辞，对传统弊端痛下针贬，同时感到自己内心的光明磊落、优国优民和道德上的高尚境界。这里面唯一的一个例外是鲁迅。鲁迅早年也是医学救亡（后来是文学救亡）的信徒，曾像传统士大夫一样宣称“我以我血荐轩辕”。自《狂人日记》出，思想大变，从救国落实到救人，从救人更落实到了救未来之人（“救救孩子”），而对当世之人，其中也包括自己，则抱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甚至有一种类似于西方的“原罪意识”（“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
其后，《阿Q正传》、《伤逝》、《风筝》等等，无不渗透着一种深深的忏悔意识和原罪意识，表明鲁迅和其他那些“五四”精英分子不同，他的内心不是一片光明，而是一片黑暗。然而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到鲁迅的这一层。例如，没有人把阿Q理解为鲁迅对自己沉痛的自我解剖，总以为他在影射某某论敌，或是悲叹某个“贫下中农”的命运。我以为，鲁迅的真精神不是别的，而是这种以自身为标本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抉心自食”）。鲁迅晚年对周围几乎一切人的揭露和攻击，固然有其性格上的原因，但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恰好在于，这些人全都没有忏悔意识，全部自我感觉良好，鲁迅的忏悔则被误解为一种怪癖和阴暗心理。我们今天对“五四”精神的理解若还停留在“反传统”上，则仍是一种肤浅的理解。有置身事外的反传统，也有鲁迅式的自我批判反传统，后者涉及反传统这一立场本身的根基，前者则仍立足于‘治国平天一”的政治实用主义传统。由这一立足点出发，文人们当然可以一会儿。喊出一些激进的口号，一会儿看看不行了，又主张回归传统。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是这么回事，他们对“五四”的批评纯粹是技术上和策略上的，他们的方向没有任何“创造性”，不过体现了传统本身固有的惰性。这种惰性我称之为“文化恋母情结”，即总是要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好比一个孩子已长大了还不愿断奶，导致营养不良。我们看到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像是些孩子，他们也自认为是孩子（赤子、童心等），有一种自我纯洁感或“自恋情结”，谈起“道德境界”来好比在做白日梦。鲁迅早已看出中国人精通瞒和骗的艺术，尤其是自欺、伪善。我们所谓“新批判”主要是针对这一古老传统的，其特点是：1。不是强加于人的“大批判”（如文革），而是每个人的自我批判，尤其是打破任何自欺；
2。因此，也不是对自己偶然的性格或失误作某种“斗私批修”的忏悔，而是对自己从来未加怀疑、天经地义的深层心理，包括良心、善和赤子之心重新加以审视；3。因此，它在针对个人内心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进行反省的同时，具有代表全民族作自我反省的超越个人的意义；4。因此，这种批判没有现成的标准，既没有中国文化的现成标准，也没有西方文化的现成标准，而只有以现实生活和当前实践为标准，它不是以任何乌托邦的理念去裁决或品评现实，而要以现实生活的发展趋势来解构任何现成的道德乌托邦。这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最锋锐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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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的战神
无边无际而又默无声息的黑暗中，一个十分疲惫却依旧挺直腰杆的孤独身影，坚定无悔地朝着更为黑暗的地方走去，身后留下一个又一个闪着光芒的含血脚印。
——题记
人们习惯称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是封建的叛逆者，是中华的民族魂。但我却喜欢用我幼年最崇敬的动画人物“战神”来称呼他。在我的心目中，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词语来形容鲁迅先生了。因为他就是一位具有铮铮铁骨的战神，一位在黑夜中鏖战了整整一生的战神。
鲁迅先生是一个非常爱夜的人，爱夜的宁静与旷达。他说：“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予的光明。”在万籁寂静的夜里，先生扭亮他那盏绿色的台灯，点上一根绿听子的纸烟，默默地思索着一切，而一切又都在先生苦苦的思索中，变得明朗起来。沉浸在夜里的先生，躲开了白天的空虚与喧嚣，找到了一个真实的自我。
鲁迅先生又是一个非常恨夜的人，恨夜的冷寂和黑暗。“这上面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眨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秋夜》）刺骨的凄凉，恐悚的孤单，先生恨透了这秋夜的冷寂。“鬼眨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秋夜》）远离了光明，远走了希望，整个世界突然只剩下浓浓的黑暗，这黑暗又会是多少罪恶的掩护，难怪先生“一意要制他的死命”。
爱夜又恨夜，因为爱夜而更加恨夜。对夜矛盾的爱，赋予了鲁迅先生“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先生就用它们去洞悉一个大黑夜——当时的社会，以及在这黑夜中昏睡的国民。
鲁迅先生不停地在“骂”，骂黑暗的社会，骂愚昧的国民，骂自己的可恶病根，骂人们的不懂忏悔，这几乎成了先生的一项欲罢不能的使命。有不少人因此而抱怨鲁迅太偏激、太尖刻，对什么都无情攻击，更有甚者诋毁鲁迅先生是“骂人精”。可是，了解先生的人都非常清楚，鲁迅先生这“大骂”的背后其实是“大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至深之爱。因为只有真正爱他的人，才会一心想着要去治他。
“吾广漠美丽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乃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中国地质略论》）“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信）鲁迅先生是那样真诚而热烈地爱着这块生养他的土地，爱着同饮黄河之水的兄弟姐妹，并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万分的自豪。当他看到他深爱着的土地竟是这样的乌烟瘴气，他深爱着的同胞竟是这样的麻木愚昧，他怎能不心如刀绞？他无法坐视，他决心站起来，肩负起唤醒国民、振兴中华的重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经过了一夜又一夜的思考，先生终于找到了他的方向，“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先生毫不犹豫地弃医从文，提出了立国兴邦“其首在立人”的主张，从此踏上了布满荆棘的文艺救国之征程。黑夜的战神开始拿起武器，双眼放出坚毅的雄光。
选择这样的方式来救国，鲁迅先生早已有了各种心理准备。可是，现实偏偏不是先生想象的那样。人们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而是抱以一种隔岸观火、事不关己的态度，鲁迅先生陷入了毫无边际的寂寞之中。就在鲁迅先生寂寞彷徨的时候，他看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光亮，于是，他重新拾起了他的“金不换”，挥笔写下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喷泻多年淤积在心口的痛楚，发出了抨击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最强音。“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觉，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几个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道出了正常人所无法言及或不敢言及的社会本质，这正如一道犀利的闪电，猛地划过漫漫黑夜。它让清醒的人们得到了前进的动力，让昏睡的国民渐渐睁开了双眼。“救救孩子”的呼声还未消失，一声又一声愈渐响亮的“呐喊”紧随而来，那是一位黑夜的战神，冒着“枪林弹雨”，怒吼着奔来了。
鲁迅先生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而占据国民心灵最多的却是“奴性”。要“立人救国”，当然首先要有一面镜子，照出国人的灵魂，进而唤起人们心底的诚和爱，彻底驱除那可恶的“奴性”。经过几年的酝酿，先生融合了他心中活了许多年的人物形象，写出了轰动世界的杰作《阿Q正传》。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这部作品其实是鲁迅先生对病态的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用它来照出国人的灵魂。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阿Q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穷得一无所有，又倍受人们精神上的欺凌。但他却用他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自欺欺人，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这是他最大的特点。
我曾经探寻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形成因素，觉得王晓明先生的分析非常有理，他认为阿Q这种性格的形成有好几个层面，“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但王晓明先生只分析了内因（认为阿Q之所以形成这种性格，是因为他心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外因，那就是社会对阿Q缺乏真诚的同情和怜悯，他周围的人们对他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冷漠无情的旁观者甚至是欣赏者的态度。
《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许多人都感到惴惴不安，以为鲁迅先生是在嘲讽他们。这种反映，正说明了小说的成功，也充分体现了先生的良苦用心。黑夜的战神用“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他用《阿Q正传》，在黑夜里燃起一把圣火，它让黑暗瑟缩，它让冷寂低头，它让人们有意无意地看清了自己。但是人们懂得反省自己了吗？
先生站在了时代的最前端，想唤醒人们，让大家联起手来，撕破黑夜的长空。可是，漫漫黑夜不允许有一丝光亮，愚昧的国民读不懂先生的良苦用心。于是，这里一支冷箭，那里一声暗枪，先生深深地陷入了悲苦的孤独之中。这时，先生创作了一系列以《孤独者》为代表的作品，描绘了一个个在地狱般的黑暗中苦苦挣扎的孤独者形象，这其实是先生的灵魂在诉苦。《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有先生的影子，可鲁迅先生决不是魏连殳。魏连殳在饱受孤独寂寞的苦楚之后，抛弃了自己的灵魂，最后连仅仅剩下的一副躯壳，也如一缕轻烟消失在冰冷的风中。虽是同样面临寂寞无助，同样会被淹没吞噬，但先生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匕首和投枪，从来没有停止犀利深邃的剖析和批判。“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秋夜》）就算心灵再孤独，就算希望再渺茫，先生依旧会“做梦”，梦见光明将要出现。
若一个人身陷孤独的折磨，却依旧没有放弃希望，而且还为着那些让他身陷孤独的人们而奋斗，那么，我就称之为战神，我心中的大英雄。孤独的鲁迅先生，正是在此时现出了他的英雄本色，露出了他的铮铮铁骨。黑夜的战神，拖着十分疲惫却依旧挺直腰干的孤独身影，坚定无悔地朝着更为黑暗的地方走去，身后留下一个又一个闪着光芒的含血脚印。
遗憾的是，这位为了唤醒国民，为了振兴中华而在黑夜中鏖战了整整一生的战神，并没有在生前看到他那苦苦追求的光明。心碎的他，真的不愿就这样倒下，他还是紧握着随时都准备飞出的匕首，他依旧用投枪支撑着他将要倒下的躯体，他就这样化为一尊在黑夜中屹立的塑像。我们都赶去虔诚膜拜，我们都为他谱写赞歌。可是先生高兴起来了吗？苦锁的眉头下，分明闪着期望的泪光，冽冽的冬风里，分明响着先生的呼唤，“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还等什么呢？让我们联起手来，接过先生的匕首和投枪，齐力掷向这夜色还未散尽的长空，让阳光撕破假恶丑的黑夜，让世界充满真善美的花香。当我们回头，先生的塑像已经轰然倒地，化为灰泥，“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