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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充满真善美的花香。当我们回头，先生的塑像已经轰然倒地，化为灰泥，“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这才是鲁迅先生真正含笑九泉的时候。
鲁迅先生，你是我心中最崇敬的黑夜的战神！但就为着这份崇敬，我必须忘记你！
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
中篇小说《阿Ｑ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Ｑ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
首先当然是阿Ｑ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Ｑ正传》以前，阿Ｑ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Ｑ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Ｑ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Ｑ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Ｑ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Ｑ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阿Ｑ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Ｑ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
仔细分析起来，阿Ｑ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Ｑ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Ｑ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Ｑ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Ｑ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骗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Ｑ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
在阿Ｑ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Ｑ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Ｑ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Ｑ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Ｑ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Ｑ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Ｑ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Ｑ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
鲁迅写阿Ｑ，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Ｑ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Ｑ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Ｑ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
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Ｑ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Ｑ”，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Ｑ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Ｑ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Ｑ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
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Ｑ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Ｑ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Ｑ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
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Ｑ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Ｑ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Ｑ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Ｑ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Ｑ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Ｑ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Ｑ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Ｑ正传》中，对阿Ｑ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
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Ｑ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Ｑ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Ｑ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Ｑ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Ｄ，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
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Ｑ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Ｑ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Ｄ和阿Ｑ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Ｑ正传》中，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把阿Ｑ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
由“改造国民性”到反思“人性”
本世纪以来，虽然中国稍有间断 ，我们却向西方学习，可是也看到西方的东西一引进来就变了质，非旦学不到西方的好东西，反而把中国的好东西也丢掉了，但究竟是什么妨碍西方那些好东西得以动作的条件和机制呢？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正是鲁迅和邓晓芒的相通之处。这恰好证明了沉旧的精神结构需要一次更彻底的改变，证明了我们在思想上、灵魂上根本转型的必要性。
鲁迅认为，在个人素质低下的情况下，立宪国会的方案不可能不变味，其流弊较专制统治之下更甚。因此，忽视人的素质而专注于外部功效，羡慕西方的科技手段、典章制度而味于其人性根源，这无异于舍本求未。鲁迅抨击洋务派和改良派所提倡的“物质”与“众数”的主张，重视“精神”与“个体”。在鲁迅看来，“物质”与“众数”，是欧美列强用来炫耀酝天下者，但“根本在人”，学习西方要学根本。所以中国要在当世生存，“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酋个性而张精神”，而不能贪求表面的“现象之术”。
为了能在这个只生野草不长乔木的土地上“立人”， 凡是妨碍“个体”精神觉醒的外来束缚，都是鲁迅批判的锋芒所向。改造国民性，是鲁迅一生坚持的贯穿始终的思想。奴性则是鲁迅“改造民国性思想”的核心所在， 鲁迅反奴性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知识分子，而中国知识分子奴性的由来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异族奴役、精神礼教、社会心理、教育制度、思维方式六个方面，终其一生，鲁迅都在深挖奴性的根源。
深挖奴性的动力是来自于对自己所处文化氛围的不满和无奈，而这种不满和无奈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受压抑和精神上的无出路。鲁迅直面精神苦难的坚强，深深地影响了邓晓芒，他说鲁迅的反思精神对他的影响太大了，是鲁迅让他无法忍受自欺，是鲁迅让他知道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一个精彩的世界，可以用作反观我们的精神世界（所谓“国民性”）的参照。
“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酋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即只有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才能够使“国民”真正走向觉醒。可以说，“立人”贯穿鲁迅思想的一生。鲁迅正是这样一个把自己消磨在思想启蒙的漫长而无止境的工作之中的“精神界之战士”，终其一生强调“人”的整个精神领域的彻底解救。在鲁迅那里，“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鲁迅对“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批判，努力探讨论消除广泛存在于思想、制度、文化等领域的主从，奴役关系的途径，目的并不直指向经济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个体人格的现代化，即“个人”的自觉、自主与自决，也就是说，鲁迅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础问题。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认为鲁迅反对政治层面的政策，而鲁迅反对的是，以这些具体项目改革，来排斥或取代启蒙主义的根本任务艰巨战略目标，即再造国民人格。作为一个自觉探讨人的问题的思想家，鲁迅全部文化活动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从始至终的关注。
鲁迅这一生都是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是，当人们真的起来争的时候，启蒙主义者该怎么办？那么，怎么争呢？这个问题鲁迅没有思考完，在1936年鲁迅就死了。后来者回避讨论知识分子本身在现代中国的处境问题。这说明启蒙本身已没有深入人心，知识分子启蒙本来依据理性的力量，希望人能有理性的自觉，其实人不仅是有理性的动物，还受到非理性的支配， 当启蒙主义者揭开了压在心底人们理性之上的迷信的盖子，唤起的不仅仅是人的理性，同时还必将会把非理性的一面也唤起来了。人一旦被唤醒了，就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鲁迅对国民性劣根的认识是清醒的，然而他却无力，深究这一思路向前开掘，却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法，诸如“国民性”是个伪问题，这一问题太玄虚，不易把握。有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进程，当代中国人便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但是事实却是，经济发展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人的素质本身还得人自己去努力提高。这些说法，都是遇难而退的讨巧说法，不足为驳，此种现象只能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素质太低，自我反思能力太低，纯粹知识分子的人数太少。
邓晓芒先生认为，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同一百年来刚刚接触西方文化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从层次上更深入一些，不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再只是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主要是学习西方那些人文性的东西，如对人性的思考，对精神彼岸的追求等等，在邓晓芒先生敏锐的眼光看来，这些东西看起来一点也不实用，但却正是那些实用的典章制度得以运行的条件。
邓晓芒开始尝试着从鲁迅的资源这里引出一条路来让自己走得比鲁迅更远，他在《灵之舞》里力图把这一代人所经历、所感受、所思考的事情用一种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不用抽象的逻辑体系，从自己亲自体验的哲学处境出发，到日常生活世界去发掘国人的灵魂借以展示人的生存状态。书中选择真诚、虚伪、自欺、羞愧、孤独、自尊等作为谈论的主题，立足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体验，将人心的基本处境作为一个结构性的描述。邓晓芒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不拿深奥的理论唬人，而只是想要提供一个当代国人对自己的内在灵魂进行“反思”的实例。而在《人之境》里，邓晓芒偏重中西文学形象的比较，从中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与西方类似形象的比较中发现国人人格的盲点。在《灵魂之旅》之中，邓晓芒对90年代中国文学进行解读，指出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和以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没有创造一种新人文精神的能力，脱离了既定的精神格局，堕落成为一种仅供人消遣的文化快餐。前者缺乏精神的原创性，是对现实中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的鼓吹，后者陷入道德政治的狂热之中。
邓晓芒认为，当代人文精神的出路正在于走出王朔等人所代表的文化幼稚病：自然崇拜、赤子崇拜和大众崇拜，而努力探求和建立一种成熟的独立的个体人格。只有对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所谓“圣人之德”）来一个自我否定，才能为新型道德（“小人之德”）开辟道路 ，才可能建立起现代社会的新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