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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得意满，不思进取，甚至用他们的一点成就向社会要价。至于那种看别人眼色行事而玩弄文字技巧的写手，是连“作家”之名都配不上的。今天人们呼吁作家用自己的才华为社会“服务”，或者去“关住”什么、“批判”什么，这无异于要求作家成为“写手”。但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得好，作家不是医生，而是“病痛”。＇p。287＇
一般而论，单纯的回归传统也只是文人们的一种幻想，传统已逝，现代人所回归的只能是现代人眼中的传统，而并非“本来的”传统。每一代人实际上已经“回不去”了，没有创新的“回归”只能制造出假古董。从另一方面看，既然传统都是古人创造出来的，那么真正的回归传统就应该是回归到古人的那种创新精神，就应该是像古人那样否定自己的旧传统，创造自己的新传统。＇p。303＇
人性在自己精神的每一个层次上都有一种惰性，倾向于“回归”，陶醉于“此刻”，自认为纯洁了，到底了，赤诚了，为自己能献身于某种理想事业而心满意足，问心无愧。但只有一种恶魔般的幽默才能看出，人性并不是某种静止的“境界”，而是一个苦难的“历程”，是一边哭泣一边追求、一边忏悔一边行动的历程。90年代的这类作品，最锋锐的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一切精神冲突的聚焦点，即不论如何留恋，如何痛苦，如何恐惧，一定要突破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自以为老成的幼稚，自以为纯洁的肮脏，自以为赤诚的虚伪，而建立起个人独立的、不是为了向世人显示而是为了自己行动和成为“人”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意识到自己尚未成人、甚至很有可能根本不是人而是野兽，因而努力要成人并在努力成人的历程中成为人，这就是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自以为生来就是人而且是完人、赤子或圣人这一文化极限的最根本的突破。
…对21世纪文学的展望大致有这两个方面：一是有更多的作家通过自己的运思去突破中国几千年来最根深蒂固的、最不可动摇的极限，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人生。在这方面，作家无疑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西方文化，尤其要深入到其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浅尝辄止、拾人牙慧和鹦鹉学舌。中国作家要从民族本位的立场跃升到人性本位的立场，要自觉到自己不是以一个“中国作家”的身份去“借鉴”、“学习”外国的作品和思想，而是以“人”的身份将古今中外的一切人类精神财富尽收眼底。而要做到这点，作为一个中国作家的当务之急是同情的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中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这才能真正的扩大自己的心胸，为艺术上的创新提供更广阔的期待视野。二是，在已经拥有了这种全人类的期待视野后再反过来考察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之进行全面的“价值重估”，这时的“寻根”将具有不同以往的启蒙意义和批判意义。＇p。306＇
哲学在通常意义上是完全“无用”的，也决不能“改变”任何东西；但哲学的“无用之大用”也正在于，它能激发人的内在生命力和生命意识，使人成长和成熟。对于没有个人、自我的人来说，哲学什么也不是；对于真正有了自我的人来说，哲学可以是一切。
然而，改变了个人，不也就改变了社会吗？社会无非是由一些个人组成的，任何个人的改变也不会不对社会留下痕迹。正如一位哲人说的，你要对社会有贡献，首先必须把你自己变得不再是个混蛋。否则的话，你越把自己奉献出去，社会就越糟糕。
但对于哲学来说，这种“社会效益”毕竟只是它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它的出发点。这正如艺术一样。艺术家如果时时关注的只是他的作品给人带来什么教育意义和启发意义，他的作品就只能成为道德说教。哲学家当然也要考虑世界、社会、历史等等问题；但他之所以要考虑这些，只是因为他在考虑自己的问题时发现，他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是别人的问题、全人类的问题。而如果从不想到自己的问题，其结果必然只是从个人一时一地的不自觉的情绪冲动出发来判断一切，只是虚假的“超越个人”、“胸怀世界”，实际上仍局限于浅薄的个人。＇p。314＇
中国人的信仰多半都是信仰物质的东西。…信仰物质的东西胜于信仰精神的东西，即使是信仰精神的东西，也必须是物质化了的精神，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气也好，天道也好，天理也好，其实都是物质化了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和西方的逻各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为我们没有信仰而感到可悲，其实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原来有信仰，今天失落了，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们的真相，我们没有信仰。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不是要把我们失去的信仰捡回来，或者是把它坚守住，打出什么旗帜，像张承志那样，以笔为旗，发一个号召。我们没有什么旗帜可打。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要反思我们几千年来没有宗教信仰的原因，并且了解西方宗教信仰的根基。你盲目的把基督教或者把伊斯兰教引进中国来，那是很天真的。刘小枫博士想把基督教引进中国，张承志想把伊斯兰教引进中国，让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能够去信，那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这只是一个表象，实质上表明我们没有真正独立的个人，关键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因为我们没有独立的个人，我们的个人没有独立起来。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内心独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的需要。中国人有物质的虚要，但是缺乏精神的需要。当然作为知识分子来说，也可以说有一种精神上的需要，但是这种精神上的需要最终也是为了物质的满足，也许不是自己物质上的满足，而是大众的物质满足。而且这种精神需要本身往往也被物质上的需要压倒和掩盖了，甚至被排挤了。物质上的需要是第一的。可见，没有独立人格是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群体之中，我们的意识还没有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我们还处于群体意识之中，这个是中国特色。＇p。330＇
每个人作为人都应当意识到，不论他写作还是在拉板车，他只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时才真正是一个人，而这种意识已经就是哲学。人有责任探究自己，建筑自己，把自己做为一项毕生的工程来建造。一切外在的生活都只是由于内在的生活才有意义，本身则毫无意义。所以，哪怕你浪费了全部青春，如果你能把这种浪费转化为一种思想，成为塑造你自己独立人格的材料，你就可以在更高一层意义上做到无悔。人们今天悲叹价值的“失落”，其实价值本来是没有的，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创造，决不能由外部给予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不必都像我一样活。…
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的下一代不再有上山下乡，但任何一个时代，人都是被“抛入”环境和世界中的，这却不意味着人在环境面前只能一无所为、听任命运摆布。时代与时代不具可比性，但人之为人就在于他在被抛入的那一瞬，他就能利用环境去成就自己的意义。放弃努力而一味的抱怨生活的无意义、世界的虚无或“人文精神的失落”，是没出息的态度。世界的虚无不应成为懒于创造的借口，而正应成为一切真正创造即“无中生有”的前提条件：既然一切都是虚无，那就没有什么阻止我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奇迹。自己不去创造，一切有利条件都会成为不利条件，并且会遇到致命的诘问：这一切有何意义？做学问有何意义？解决一个理论问题有何意义？出一本书有何意义？这样陷入苦恼、茫然，只能怪自己。我们这一代人是独特的、空前绝后的。但仔细想一想，哪一代人不是如此？历史是没有偏心的。＇p。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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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扮男装与女权意识
鲁迅先生曾说过； 在中国； 最伟大、最永久、最普遍的艺术就是男人扮女人。人们一般认为他是在讽刺梅兰芳； 却往往忽视了他说这话的文化内涵。鲁迅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国民性批判”。男扮女； 女扮男；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男女之大防”的畸形表现； 因为在舞台上； 它既可以符合公开的礼教规范； 同时又满足了男女之间隐秘的窥视欲（女人看见“男人扮”； 男人看见“扮女人”） ； 使道德理想主义和生活现实主义达到完美的结合。但整个却是建立在自欺欺人之上的。
然而； 男女互扮（京剧、越剧等） 还不光是中国艺术的最高成就； 而且体现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模式。当然； 中国人的普通人格模式一般来说仍不外乎男耕女织； 男子打仗女子看家； 男主外女主内； 男子应当孔武有力、英勇无畏； 女子应当温柔贤慧、细心体贴等等。这都是些一般的标准。然而； 谈到“理想人格”； 情况就不同了。中国的理想男人； 必是带有些女人气的。他必须知书达礼； 温文尔雅； 不是一介武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而应懂得服从、忠贞、奉献； 即使带兵打仗； 也有“儒将”风度。这种理想类型以屈原为典型代表； 他自比为“香草美人”； 开了以怨妇诗和恋情诗影射君臣关系的先河（《诗经》中是否已有此先例； 至今似尚无定论）。即使是在“乱世英雄”之中； 草莽之徒也是被瞧不起的。关云长也许不敌吕布； 但他的最迷人之处却在于杀了人之后秉烛夜读。李逵之流不但当不了首领； 而且常常被当作小孩子揶揄耍弃； 唯有宋江才有资格“敢笑黄巢不丈夫”； 在聚义厅上和大宋皇帝修造的“靖忠之庙”中； 他都占第一把交椅。另一方面； 中国最理想的女人也必定是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强人”、女中豪杰和“巾帼英雄”。花木兰从军12 年； 自豪地说“雄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 两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雌”； 在这里；“不辨雄雌”的标准恰好是“雄”而非“雌”。所以花木兰是女英“雄”（犹如说“圆形的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 男同志做得到的； 女同志也能（或也应当能） 做得到。穆桂英、梁红玉、十三妹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女人做男人事的例子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多； 但标准总是男人的标准： 女人挂帅打仗； 女人扛鼎举重； 甚至是男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都让女人去做；仿佛中国的男子汉都死绝了似的。现在又闹到女侠绿林掌门（“东方不败”等等） ； 到处杀坏男人； 救好男人。中国足球打不过人家； 便寄希望于“女足”。其实足球本是男人的运动； 只有男人才最体现足球的精神； 正如高低杠、艺术体操是女子的专项一样。女英雄或许有（如《水浒》中的“母大虫”便较真实） ； 但依赖于她们来挽回败局则显然是幻想、自欺和自我麻醉。与女足陷入同样误区的是残疾人运动； 这本来是要体现人在逆境中努力奋斗的个体人格力量； 中国人却总想用它来为国家“争光”、“壮国威”； 但毕竟觉得不过瘾； 赢了也不解气。我们心里其实很清楚； 在这些项目上； 只有健全的男人赢了才算真赢。
刘晓庆主演电视剧《武则天》； 一开始就唱道： 天下第一君； 是个女儿身。似乎武则天为“我们”女人争了一口气； 不弱于男人。我要是个女人； 决不会为武则天喝采： 想想她如何对待王皇后及其他挡道的女（包括对自己亲生的女儿）。一般女人最怕这种女强人； 办点事宁可找男人去办； 可以免去好多刁难。女人到了武则天这份上；早已不能算女人了； 是性变态； 丝毫不能为女人争光。在中国； 如果有人在男人的事情上捧女人； 这要么说明男人是窝囊废； 要么就是鼓吹性变态。我不是说女人不该踢足球； 女人踢球就踢球； 但不要用男人的标准； 要踢出女人的风格来。女人上拳击台也可以去掉手套； 用指甲抓； 撕头发； 当然这不太好看； 但有个性； 不扭曲。最怕的是女人戴上男人的面具； 看起来好像是与男人争雄； 实际上是女人的失落； 是假个性。
不过； 中国传统对女豪杰的推崇也是有限度的； 是建立在男性优势的绝对前提上的； 那潜台词是： 再怎么厉害； 毕竟是个女人； 不怕你跳上天。吹女人和吹残疾人一样有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心理：“作为一个女人（或残疾人） ； 能这样也就不错了。”要是吹捧某个男人； 抬得过高就会怕他有野心； 除非这男人就是皇帝本人。所以男人一般宜于在死后再去大肆吹捧。因此； 中国文化虽是男性体制（父权制） ； 但却是除一人（皇帝） 之外压抑所有其他男性； 使他们都女性化的“阴性文化”； 而这“一人”（皇帝） 自小身处一个阴性的或无性的（宦官） 环境中； 其实也“阳刚”不起来。而另一方面； 又在鼓吹女性向男性“看齐”； 但女性真要成为男性的主宰； 则多半要留下“牛匕鸡司晨”的骂名。在这两种情况下； 实质都是一个； 即对一般“人”（男人和女人） 的个性（包括性别） 的扼杀。所谓“阴盛阳衰”只是比较而言的；“阳”是如此之“衰”； 所以“阴”也“盛”不到哪里去。女性再怎么张扬； 在中国的地位大致也与残疾人、儿童相当； 所以孔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进入本世纪； 中国人开始学到了很多外来的新名词：“个性独立”、“婚姻自主”、“爱情至上”、“妇女解放”、“自强自立自信”等等； 现实生活中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父母已放松了对儿女婚事和恋爱的干预； 离婚率上升； 独身主义、婚外同居出现等等。但在文化心理层面； 改变的并不太多； 人们仍常常用传统的“巾帼英雄”形象来鼓励“新的女性”的自尊心。20 年代； 西方女权思想传入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易卜生； 尤其是他的《玩偶之家》（又译《娜拉》） ； 讲的是一位知识妇女娜拉与丈夫海尔茂婚后关系融洽； 丈夫将她称作“小鸟儿”、“小松鼠”； 两人成天沉醉于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的欢乐之中。可是当娜拉为给丈夫治病冒名签字借钱的事败露后； 海尔茂却翻然变脸； 骂她是“下贱女人”； 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且根本无意于与她同舟共济。风险过后；海尔茂又想重归于好； 表示要用自己“宽大的翅膀”保护他的“小鸟儿”； 但娜拉已明白了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 毅然出走。此剧当时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轰动； 新的女性没有不知道娜拉的。也有不少女性真的从家庭出走； 不愿当男人的附庸和摆设； 要自主自立；和男人一样平等。
然而； 易卜生的影响在中国一开始就变了味。中国女性从家庭出走； 多半都是因为封建礼教对一般爱情的扼杀； 而不是要维护自己个体人格的独立； 或追求一种以个体人格独立为基础的爱情； 因而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 参看方平：《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 载《读书》1982 年第11 期）。通常“逃婚”发生在父母将女儿许配给一个陌生人时； 往往是做小老婆； 有时还加上女儿另有所爱。有时出走是因为丈夫无情； 或虐待妻子； 或寻花问柳。总之； 如果能找到一个海尔茂这样又可靠、又爱自己的丈夫； 中国的女性多半是不会出走的； 海尔茂正是她们所向往的“模范丈夫”。人们只知道中国的出走的女性与娜拉一样是要追求“自由”； 却没看出这自由的层次和含义大不相同。要说“自由恋爱”； 那么娜拉与海尔茂正是自由恋爱的结合； 这从娜拉当着丈夫的面自由出走而未受阻拦也可以看出来。因此； 娜拉真正追求的是个性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中国的妇女逃出家庭后； 其归宿却只能是投入另一个家庭； 包括革命的“大家庭”； 但同样缺乏个性和人格独立的要求； 而是更加无条件地服从和奉献自己给男性的标准。对于这一点； 就连鲁迅先生一开始也还不大弄得清楚。1923 年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认为； 娜拉的真正出路在于争取“经济权”。至于如何取得经济权； 他承认不知道； 只知道要战斗。他把娜拉出走归结为一个寻求“出路”的问题； 而不是根本的人格独立意识的觉醒问题。当然； 觉醒以后；也许会发现无路可走； 但至少有了去“战斗”的要求和动力； 反之； 一个人格上不独立、未觉醒的人； 即使取得了“经济权”； 也会陷入自我封闭； 给他一条出路他也不会去走的。在1926 年的《伤逝》中鲁迅已经看出； 这种人（如子君） 即使走出一个家； 也会落入另一个家； 永远只能在（父亲的） 家和（丈夫的） 家之间转来转去。中国的女性实际上还谈不到“走后怎样”的问题； 而是根本还没有真正要摆脱“家”（不管是小家还是大家） 的概念而独立的出走要求。
根据一些人对鲁迅的解释和发挥； 妇女的最后解放取决于她们从小家庭的爱情生活中摆脱出来； 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和“社会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