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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张悦然：（苦笑）是啊，一个准女IT人员和一个准女作家的结合体。 记者：这个作为书籍的宣传语挺好的。现在有小孩子勉强考进大学就自称全才了，相比之下你的描述更有吸引力，也更符合事实。 张悦然：听上去是不错。但我觉得我比一般的女子累，这并非标榜我的精力十足，而是没有力气了。觉得自己太辛苦了，以至于什么都不能再争取了。我写得太快了，把自己写病了。BF亦觉得我生活里能分给他得时间太少了。 记者：访谈这样的俗事，大概也是打扰你感情生活的原因之一。 张悦然：不，他太轻闲了，无法理解我的繁忙。他每时每刻都在线，如果我不能冷落他一会儿，我们根本无法做访谈。 记者：也许我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听说你有个每时每刻都在线的男友，使得你永远处在忙碌的状态，这是真的吗？” 张悦然：哈哈。男友自称是个大超人，能知道我在背后说他坏话，所以有关他的问题我一般都回避。 记者：如果要用比例来做个划分，你觉得自己的精力有多少用在写作（及其相关）上，有多少用在IT上，还有多少用在男友上呢？ 张悦然：4∶2∶4吧。我想是这样的，我已经不大算做IT了，但是它们还在劳累我的身体和头脑，所以我不大快乐。 记者：嗯，一般碰到这种情况，人们会说“被学习迫害了”。最近好像流行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法。很多人都退学了，你知道的，比如蒋峰。对这问题你怎么看？ 张悦然：你说为了写作而退学吗？我非常理解他们。我相信都是万不得已。我也相信他们对文学的热忱。 记者：但你自己不会这么选择，是否尽管很累，也不愿意改变现在的生活？ 张悦然：并非如此。我只是觉得，现在并不是非得这样。非得这样除非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我负荷不起了；第二是文学给了我足够丰富的，让我心甘情愿的放弃——现在看来，都还没有。其实我常常羡慕苏德和周嘉宁那样的的生活。
张悦然：红色走向红色（2）（图）
记者：读文科的生活？ 张悦然：嗯。我觉得空闲是件非常可贵的事情。但我却没有去读中文，你知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是中文系毕业，他留校，成为博士生导师，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可贵。他告诉我没意思，他自己后来也做了别的。而我从小，在大学校园长大，看到中文系的人真的是格外有心机，钩心斗角，职称什么的……我就不想走这样的路，想学科学……你不要笑，这想法很真实，不骗人。但是后来我还是回到了写作这条路上。还是回来了，没办法，就是爱这行。逃不开，宿命啊。 记者：你提到宿命，也许对这个词，一个教徒比普通人更加敏感吧？ 张悦然：嗯，很相信。我最近特别喜欢传道书，读了很多遍，也在我的长篇小说中提到。传道书是圣经中新约的一章，比较耐读的一章。里面有这样的话，是我所喜欢的：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多好的话啊。 记者：上次在上海，和你匆匆讨论了一点神学。现在有关信仰，你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张悦然：我还是很悲观的，这个一直没有协调好。我还是没有被带动的高昂起来。所以，我并不是完全的信徒，或者，并不是灵命高的信徒。 记者：难道信徒要求很高昂地生活吗？ 张悦然：要积极。绝对要积极。我见过的信徒，我们教会的信徒，都是积极的。 记者：积极地什么？ 张悦然：积极地要求自己，积极地对待生活。比如，他们早上要是迟到了，他们竟然祈祷，虔诚地祈祷，让上帝来改变他们。而他们自己亦做很大的努力去配合。总之他们不断检查自己的陋习，不断改正，所以他们中很多人非常的优秀。 记者：听上去像是些Pladin。你和他们很熟悉吗？ 张悦然：很熟，每周见。但我还是不能变成他们那样。我觉得迟到是自己的事，不会为此祈祷。我还是把自己和神分开得很清楚，这在有些人看来不好。他们看起来和普通的人真的不同，一眼就可以看出的不同。但是他们自己觉得好，觉得幸福。 记者：“兔子富了”。你又换了一个ID？ 张悦然：是啊。LUIS说我老不换ID很无趣。而我又不喜欢“兔子回来了”这个名字，所以直接跳到了第三个。（指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第三部。） 记者：厄普代克对你的影响大吗？ 张悦然：不大，我觉得他的兔子四部曲比较好玩。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者，我想想，应该有海明威，还有中国的林白。 海明威是那种很容易成为偶像的作家。非常硬汉的感觉，小说里又有种很残酷的东西，让人觉得像中国古代慷慨激昂的英雄。 林白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女作家。我觉得自己是对小说语言的诗性化比较在乎的人，也许是因为林白早年写诗的原因，她的语言比较诗性化。我很喜欢她的短篇《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回廊之椅》，等等，好多短篇，还有最近的长篇《万物花开》。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小说，里面的有些场景我永远都会记得。 《万物花开》已经对我最近的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 记者：最近上海文学搞了一个新人小说奖，为此你创作了一篇参赛小说，朋友们对它的评价普遍不错，觉得你在其中做出了一些新的尝试。奇怪的是你最终获奖的却是另外一部作品。 张悦然：《右手能干的事有很多》是我为了这次比赛专门写的一篇。这个大约一万字的短篇是我至今耗时最长的一个短篇，大约花掉了我大半个月的所有夜晚。多数时间，我并不是在写，而是在向朋友询问，和他们探讨。有关一些描写性的场景，我在写的时候都不能一遍满意，所以中间修改多次。 现在事隔两个月，我再回头看这个短篇的时候，觉得它并不能算非常大的转变，只是把从前某些趋势深入地走了下去，至于是对是错，暂时还无可知。我在写的时候是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比较尖锐的东西，特别骇人的那种性的表达。不过现在看来，还是过于温和了。
张悦然：红色走向红色（3）
值得一提的是，在写这篇小说之前，我刚读完林白的《万物花开》，里面对于性的描写和诠释是令我非常惊奇的。我想它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 记者：嗯，我注意到你再次提到了前辈作者林白，以及性。女作者刻画性的能力和特点一直是文坛中值得注意的传统，而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表，你也在这方面做着某种尝试。对此你能展望一下前景吗？ 张悦然：嗯，我记得王安忆曾说，中国缺乏一套描述性的语言。这句话给当时还十分年幼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为什么）。而现在在我看来，我觉得已经有太多的女作家都在探索和创新，所以虽然我对这个领域有所觊觎，但是也并没有什么非要达到的目标。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词汇其实就那么多，而适于描绘性的词汇也不可能无限增加，所以成败事实上在于怎么把它们结合。词语也许是俗气的，但是用在每个具体的场景里，加之氛围，就不会雷同了。 记者：你的回答很严肃。但是读者在阅读女性作者的作品，尤其是与性相关的作品时，往往不会抱着特别严肃的态度。这点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由此在近年来产生了出版界过度渲染作者本人而非作品的现象。在你接受访谈的这本书里，就要求作者提供个人照片5到6张。你觉得在未来的文学发展道路上，女性作者如何在坚持自身性别特点的基础上尽量避免陷入被误读的境地呢？你自身打算如何做？ 张悦然：呃，我也曾有非常鲜明的态度——我认为女作者为了保护自己，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过多地暴露自己的隐私或者写作之外的东西（包括照片）。但是后来我慢慢明白，这里面当然有很多责任在于出版方、媒体等等，但是也和女作者本身坚持的路线有着决定性关系。现在我这样认为，一个打算走纯文学路线的女作者，她对此态度并没有必要那么敏感鲜明。照片也可以给，因为我发现当读者由衷地喜欢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甚至已经造成个人崇拜，那么他们就是想看看这位作者的样子，这非常正常（在此我要说明，曾多次见人用着同样的比喻：读作品升华到想看看作者模样的时候，好比吃鸡蛋升华到要见母鸡。对于这样逻辑错误的比喻令我感到厌恶和愤懑）。并且，读者也由衷地关心作者的近况和趣闻。这所有，如果作者认为她需要和读者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她完全可以公布，这没有任何哗众取宠的成分。 只是因为一部分存有歹念的女作者的存在，使得所有的女作者的神经必须紧绷起来。至于我本人，现在没有十分抗拒。我希望我的读者了解我的一部分情况，以保持我和读者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 记者：最近除了写小说，还在忙些别的什么事吗？ 张悦然：要写好几篇序，头都大了。 记者：写序是好事啊，至少代表着别人对你的某种承认。此外？ 张悦然：对了，我现在在练习写诗。我读了很多非常好的诗歌，自己越来越迷恋。终于在一个月白风高的夜晚，自己也拿起了笔…… 记者：你喜欢谁的诗歌多一点？ 张悦然：我最喜欢保罗·策兰的。他在《水晶》里写道： 别在我的唇上寻找你的嘴， 别在门前寻找陌生人， 别在眼里寻找眼泪。 七个夜晚更高红色走向红色， 七颗心脏更深手在门上敲击， 七朵玫瑰更晚泉水鸣溅。 记者：哦？我猜《圣经》对你想写诗歌的念头有影响吧。 张悦然：不是。你知道一个写诗的叫做nude么？她是和我在一起上学的，一个大学一个专业，我们住在一起。她在暗地很有名，也在壶说、胖子……在很多地方出没，luis和小饭都认识她。我们的相识说起来挺戏剧，我们都在暗地，她发现我们ip一样，最后发现我们是离得如此之近。于是上个学期我们般到了一起住。我和她天天在一起，相互受了很大影响，我被逼迫读了大量诗歌，有些真的是让人很喜欢。我现在认为，一个人的生命里，周围的人，除了需要一个情人（当然你可以多要几个，但是鉴于我BF也许会看到，我们只说一个吧）、几个朋友、一对双亲之外，还需要一个诗人。真的，我觉得一个人的周围，需要一个诗人。所以我觉得我很幸福。
张悦然：红色走向红色（4）
记者：这种需要的根据是…… 张悦然：因为诗人是忧伤而潮湿的，带着一种时刻自省的情绪，让人也便得自省起来。作为一个写作者，忧伤真是太重要啦。我喜欢海明威就是因为他特别忧伤，忧伤得恰到好处，恰好有力气拿起枪把自己毙了。多美好。 记者：死亡一直是作者关注的话题，你说的这种是你理想中的死亡方式吗？ 张悦然：我觉得像普希金那样最好。决斗。 记者：传奇性的死亡。那么传奇式的生活怎么样？比如说长年坐牢？ 张悦然：不好。萨特多变态啊，就是坐牢坐的。 记者：变态好啊，人不变态枉少年。 张悦然：可是老头了的他仍旧变态啊。不过他不变态就不会有波伏娃的书。《第二性》的问世应该得益于此。 记者：其实所谓变态完全是一个控制力的问题，牢狱容易让人游离于常态，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变态，并不是看他的状态如何，因为对于常态我们并无标准。 张悦然：我最近为了长篇小说的需要，研究了一些人格分裂。觉得挺有趣。我本来并不清楚人格分裂的具体概念，看过之后才知道。所以人格分裂其实很动人。是说，一个主人格，其余都是其他人格，可以一个可以多个。主人格蒙在鼓里，她不知道别的人格的存在。但是别的人格知道她的存在。没有一生下来就人格分裂的，而是到了某个时期才突然像一根柴一样劈开。原来好的部分就成为了“干”部。 记者：你是通过哪些书了解的？是不是新加坡那儿找书比这儿容易些？ 张悦然：不。主要是网络，还有BF的讲解。他对一切怪异的血腥暴力都感兴趣。 记者：说到你的留学身份，你觉得对你的创作有些什么影响？ 张悦然：有啊，这令我格外怀念往事，总是处于一种怀念之中。非华语环境给了我一些冲击，就是说，我看不到了很多报刊杂志、电视节目，令我变得闭塞。我的小说也许会因此缺乏诙谐的语言。在我现在生活的环境里，我看到得多是整齐的秩序井然的东西，它们单调而缺乏变化，我非常怀念中国的城市，它们是那样的丰富，纷呈。我常常怀念起中国蜿蜒狭长的小街，卖各种小东西，讨价还价的声音，甚至小小的纠纷和冲撞。 记者：但你可以看英语的不是吗？接受原版作品比我们这里便利多了。 张悦然：嗯，是的，有些英文很美丽。但是写不出来，所以又很难过。也曾想过用英文创作，但是最近没有了。因为觉得真的很难。英文其实可以说得很简单，比汉语要简单多了，大家不会觉得你没有文化，但是写出来的时候，语感不对。这和词语简单与否无关。我看过的一些英文书，也有词语非常简单的，你根本不知道那么简单的词语，怎么会是好的小说呢。可是英语母语的人会很振奋的说：“多棒的语言啊！”比如爱伦坡的一些作品。而你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总之还是觉得很难。也许我会偷偷尝试用英语写作，但是不会拿出来。 记者：嗯，那么你觉得留学生活对你写作有哪些正面影响呢？ 张悦然：让我更加忧伤啊，忧伤对我太重要了。 记者：很想看看你把自己搞得那么累而写出来的作品是什么样的，发来看看吧？ 张悦然：不行，它太滥了。我拿去卖钱的。（笑） 记者：怎么你最近很需要钱吗？ 张悦然：我需要赚钱的过程，这让我觉得我有用些。
韩寒：人家的评价，我无所谓（1）（图）
——韩寒访谈 文/曹隽雍 韩寒，“少年作家”的典型代表，青春文学领军人物，1982年9月出生于上海，1999年因参加“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得一等奖和六门功课不及格而留级名噪一时，在报纸杂志上面曝光率赶超流行歌手偶像明星。对中国现行教育体制抱有不满情绪，身体力行，成为著名的“韩寒现象”。现在北京极速车队玩赛车。 已出版：2000年5月长篇小说《三重门》，2000年8月作品集《零下一度》，2002年1月长篇小说《像少年啦飞驰》，2002年10月作品选《毒》，2003年8月杂文集《通稿2003》。 采访韩寒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打电话就打了一个星期。听闻他不认识的电话是从来不接的，这下我总算见识到了。好容易通过辗转关系联系上了，约好了时间，打电话过去，却是电话已停机的消息，让我郁闷半天。后来才知道这小子把他的电话来电转接到一个已经停机的号码上去了——为了杜绝多余电话。本来这件事情是秘密，不能公开披露的，不过我采访的时候说到这个，他很诧异地说：“怎么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啦？”我想既然全世界都知道了，我写一写增加一些乐趣，也没有关系吧？ 韩寒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早就听老大赞扬过他，采访中终于见识到了。他喜欢用比喻，往往这个比喻让人觉得比原来的事情还有趣的多。看得出他是很热爱赛车的，采访中他多次拿文学和赛车比较。和他谈话是件愉快的事情，常常让我大笑出声，不过写稿子确实很痛苦的，特别是韩寒的思绪飞快，说话飞快，我的笔却很迟钝，然后闷头研究自己当时究竟写了些什么……然后第N遍发誓好好练字。 韩寒和新概念 记者：新概念在你心中是怎样的比赛？当初为什么会参加新概念？ 韩：作文比赛是个有意思的比赛，新概念在形式上与以往的作文比赛有些不同。 当初是爸爸看到这个比赛通告，就寄了我的文章过去，我当初也觉得参加一下挺有意思的。 好多人都觉得我是因为新概念才出来的，其实我不是这样想的。在新概念比赛之前，我的《三重门》就写好了，参不参加我都会出书。现在的情况是锦上添花。 记者：得奖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年多，请你说一说现在看待新概念的一些想法，与过往有没有不同？ 韩：我现在不看新概念了，对新概念的印象就到第二届为止，我现在只能对他的发展略作想象。可能现在的作者都会猜想评委的心思，分析什么样的文章才能讨评委的欢心吧。 记者：你觉得新概念的性质改变了么？ 韩：新概念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