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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蛰，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所以兹后于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答应出版。北京中华书局在“四人帮”虽倒而国内情况仍在青黄不接的期间接受中文版，都要有相当的识见与度量，值得作者钦仰。
现在《万历十五年》既有这样多的版本，英文本又在美国若干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已出三版，并且经过当代文坛巨子欧蒲台（John Updike）在著名杂志上作文推荐。中文本初版近3万册，也已售罂，并且准备再版，而且出精装本。这都是使作者感奋的事。
但是这本书仍只代表作者一部分意见，不是全部历史的观点。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及：此书“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很显然，《万历十五年》虽有这样积极的表示，书中所写仍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即欧蒲台的书评，也觉得指斥中国不好的地方，应和指斥西方和美国不好的地方相提并论。而且中文版的读者，还看不到的则是英法文版有富路特（Dr．L．Carrin．gton Goodrich）先生作序。此公现年加岁，其父母在中国传教，葬在通州。他自己曾在中国青年会工作，注重提倡儿童体育，又在第一次大战时，领导中国在法的劳工。后来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多年。去年尚与其夫人打网球。其胸襟开阔，当代少有。他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认为目前的堰表，忽视中国伟大的地方。《万历十五年》英文本《自序》有下面一段：
Historians may re－examine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In the hope ofproviding warnings for the futur民but at thesame time caution their readersto preserve what Is ofvalue Presumably，for China the experiences of bothEastand West must be drawn upon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historian layeverything on the table。法文则称：
Les hlstorlens peuvent soumettre ies erreurs dw passeun nouvel examendansl‘espolr d’y trouver desavertls－sements pourl‘avenlr，inals ifspeuvent en m me tempsrecommander a leurs lecteurs de conserver ce qui a delavaleur．La Chlne a sans doute beaucoup tirer desexp rlences del’Orientcoil：11：Tle del‘Ocomident．11est es－sentlel quel’hlstorlen ne cache rlende ce qu‘11salt．
译为中文则为：历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需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序内又说明：“检察中国的官僚制度，不是否认中国全部文化。”可见作者、序者、书评都表示谈论有不尽的地方，应留作日后交代。可是一本书，到底也有它的范围。况且《万历十五年》的初步立意，至今十年，世界局势已有相当变化。也就是我们在写作历史及欣赏历史的时候，身处其境的历史事物，也有了更动。十年以前尚不能全盘托出的资料，而令则能。有了这种机缘，作者才能不顾忌讳，更不拘形式地与编者及读者作漫谈。
《万历十五年》中文本作者姓名前，有一［美］字，表示我现在为美国公民。这在表彰事实之余，也很符合目前需要。因我之所谓“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必须有国际性，我很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使在海外，也仍是一个容易范起是非的题目。
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的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比如西方所谓“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观念。务必造过每一个国家的地理及历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国之民主，即不可能与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国的自由也和美国的自由有差别。现在我虽作这种论调，仍是个人见解，不足代表美国时下的趋向。以这种见解看中国，更要胸襟开阔才能容纳。所以我一方面坚信美国立国精神有伟大的正义感，只待将两者之间的差别解释明白，很多谈会即会冰释。另一方面在中国发表文章，尤其要强调道德非万能。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history人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容我渐次论及。
首先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效逼，才体现出来的。我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抗战第二年，即辍学从军。所从的乃是国民党办的成都军校，毕业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国军十四师当过排长。后来也去过驻印军，在郑洞国将军麾下当过参谋，曾随此公由缅甸前线去上海而入东北。也目击社孝明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我自己没有卷入内战，实系侥幸。乃团在东北三个月即被送来美国人陆军参谋大学。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可是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时代又认识了当口很多左倾名流，如作国歌的田汉先生寿昌，在我则为田伯伯。他曾告诉我年轻时无数吃苦奋斗的经过。他的长子田海男，在我则为海南弟，也同我去成都，也同在十四师服务，也同去过日军占领的越北作过斥候，也同在驻印军工作。我也和他有过一度的竞争，所争的不是党派问题，也不是名位，而是到步兵前线作观察员的机会。事载1944年6月12日重庆《大公报》人也真料不到，他抗战一结束，即自动加入人民解放军，对装甲兵及炮兵的训练作过实质上的贡献，又去过朝鲜前线。而当日同我们一同起居办报的廖沫按兄，则为日后三家村硕果仅存的元老。在武汉时代范长江见则是无党无派，任《大公报》记者。他原名希天，北伐时从军，部队被打散。他曾亲自告诉我，一时贫病交迫，跳水自杀，被救后改名长江。曾几何时，他又做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以后在文革期间，在确山身故。这些事情今日回顾有如梦寐。
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况且二次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践作小工。整日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内嗡嗡有声。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准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已经初步采取这种作法。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例如郑贵妃是否掩袖工谗，她到底是否国家妖孽，和今人的关系至微。明代人之所以要在这些地方做文章，可见他们道德的观念过于窄狭，技术无法开展。我的书也已给欧美学生作教本，那些教师，当然不会在考试时要求学生在试卷上说明明代衰亡乃因泰昌皇帝朱常洛，并非郑妃所生，而系恭妃王氏所出。他们从大历史的眼光观察，应该在读我书时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253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如我们今日读英人魏黎所作《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Throuzh the Chinese Eve）可见1840年，其情形仍与1587年相去无几。而我自己所作的K1619年的辽东战役》也有小历史的情节。例如刘挺，中国方面的资料说他战死；满洲档案说他被俘后处死；朝鲜方面的资料则说他点燃火药自爆身死。文载联邦德国《远东杂志》（Orient Extremus）。从大历史的观点看，则方从哲、杨镐当年丧师折将，有其背后政治、经济、社会多方的原因，和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情形极相似。是以痛责符善、蓄奖及道光帝，于事无补，即咒骂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也只能与咒骂郑贵妃和福王常询相同，都仍不出长隧道内的观感。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即这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也有其根源。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他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在这方面，我曾和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作文阐述。现在我仍在做个别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主要重点，则系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要发展，牵涉很多事物的时候，很难是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所能概括。必有其背面、侧面，即我们自己还没有看清楚的因素，此是后话。现在即从明朝末年，贯穿有清268年到民国初年，也可以从潜水艇夹肉面包的基点看到：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与民间的联系着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superstructure）与下层机构（infrastructure）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算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纪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要不是有这些积极的因素，中国1980年间也仍会和1910年间一样，不可能生存至今。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
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见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眈。
我们今日一提到这问题，首先还没有把问题掌握清楚，就先要被质问，作者是否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可是最近根据法国历史学家鲍德尔（Fernand Braudel）考证，“资本主义”（Cap－talis）这一名词还是19世纪后期的产物，而仅在20世纪内广泛使用。马克思虽称’贺本家“（capitalists）及”资本家的时代“（caPitalist era），并未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今日我们公认为最先的资本主义思想家，实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自己也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他著的《原富人在民国初年即在中国行销。而他在18世纪著书时仅称商业的管制办法优胜于农业的管制办法。在研究大历史的立场，这种分析方法最能表现每个国家先后发展的程序。也才不会用抽象的道德观念，抹杀了实际上技术的作用及成效。今日中国主张实事求是，我觉得更应当收集未曾被滥用的资料，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眼光重新检讨很多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的程序。
这样看来，以”资本主义“形态在欧洲作先锋者，实为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其中骁首则为威尼斯，这城市在大陆所占有的农业地区经济力量有限，而市内碱水也不便制造，在教皇及神圣罗马帝国（其本身不在意大利而在德奥）争权，两不相让之间，取得独立地位。其最大的方便则是地方小，内部组织简单。13世纪之后，其全部国家有如一个大城市，也如一个大公司，所有民法即全部为商法，所以也不顾天主教的教义，建设海军，竭力经商，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继威尼斯而兴起，则为荷兰，荷兰正式国名为”尼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Nederlanden）。历史上也称The DutChRepublic，或United Netherlands。荷兰（Holland）不过为联邦内七个省之一省。但是这个国家厂世纪初独立时，荷兰人口占全国2／3。又供应联邦经费3／4。尼德兰因抵抗西班牙政府及参加宗教革命才联合全体荷民成为独立国家。过去无统一国家及社会的经验，经济发展尤参差不齐。显然荷兰虽工商业先进，尼德兰境内也有很多省份保持中世纪形态，为落后的农村机构。不能以同一的法律在全境施行，于是乃行联邦制，大事由联邦决定，其他各省自理。开现代国家双层政治的先河。初时荷兰还坚持它有独立外交的主权。联邦的海军也是由5个海军单位拼成。虽然全国皈依新教的卡尔文派（Calvinists），初独立时很多教徒对这派教义所谓”定命论“（Predestination）者作特殊的解释，以便支持他们各别的政治活动。但尼德兰国终因对外经济的激烈竞争及本身高度经济的发展下，使其内部矛盾逐渐解除而成为世界富强国家之一。
在荷兰之后商业资本高速发展的则为英国。英吉利及苏格兰称”联合王国“，大于荷兰5倍至6倍之间。我们今日看来面积小，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则为大国，也有坚强的农业基础。这国家商业组织没有展开之前，常为各先进国家掣肘。如银行业，即为意大利人垄断，以后保险业也为荷兰人操纵。意大利人在伦敦的市街称为仑巴德街（Lombard Street）他们也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输出以羊毛为主。意大利人即先垫款于畜牧的农村，将羊毛预先收买，又掌握其海外市场。
英国的整个17世纪可称多难之秋。起光英皇与议会冲突，财政税收成为争执的焦点，又有宗教问题的扰壤，司法权也成问题，对外关系又发生疑忌，也有内战、武君，革新为民国，政治独裁制、复辟，行第二次革命的大变化，又产生了暗杀，排斥异教徒，发传单及英皇受外国津贴的情节，而其人口又不过400－600万，其与本世纪初中国之不能治理，情形也大同小异。当然这段历史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解释。不仅不同的历史家著书争执，有时同一的作者所著书也前后解释不同。
我极想向中国读者提及的，则是对中国的大历史而言，英国1689年的经验，深足借镜。这年代之前，英国为一个”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mathematicallyunmanagea‘le），法律即有不同的见解，法庭也有三四种不同的种类。所谓普通法（common law）者，乃中世纪遗物，绝对的尊重成例，凡以前没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对地产注重使用权。对所有权倒弄不清楚；缺乏适当的辞章，足以解释动产的继承权；不动产的押当，也不符合社会需现款的情况，也没有将地租按时价调整的办法；农作物只能推销于本地，限于历史上有基础的市场。其他如组织公司，宣告破产等全未提及。简言之，这种法律以旧时代的习惯作倚衬，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