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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要提倡，绝对不能减少。
所以严复在这里是自相矛盾的，他没有厘清自由概念的多重含义。西方的自由概念他也没有完全理解，他用中国的两种自由的观念去附会，而这两种自由的观念他又没有搞清它们的关系。所以他经常发生这样的自相矛盾：要减少个人的自由以利国利群，但是他又讲儒家的自由精神是一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那怎么能减少呢？那就不能减少嘛。所以严复对西方自由的理念做了儒家和道家的双重理解，为了抑制道家自由化的危害，他诉诸儒家的国家主义，而为了软化国家主义的极权统治，他又诉诸儒家的民本思想和群己平衡观，为道家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理想留下余地。你还是要给老百姓一点自由，给他们自由他们会感激不尽的，乡下的农民你给他一碗饭吃，他每天就端着这一碗饭在你的肖像前来敬拜，那是有利于国家主义的，群己平衡观是有利于国家主义的。所以，在国家稳定的时候呢，你可以给庄子的自由化、杨朱的为我留下一定的余地，你不能赶尽杀绝，人家搞点自由化也没什么关系。如果国家稳定的话那没有什么关系嘛？国家不稳定当然要铲除它了，但是你也要留下点余地。那么儒家的国家主义呢，在这种解释中也成了一种自觉意识，就是把国家极权建立在儒家的这种承担意识、担当意识的基础之上，把专制统治也跟自由拉上了关系，这种自由就是孑L子的“忠恕之道”以及朱子的“八条目”，“修齐治平”，以内圣外王作为自由的终极理想。自由的终极理想就是通过群己权界达到内圣外王。
可见他的思想并没有进入到密尔自由观的内部，反而经常对密尔的自由观进行批评，当发现他不符合中国传统观念的时候，严复经常对他采取批评的态度。所以严复到了晚年转向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很自然的，是有他的必然性的，他的整个思想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的。但是在当时，他是最了解西方的一个人。包括他对《论自由》的翻译上，可以看出他颇费苦心，他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混淆，但最后还是混淆了。所以严复在当时可以说是对西方的自由观理解得最透彻的一个人，但是呢也是对自由观做了一个全方位中国式误读的人，把老庄道家的、杨朱的以及孔孟的有关自由的观点全部附会上去了。在严复以后，无数的学人等而下之，特别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学人，在涉及到西方来的自由观的时候，完全遮蔽了西方自由观的原貌，而且就连中国式的附会也是片面的，没有达到严复的这种全方位。严复虽然是附会，但是是全方位的，他把中国的各种自由都把握在视野里面了。但是后来的学人往往都是从一个方面，或者是立足于庄子，或者是立足于杨朱，或者是立足于孔孟、程朱来理解自由，很少有人达到严复这种综合的程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严复的理解在当时来说是最深刻的，但是他的误解也是全方位的。
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
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对中国百年来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偏向的一种反思。中国百年以来，西方哲学传进来经过了不短的历程。那么要反思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接受、对西方哲学的消化，有一个问题不得不专门来加以探讨。这就是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哲学的时候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偏向，因为在文化的传播和解读中，“先见”或者说像伽达默尔所说的一种“先理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当然也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异民族文化因素的时候都必须有一种先见，才能够得以接受。但是中国人在接受过程中，在一定的时候，他应该回过头来进行反思，这也是必然的。这就是说你不能老是先见，老是原来那种固定的成见。你经过一百年的接触以后呢，应该回过头来铸造一种新的视野。伽达默尔讲“视野融合”嘛，现在视野已经在逐渐融合，所以你必须把西方的视野也吸收进来，这就必须要对我们的先见进行反思，进行一番检讨。
我们可以看出，从l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那些有识之士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向西方学习。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们立国保种的唯一办法。当时面临的危机就是存在危机，中国人、中华民族面临着一种存在危机。西方人已经打开了我们的国门，那么中国已经国将不国了，马上就要从地球上被分割、被瓜分，所以向西方学习是当时提出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但是学习什么，向西方人学习什么？以及怎么样地学？这个又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惨痛教训以后，我们才有了一个大致上正确的理解，什么样的正确的理解？就是说要原原本本地对西方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思维方式以及由这些东西构成的有机整体进行考察和研究，也就是林毓生所讲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思想文化解决问题”。从思想文化这个角度来解决问题，而且是有机整体地来解决问题，单个的零敲碎打那是不行的。你把西方文化的某一个片断割裂下来，支离破碎地、急功近利地从西方文化里面截取一些表面有用的东西，那个是没有效果的。比如说：船坚炮利、简单的工、I2技术、实业这些东西，以及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等，这些东西都是有利于我们对西方文化进行沟通的。但是这是表面层次，我们悟出来这样一个层次的学习，不能奏效，实际上它的效果并不如我们原来所想的那么理想，所以要从这样一种表面的技术层面、物质层面的东西要深入到文化内部、思想文化的里面。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更加沉得住气、更加沉下心来考虑和谋划。所以经过这一段，特别是戊戌变法以后，中国人已经看出来了，中西的差异和优劣归根到底可以归结到人的素质的差异，要归结到这上面来。那么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国人进行一场根本性的思想启蒙，特别是要吸收和传播西方近代以来的先进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这是当时达到的一个共识。所以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这个交界点上，在神州大地上开始了一场震撼民族心灵的西学东渐运动，西学东渐应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前面的都不算。前面的办洋务、买西方的技术、买西方的武器，那些都还只能算一个序曲。这个时候进入到思想文化的层面，西学东渐运动才开始发展起来，它的规模、它的声势、它的持久性以及影响力，应该说超过了一千多年前的佛教、超过了佛学，在这一百年的西学的熏陶之中铸造了现代中国不同以往的民族面貌。现代中国人和古代的中国人在民族面貌上已经不同，思想、意识、思维模式都有所改变。当然我们说传统的东西还在，还在起作用，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不一样。百年以来这样的文化熏陶，包括我们的言说方式、书写方式、文化模式这些东西都有所改变，这当然是极其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我今天考虑的就是通过一些个案的分析，我下面举一些个案的例子，来检讨我们在这一百年思想进程中的失误之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偏向的检讨”，主要是检讨我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其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实用主义。其实实用主义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政治实用主义，一个是技术实用主义，这两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政治实用主义需要技术实用主义，技术实用主义最终是为了政治实用主义，像“富国强兵”或者是“治国平天下”的这种理想是支配一切的。从里面我想获得一些带有普遍必然性的规律，获得一些启示。我们在世纪之交，l9世纪到20世纪出现了一种错位，接受西方文化我们发生了一种错位。在百年反思中，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论调，就是说我们向西方学习没有学到什么好东西，反而把坏的一面学到了。这是一个非常常见、非常普遍的一个说法：我们没学到好的东西，我们学到的都是不好的东西，被西方人所抛弃了、西方人已经认为是不好的了，我们就把它捡过来了。当然我们要对这种说法进行分析，就是说，这里讲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的“好”和“坏”是从思想文化在社会实践中实际的后果来判定的，好和坏就是看它有没有实际的效果。如果效果不好，那当然就不好了。我们总是说，西方人都说这个东西不好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借l：I，实际上还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出这个东西在中国有什么好的效果。如果真的有好的效果，即使这个东西西方人说它不好，我们也不会对它采取其他的态度。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我们看不出它有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坏的。那么在实际生活中的好的效果和坏的效果是由什么东西、按什么标准来评价的呢？如果深入到这一层，我们就发现，其实它的标准是在学习西方文化之前已经既定了的，也就是说是传统的。我们评价一个东西在现实生活中的好坏标准依然是传统的标准，那么你按传统的标准，当然你从西方人那里拿的东西不管它是好的还是坏的，肯定就有格格不入的地方，格格不入很可能产生的是一个“不好”的效应，哪怕仅仅是“看不惯”的效应，我们就对它有“不好”的评价。那么这样一种模式，就是说把任何学说和理论都放到眼前的实际后果中，并且用以往的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其好坏。这种思维模式、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模式。
例如在先秦，就有墨子提出的三表法，所谓“三表法”就是三个标准，我们看待一种学说、一种理论或一种政策有三个标准：一种是看它符不符合先王的圣人之言；一种是看它符不符合当下的经验；再一种呢是看老百姓怎么说，这个对人民能不能带来利益，按照老百姓的评价，带来利益它就是好的。这还是传统的思维模式，就是把一个东西放在我们的实践中用传统的标准、固定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中国传统历来讲究的是“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这样一种对待理论的态度，思想学说和理论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别的用途，而只能用来在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效果，这是我们唯一的标准。这个原则一般来说呢也不能说它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一个理论的好坏、成功不成功、正确和错误，我们要看它的实践效果，在实践中达到了好的效果，我们就说它是正确的理论。当然一般来说这是对的，也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国人务实精神的优点。中国人的长处就在于排斥一切虚无缥缈的东西、不着边际的东西，包括宗教、信仰、彼岸这些东西，中国人都不是真正地相信的，即便相信，中国人也没有那样一种宗教的狂热或是宗教的献身精神，这个是很缺乏的。但是他比较讲究实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较实在。但是凡事不可绝对化。理论和实践当然应该结合在一起，我们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个是对的，但是理论和实践结合有不同的方式，也有不同的层次。最简单的层次就是“知行合一”，凡是一个理论我马上就看它能不能够和行、实践合为一体，如果它不相符合我就不管，就把它抛弃，这是最简单的层次，理论和实践结合最低的层次。那么比较高的层次呢，恰好是知与行在一定的条件下应该互相地独立、应该有一种独立地发展。在知的方面，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它应该有它独立发展的空间，你不要去管它能不能起作用。比如数学，学数学有什么用？如果说它没有用我们就放弃它，这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知行合一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放弃了将来的大用。数学的用处你目前看不出来，而且有的内容也可能以后永远也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你还得研究它。你把它研究透了、研究深了，它的用处才可以体现出来。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的接触，这和你表层的马上就可以拿来立竿见影，当然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理论和实践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互相独立，甚至于应该有某种程度的互相分离，体现为一种张力的形式，虽然脱离，但是它们时时保持着能够结合的一种可能性。你可以不去考虑它当时的实际效果，但是它将来是可以有用的，它不是什么屠龙之术，学了没用的。这是理论方面跟实践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脱离，实践方面也和理论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脱离。有时候实践在某个时候是不考虑理论的，它不考虑认识和客观规律，它就是盲目地碰撞。你考虑那么多理论，你可能一步都迈不开来，这也怕那也怕；有时候在实践中需要冒险、需要试探、需要实验的——科学实验，科学实验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你大胆假设就要有创新精神。所谓创新精神并不是说理论上都已经给你设计好了，然后你再去做，那叫什么创新精神呢？创新精神就是做起来再说，开拓性地进行实践、尝试，然后再用理论去总结。实践在先，这是另外一种理论和实践脱离，它也是需要的，这方面中国人也很缺乏。中国人的所谓实践就是“践履”，所谓践履就是履行某种规范。文武周公孔孟这些人，程朱理学，他们已经把规范制定好了在那里，主要的问题在于你是不是按照这样去做、去实行。中国人讲的“行”是这个意思：知行合一。知就是非要马上就可以行的，而行呢一定是按照知的规范去行，你不能乱行，乱行反而你就不是知行合一，你就是盲目地去行了。所以中国人讲的知行合一是这样一种直接等同。知和行，知就是行了，行呢也就肯定是一种知了。这个到后来的心学、王阳明等人，他们就更加表述得明确了。中国这种知行不分的知行合一，就是贴得太紧了，就没有空间了，知也没有空间，行也没有空间。知的方面，只有给它一定的空问，科学才能够超前发展。我等在那里，我现在不去行，但是我把东西给研究透了，那么它将来很可能会有实践上的飞跃。在实践方面呢，我不需要等到理论论证完了然后才去做，有时候理论根本跟不上，行动在前，行动是无前提的，取决于你的意志。这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在科学研究中也是需要的，甚至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那么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呢，显然里面显露出一种中西文化的差异。
西方文化一开始就有一种知行相分的“毛病”，柏拉图讲的根本就不是用来行动的，他的理念论有什么用？你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你要这样问他，他就把你赶出去，你要讲有用你不要到我这里来，你到木匠或者石匠那里学去。你到我这里来学的那就是没用的。那就是些没用的东西，但是呢它是真理，它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一套模式。你说它没有用，那当然没有用了，那是上帝用的，人怎么能够用它呢？但是人可以去知它、去了解它。所以一开始有一种知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行相分这样一种“毛病”，但是呢，恰好是这样一种“毛病”给他们带来了优势。就是，一旦分离得很开的知与行在近代具有了一定条件使它们合为一体，那么它就诞生出了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同时又具有强大的实践力量的近代自然科学，它在实践方面反而能够长足地发展。长期以来，因为知行相分所以他们不太注重行，所以他们在物质文明、现实的发明创造、技术这一方面可能落后于中华文明，在两千年间很长的时期落后；但是他们在理论上是先进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的落后就变为先进，他们超越了东方文明。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先进，由于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缺乏理论的超前性，所以总是停留在一种幼稚的状态，到最近一百多年就变为落后了。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那样的科学。中国有那么发达的技术为什么没有西方那样的科学，为什么没有产生出科学精神？就是因为过于讲究“知行合一”，知和行贴得太紧了。
那么由此来观察我们20世纪的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引进，从哲学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一开始就是在急功近利的一种传统下做出的选择。应该说本来洋务运动的失败已经向中国人证明了，急功近利不是解决中国危机的办法，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是在接受洋务运动失败的这个教训之下才转向了西方的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但是急功近利的态度并没有消除，而是又在更高的层次上面得到了重复。更高的层次就是在哲学方面，在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功利、直接的实际效应的哲学这个层次上面，再次地重复了急功近利。所以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会说，实用主义以及功利主义、工具主义这种实践和理论不分，这是中国人治西方哲学的痼疾，是一个传统的老毛病。对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