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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谢若萍说出了口，自己也后悔了，不该告诉这孩子的。
“阿姨，以后下晚班，您等着我来接您。”
“别胡闹，你一个姑娘家。”
“我不怕，我有一把刀！”
谢若萍笑了：“孩子气，你别来接我，我不许。”
但那是推不掉的，不论天热天冷，不论刮风下雨，整整大半年，她几乎从未间断过；对一个刚刚二十四五岁，纤细荏弱的女孩子来讲，确实需要点毅力呢！
这样，到了去年七月底，强烈的地震余波，把部大院的楼房都晃动起来，于而龙家的电冰箱，竟自动开步走，向酒柜靠拢；走廊里那位面壁修养的老兵，也翻了个身；于莲披了条床单，打算开门下楼，才想起自己连乳罩都没戴，裸着身子，全家惊慌失措的时候，有人急匆匆地砰砰敲门。
于而龙开了门，正是气喘咻咻，面如土色的柳娟。
当时，谁也顾不得问她：“你有家里的钥匙，干吗还死命地擂门啊？”
但是，在这最艰难的时候，也许马上都要入地狱的前夕，她同这家人生死与共，全家人才真正相信了她。第二天，雨下得多么大呀！谢若萍和柳娟顶着一把伞，在露天地里淋着。
“冷吧？娟娟！”
“不冷。”
“真的不冷？就一件衬衫，还撕破了。”
“阿姨，我一点都不冷，还热得直冒火呢！”
谢若萍把娇俏苗条的演员往身边揽得紧些，在沙沙的雨声里叹息：“娟娟，你干吗把你的命运，同我们正在衰败倒霉下去的家结合在一起呢？一条快沉的船，你不太傻了么？”
她不吭声。
“再说，菱菱根本没日子回来的呀！”
她继续不说话。
“娟娟，我从心里喜欢你，把你当做我自己的孩子才劝你，你年轻，漂亮，应该得到你的幸福，不要把个人的青春给耽误了。”
柳娟过了好久好久，才低声地说，在哗哗的暴雨里，多么像录音带上那个女中音的歌喉：“他十年不回来，我等他十年，他一辈子不回来，我等他一辈子——”到了这种地步，谁还能讲她是在说空话呢？那确确实实是从她内心深处涌出来的声音。“如果，那真是有罪的话，我也有责任，因为从我心里，痛恨那个女人；而且我”当着母亲的面，还有什么不好讲的呢！“您也知道，我真的爱他。”
她不敢对谢若萍讲于菱留下的那本赫尔岑的书，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是怎样冒着茫茫风雪，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去，和被沙皇充军发配的丈夫生在一起，死在一起的。如果于菱向她招手，她会毫不犹豫地穿过那茫茫无际的沙漠，到他身边去，只要有真正的爱情，地狱也会变成天堂。
连最顽固的反对派于莲都动摇了，妥协了，承认了她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而且戏谑地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做雨中的白花；破例地给她画了几幅肖像画，一幅在万里长城上她翘首企望的小品，不知为什么，马上就使人想起一位古代的忠实于自己爱情的妇女。
于菱到了边疆以后，只寄来过一张没有通讯处的明信片，谢若萍当时就哭了，她懂得处于那样状况下的人，这是惟一的通讯方式。但是，从此就音信杳然，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二月到三月，天天盼着来信，连那不满足的明信片也收不到一张。谢若萍慌神了，常常一个人悄悄地偷着哭。难道于而龙能不想念远方的儿子么？终究是自己的骨肉啊！
每当邮递员来送信，老夫妻俩会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口去等待，然而总是失望。而每一次失望以后，就更增加一分对儿子的悬念，全家越发地紧张起来，直以为于菱又出了什么事？那些日子，屋子里又笼罩着不吉祥的气氛。
一直到四月初，才收到了于菱寄来的第二张明信片，全家松了一口气。可是只写了四个大字：“问大家好！”使他们琢磨了半天，也弄不懂他写的这个“大家”究竟是谁？后来，终于豁然开朗了，这个“大家”正是广场上的那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啊！
于而龙又想起了他儿子曾经噎过他的话：“中国人要全像你这样，早亡了！”于是他第一次挤在那熙熙攘攘的广场里。是的，他早就想来的，而且也早就应该来的，但是，他身上终究有着那种根深蒂固的习性，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虽然广场上人山人海非始一天，女儿、柳娟绘声绘色向他讲述广场上逐日发生的一切，而且那个老大不小的画家，让舞蹈演员架着，爬到高大的华灯上，摄取整个广场的全景，连夜冲洗出来给他看。他也不止一次萌出到广场上去的念头，但是，立刻，脑海里那位循规蹈矩的君子就站出来阻拦。于莲甚至都有些奇怪：“爸爸，难道你当初闹革命时，也这样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那声音表明了他心头的负担是多么沉重！“爸爸，我记得你讲过，那个从苏区来的红军，甚至劝你和芦花妈妈去杀人，可你，连广场都不敢去！”
于菱的明信片把这位游击队长带到广场上来了。
如果说那天在王爷坟，在马棚工人住宅区婚礼宴席上，只是看到整个画面的一个局部，那么在这泪飞如雨的清明节广场上，他仿佛回到了四十年前的石湖，那人民反抗的波涛，已经是不可压抑，快要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他想起那个酒喝多了的骑兵，充满醉意的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了……”这时，才发现自己敢情还有一个叛逆者的灵魂。难道他说得不对吗？我们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让这帮乌龟王八蛋爬在人民头上，屙屎撒尿，作威作福吗？
然而，那一个血风腥雨的夜晚终于来了，倘若不是那天早搏频繁，心律不齐，他也完全会裹在包围圈里，被棒子队殴打的。直到深夜，那两个女孩子才披头散发地回到家，而且，也是她们有生以来，头一回用肮脏的字眼，唾骂着那些恶贯满盈的大人物，几乎每一句话，都足够判处十五年徒刑的。
倘若于菱在的话，广场方砖上能不留下他的血迹么？那些天，这个不曾挨揍的游击队长，要比那些洒下热血的“阶级敌人”还难受，因为他终于像蜕壳似的，经历了一个苦痛的过程，决定把自己划归“阶级敌人”那个行列里去。因为一个城市中，竟会有百万“阶级敌人”，那么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究竟应该站在哪里；游击队长如果还懵懂的话，那他就算白活了。
谢若萍说：“亏得菱菱走了，要不——”
于而龙反驳说：“难道在广场上洒下鲜血的年轻人，就不是我们的孩子吗？”
那天夜里，于而龙不知为什么，想起了那位劝人去杀人的老红军赵亮，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穿好衣服，推门就要出去。谢若萍早被他的动静惊醒，赶紧披衣起来，在门口一把拉住了他。
“你要干什么？”
“出去走走。”
“你疯了吗？半夜三更！”
“若萍，我的心快要憋死了……”
“你不能再去闯祸……”她完全理解自己的丈夫，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还不明白他的性格！一旦他认准了什么，那是用二十匹马也拉不回头的骑兵团长啊！她怎么也忍不住，哽咽了一声二龙，泪水便迸裂出来，但她拼命咬住嘴唇，不叫哭出声来。
于而龙将他老伴的手，抓得紧紧地握了会子，然后，一言不发地掉头走出屋去。
谢若萍知道不该拦他，而且也拦不住他，然而作为一个忠诚的伴侣，患难与共的妻子，那颗心又紧张地提溜起来。又像那十年里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搬来个小马扎，坐在门背后，悬心吊胆地等待着老伴回来。
请不要笑话一个懂科学的医生也会迷信。在这以前，每当那些一朝得志的“革命家”，把于而龙架走去游街、批斗、刑讯、逼供、拳打脚踢、坐喷气式或者关押在黑牢、地下室不见日月星光的时候。做妻子的总是在门廊后的小马扎上忐忑不安地坐着，和那位理应挡住恶鬼进宅的，然而偏偏挡不住的门神爷在一起，等待着，等待着，老天保佑，好像每次都不曾扑空过，终于等回来了。尽管遍体鳞伤，踉踉跄跄，但终于是活着回来的。
她现在又坐在小马扎上了，因为她首先是一个女人，一个妻子，然后才是一个医生，有什么理由去笑话她呢？
于而龙走在雾蒙蒙的街道上，两条腿不由自主地朝那封闭了一阵，又恢复原状的广场走去。他记得五十年代的时候，不是“十一”，就是“五一”，他总有机会在观礼台上得到一个席位，和那些熙熙攘攘的游行队伍同欢共乐。然而现在，马路上就他一个人踽踽行走，除了影子，在路灯下，时而前，时而后地陪着他，简直是少有的寂静。他也奇怪，当年那种主人公的感觉到哪里去了？好像走在别人的土地上似的，尽力避开那些拎着棒子的值勤人员。
他望着广场上的血——其实什么都没有，和血泊里隐隐约约的那个红军战士的形象，他的入党介绍人似乎在询问他：“二龙，你到哪里去了？”
“我一直在这里呀！政委。”
“那广场上有你洒下的一滴血么？”他的脸色严峻起来，显然在等待着他的答复，要他指出在哪块方砖上，曾经沾有他于而龙的血迹。
然而他能说些什么呢？
赵亮奇怪地瞪着他：“那么，你那颗共产党员的心呢？”
“原谅我吧，老赵！”头渐渐地低垂了下来。
他又听到了那一口江西土话：“为什么不可以杀人？他们也没长着铁脖子，他们也没两条命，他们不饶你，你也不能饶了他们……”
于而龙在广场中央蹲了下来，用手抚摸着脚前的那块方砖，也许是一种错觉，也许是一种精神作用，他似乎触摸到那潮湿的，还有点温暖的血液。他恨不能跪下来，趴在地上，去亲一亲这沾满年轻人鲜血的广场。他在心里喊着，也许是在呼唤他那在远方下落不明的儿子吧？
“孩子，你们来捶击我这颗共产党员的心吧！因为我是老兵，可是我却不在我的阵地上……”
第二章 （4）
游艇降低了速度，沿着满是碧绿菖蒲的水道驶了进去，不一会儿，一个被如丝如缕的垂柳，围得水泄不通的小渔村，出现在人们眼前，这就是柳墩。
司机揿着喇叭，驱散湖面上觅食的家鸭，向岸边靠拢，立刻，柳枝里钻出来不少孩子，从孩子身上已感到春天的暖意。看，他们都光着屁股，赤条条一丝不挂了。骨碌碌的小眼睛，贪馋地盯着漂亮的游艇，至于艇上的客人，则是成年人关注的对象了。
早有飞也似跑去送信的孩子，老林嫂放下手里编织的蒲草拎包，走来迎接他们。她责怪地问水生：“找了这么半天，耽误大伙鱼汛！”她又询问她的孙子：“都弄了些什么时鲜货，秋，还等着下锅呢！”
于而龙挥着空鱼篓子回答：“可丢脸啦！两手空空。”
老林嫂怎么能相信，石湖上出了名的鱼鹰，会空着手回来？
“确实。”于而龙向失望的候补游击队员解释。
她无法置信地摇摇头：“真蹊跷，想必是人老了，都那么不中用了？”
于而龙笑着：“确实是这样，不但鱼没钓着，倒被咱们的县太爷给钓回来了！”
王惠平在众多百姓面前，很有气派地笑了一下，这种笑声听来有些耳熟，哦，想了一会儿，和王纬宇那朗朗的笑声颇相近似。果然，于而龙不幸而言中，王惠平满石湖地搜索，确实是要来钓他的。
于而龙的东山再起，严格地讲，和县委副书记的关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不知为什么，犹如大年初一吞下了一个冷团子那样，总觉得搁在心窝里是块病似的。尤其是要了好几个长途电话，找不到他的“纬宇叔”以后，确实有些慌神。幸而天保佑，夏岚接了一次电话，告诉他，一切都挺好的，请他放心。
“我给工厂打电话，他们说纬宇叔要出国考察，可是当真？”
夏岚不置可否，只是说：“！该怎样照应你的支队长，你也不是不明白！虽说不至于搞到夹道欢迎的程度，至少也要盛情接待才是。”
也许是心有灵犀，王惠平连忙应声回答：“我懂，我明白了！”
接电话当时在场的他妻子懵懂地问：“你明白了什么？”县委副书记抢白了她一句：“不让你晓得的事别插嘴！”
石湖绿豆烧，也可算是一种小有名气的酒，甜脆爽口，而且有股子后劲，饭桌上，两盅酒一下肚，副书记展开了一个全面攻势，轻重火力一齐朝于而龙扑来。
“支队长，我算是借花献佛，请干了这杯。哎呀，老嫂子，让孩子们张罗，快入座，给你这杯酒，来，碰一碰，这是一杯高兴的酒，干了，一定要干，一定——”他一饮而尽，并把酒盅反扣过来给大家看。
水生赶快把酒盅斟满，他媳妇，一个腼腆的小学教员，忙进忙出地端菜，县太爷降临到一个平民百姓家，终究是一种不寻常的殊荣，小两口决定尽最大的力量来款待；尤其是水生，他妈都观察得出，对王惠平要表现得更加热情一点原谅他的实用主义吧！
老妈妈，要知道这是他的顶头上司呵！
县委副书记酒酣耳热，谈笑风生，他无论如何不相信支队长是个六十出头的人，甚至打趣道：“看新换上的这一套，还真像个新郎官咧！”
大家都笑了，只有老林嫂正襟危坐，于而龙看得出，她对县委副书记只是一般的应酬，泛泛的来往，不像水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面露对上级的如慕如渴的驯顺之情。
为了表示有礼貌地恭听，于而龙点燃一支古巴雪茄，在袅袅的青烟里，那个拘谨的老妈妈，变成了一个候补的游击队员，一个生龙活虎似能干泼辣的大嫂；而正高谈阔论他十年来景况的县领导人，却成了当年那位胆怯木讷的小伙子。哦！那兵荒马乱的年头里，普遍都存在着营养不良的又黄又瘦的气色，而他，从县城来的高中生，就更明显些。
呵！青黄不接的春三月，也是游击队难熬的日子啊！
“咽不下去吗？哈哈……”
老林嫂毫不客气地打趣她丈夫的助手，那个年轻人正苦着一副脸子，吞咽着糠菜团子，说实在的，不光他，谁吃都要拿出一点毅力才行。
“看你这样子，倒像是吃药，小伙子，你来参加支队，赶上了老天出日头，好天气啦，不管好好赖赖，顿顿都能揭开锅。开头两年，能吃上糠菜团子，就像吃鱼翅海参席啦！”
心地和善的老林哥马上过去给王惠平解脱窘境，拉走爱管闲事，言语赛过快刀利剪的老婆：“算啦算啦！倒好像你吃过海参席似的，我问问你，海参啥样子？”
“你知道？”老林嫂反唇相讥。
“我当然知道，海参和花生一样，是在海里长的花生。”老林哥很自负地说。然后，悄悄地往那三个兜的学生装口袋里，塞进两块米饭锅巴。那时，这只是重伤员才能偶尔享受的优厚待遇，大概越是艰难困苦，人们的同情心也越强。
于而龙想起王惠平，当年围着老林哥转，甚至在战斗中，也寸步不离，都成了笑柄。现在，侃侃而谈的语言、坦然自若的神态、不亢不卑的气派，使旧日的支队长觉得，此人胸有城府，已经过分成熟了。难怪如他所说，十年来是在领导岗位上“赖着”——一个用得多么古怪的字眼，“赖着”，可也得有点子本领啊！别人有上有下，有起有落，而他只不过是有时分工多些，有时分工少些。现在大概管工交，他说：“我真希望步支队长的后尘，具体抓一两个工厂，搞些实际工作……”
于而龙挺有耐心地听着，数十年的领导生涯，使他练就出一种本领，一面环视着堂屋里的陈设，一面盘算着副书记，经过一番迂回曲折的战斗，到底要亮出一张什么底牌？
担当多年领导职务，日久天长，形成一种习惯，只要对方一张嘴，必须立刻判明来者的意图，而且马上准备好答案。
但是于而龙这一回失灵了，像他那纬宇叔一样，不可捉摸的因素太多了，因此在心里叹息：或许是老了；或许是久不在台上，此道生疏了，于是偏过脸盯看着东壁上挂着的一幅油画，不再思索那副书记费解的问题。大概昨晚来到，屋里灯光暗淡，不暇细看。现在，他才发现原来是于莲的作品，很可能是那年回石湖时画好留下的。画面上的主要人物，是那位抚养过她的干妈，正吃力地拎着一桶水，从湖岸走回来。因为是逆光，那脸部表情现出沉重艰难的模样，但背景是异常明亮的，碧绿的垂柳，和从柳枝缝隙里露出的烟波水光，非常耀眼。他女儿可能受了西班牙画家戈雅和俄罗斯圣像画的影响，色彩浓艳，对比度显得那样强烈。在满屋土色土香的家具和农具中间，这幅油画实在有点不伦不类。他望了望端坐着的一家之主，又比比画中十多年以前的她，老了，确确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