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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求援地望着于而龙，希望他能给解围。
“不奇怪，在石湖打了几年游击，谁不认识！”于而龙给副厂长圆了场。
“不，爸爸，听她口气里，似乎早就——”于莲又回想起那摇橹妇女欲言又止的神情。
夏岚急切地追问：“莲莲，快说下去——”
于莲笑了：“也许我将来才能理解，谁知道，生活的艰辛，还没有把我磨炼出来，她，似乎不太幸福！”
谢若萍感触地说：“ 对，莲莲，最不幸的，总是我们女人，包括她——”她指着速写上那眼睛似乎会说话的，失去了青春，失去了欢乐的中年妇女。
说实在的，第一次会见，徐小农给于莲留下的印象还算不错。
过了不久，油画的基本轮廓勾勒出来了。
整个格调显得低沉，这使于而龙想起五十年代在国外实习时，那时还算得上好客的主人，曾经领他们去参观圆萝卜头的教堂，里面的宗教史诗画，就是这股压抑的味道。
于莲说：“正是我想达到的。”
“使人觉得憋得慌，我用老百姓的话对你讲！”
“明快的色彩缺乏真实基础，和空洞的豪言壮语一样，虚假的自我安慰罢了。我们为革命所付出的那么沉重的代价，仅仅表现革命乐观主义，是不够的。”
“还是应该昂扬一点，调子应该高些。”于而龙皱着眉头。
“那是一个不可能有笑的冬天，爸爸！”
“冬天孕育着春天的生机，你应该画出希望来。”
“爸爸，你说得太对了！”她从梯磴上下来，好像作为一种奖励似的，跟她爸爸亲了一下：“ 冬天里的春天，这大概是所有巨大历史转变时期，必然出现的自然现象。我要把它画出来。”
“别犯疯，莲莲！”他推开缠住他的女儿，对于她的洋习惯，实在不喜欢。老大不小的女孩子，当着客人，有时也毫不在乎和她的“二老大人”亲嘴贴脸，弄得老两口无可奈何。
“需要我向你汇报一下那位求婚人的情况吗？”于莲问。
“我看你倒顶能支使他的，评价怎样？”
“两个字。”
“什么？”
“鸡肋。”
父女俩大笑起来。
油画终于脱稿了，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特别是送子参军的母亲，扰得他灵魂不能平静，作为一个游击队长，当时，有多少母亲把孩子交到他的手里呀！
她是谁呢？每当他看了以后，总在不断地思索。
他还不能完全欣赏自己女儿的艺术手法，弄不明白那些抽象的线条和阴影究竟什么涵义？为什么冬天淡漠的阳光，会是一块一块的？还有，那不合乎比例的眼睛，也使他接受不了。但是也怪，看了一眼以后，便再也不能忘却。每天从工厂回来，无论多晚，无论忙到什么程度，总要推开画室的门，看看那有许多语言的眼睛。
她就是那个摇橹的四姐么？不，已经不完全是，连王纬宇都悄悄地对他耳语：“ 我向上帝发誓，不大像那个人了，我倒看出来一点芦花的影子。”
“瞎说，莲莲不会记得她妈的模样——”
但是，经王纬宇一提醒，那一夜，他真的失眠了，于是老两口从床上爬起，来到画室，站在那里，久久地仰望着画中的母亲。
“也许是精神作用，我怎么越看越像芦花？”
谢若萍说：“只能说精神上有点类似，莲莲她妈要年轻得多，而且比画上的母亲英俊，特别有股吸引人的魅力。我记得我头回见她，她女扮男装，进城到我们学校里做工作来。猛乍一看，一个可精神、可漂亮的小伙子，同学们都看傻了。”
不知什么时候，于莲站在他们身后：“在欣赏我的杰作么？”
“快要送出去展览了，我们再看看——”于而龙说：“ 是的，为那漫长的苦寒日子，我们付出过沉痛的代价，一味乐观主义，或者爽性撇在脑后不去理会，那是不真实的。你在那刚接过枪上火线的孩子脸上，画出了光明和希望。作品的生命力就有了。”
谢若萍笑了：“最有趣的是小农，他说：‘看谁敢提个不字？’那劲头，真是忠心耿耿——”她望着眼前充满青春活力，有着诱人丰姿的女儿，不难理解徐小农神魂颠倒，恨不能整天长在这四合院里。
于莲敏感地问：“看样子，你们非要我嫁他不可啦？”
“我不晓得你还要挑啥样的？”
“他只能使我可怜，而不使我可爱，明白吗？二老大人！”
“别任性！”她妈妈劝诫着：“ 你只能被人侍候，哪能去侍候别人，小农听话、老实，是个合适的对象。”
于莲说：“如果我真心爱那个人，我甘心情愿像世界上最好的妻子那样去侍候他，别以为我做不到。”
于而龙不觉得和官居三品的老徐结亲有什么好，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正，他看到别的追求者，都陆陆续续退出了竞技场，告别四合院。那么，以吉姆车和显贵父母为后盾的徐小农，获得他女儿的局面，是势所必然的了。
“似乎是二十世纪的变相抢婚，真讨厌。”于而龙有着一副天生的拗骨，总是要反抗那种强加在他意志上的东西。那天晚上，他不想表态，只是把自己沉浸在那幅快要送去展览的油画里。
哦，那些粗看起来，仿佛是格格不入的线条，构思独特的光线和阴影，都浑然成为一体，半点也不多余，而且，甚至是缺一不可了。
“死丫头呵……”他赞叹着，而且不知不觉地像梦幻那样沉醉过去，仿佛自己挤进在那群支前的乡亲中间，尤其是那妈妈的小儿子，正接过他哥哥的枪，马上要到火线上去，使他激动不安。正是这些母亲把儿子献给革命，革命才获得成功的呀！可是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起她们呢？战争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了，谁也不大想起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是怎样为革命做出最大牺牲的。忘了，甚至支队里那些勇敢善战，打起仗来不要命的小鬼，都渐渐淡忘了，那些孩子全部牺牲了，而他，却活着。
三王庄已映入目中，他那朋友家的高门楼，三十年后，仍旧触目惊心地矗立在村子的中心。他又想起了他女儿的油画，那画里就用高门楼的一角作为背景。画面上阴森沉闷，透出一股死亡的气息，那个躺在担架上的大儿子，头已经歪到了一侧，显然快要死了。妈妈一只手捧着他，一只手把他的枪交给身边的小儿子，哥儿俩都长着一对跟他们妈妈相同的黑圈眼睛，是一种刺人的会讲话的眼睛……
那是十几年前的被批判的旧画了，但现在又在眼前展现出来，或许由于高门楼的原故，触景生情，想起了那幅画吧？
突然间，躺在担架上的那个垂危的人，眼珠活动了，奇怪，他知道这是一种幻觉，因为眼前活生生的现实，是他阔别多年的三王庄，不是那幅油画，即使是的话，也决不会有画中人物眼珠转动的事。于而龙慢慢地划着桨，使幻影持续在脑际里，确实是在转动，而且还辨别出，认出来躺在担架上的人是谁。糟糕，是工厂里那个赫赫有名的高歌，他怎么躺在地下？他怎么命在垂危之中？是谁把他打伤或者击毙的呢？……
荒诞不经的幻觉呀！
这时，一架直升飞机，从头顶上轧轧地飞了过去，掀起了一股强风，把他的舢板，送到了整整离开三十年的故乡。
他在心里呼唤：
芦花，你的二龙来啦！……
第三章 （4）
于而龙像三十年前一样，熟练地驾着舢板，从碇泊着的许多船只的空隙里穿过，靠了岸，系好船，踏上了三王庄的土地，像长期飘泊在海洋上的水手一样，上岸时总情不自禁地蹦达两下，活动活动。
这里和陈庄同样是一个高音喇叭的世界，是王小义和买买提喧嚷的世界。于而龙站在街口，完全怔住了，想不到是一个几乎认不出来的三王庄，出现在他的面前。他踌躇了，不知该往哪儿举步？
倘若他还是支队长的话，不由分说，准会大踏步向高门楼走去，因为那里设有支队的指挥机关，是湖西地区的党政领导中心。而且可以预料，只要他跨进大门，高门楼前后几进院落，休想有个安静。他像一股旋风，难得有他吹不进去的角落，搅得他的部下都像风车似的转动起来，大家都不由得感慨：“要支队长安生下来，等石湖见底吧！”
他会给他的下属带回来一口袋问题，倒出来，琳琅满目，像贪婪的渔民，爱用细眼目的网一样，上至鱼，下至虾，大事小情，像涌过来的波浪，把整个机关都淹没了。
“要不得，要不得，你把正常工作秩序都给搅乱了。”王纬宇在担当这座动力工厂的副手以后，开始不那么温顺了。因此，那些科室人员也响起一片聒噪之声。但于而龙要把人员压得尽可能的少，而任务倒要加得尽可能的多。这不能不引起一种本能的反抗，连廖总工程师都出面劝告：“算了，也不是要你于而龙个人掏钱去养活他们。”
“你这是什么话？”他不满意这位讲求效率的工程师，会说出如此息事宁人的语言。
“这是中国——”廖思源只说出了半句，那未吐出口的，显然是：“你不可能去办那根本办不成的事情。闲人，你就养着吧，只求他不给你捣乱生事，就算上天保佑了。”
于而龙别转头问王纬宇：“先从你那一摊子行政部门砍起如何？”
王纬宇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
“我绝不是戈尔洛夫……”这还是解放区时代的名词，于而龙已经习惯成自然地说出了口，他向反对他的精简压缩政策的人们宣传：“我当区长，县长那阵，腰里挎着匣子，口袋里掖着公章，背包里装着全区党政财文大权，找不到那么多坐在椅子上喝茶看报的老爷。难道因为中国是生产茶叶的国家，大家就得没完没了地坐在那里品味？”
“刀把子在你厂长兼书记的手里。”
“你干什么？”
“我下不去手！”
“王纬宇，你不要搞这种邀买人心的廉价同情！”他喜欢讲话一针见血。“你打过仗，该懂得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一个优秀的机枪射手，可以独当一面；而十个饭桶，能给制造出一百个麻烦。”讲这种话，是很刺伤一些人的心灵的，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办工厂，而不是办慈善机关的，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宁缺毋滥。啊，一开始他估计到会有阻力，但想不到大得吓人的程度，民怨沸腾，状子不仅告到部里，甚至告到国务院去。他气得直骂：如果将来中国一旦亡国灭种的话，罪过就在这些不产生任何价值，但却要消耗社会财富的寄生虫身上。但于而龙认准一个目标，那是不大会改变的，一条道走到黑，黑就黑，还得走。
办公室里一片窃窃私语之声，那是他拼命压缩非生产人员的主要对象：“于书记恨不能一个处长，把科长、股长、科员的工作一肩膀全挑起来，搞一条流水作业线，把等因奉此也来个自动化。”
他听了大笑不已：“如果外国有这种等因奉此自动线，我就申请外汇去买那个专利，搞它一条，让那些老爷们忙得应接不暇，手忙脚乱，满头冒豆粒大的汗珠才好。”
“天哪！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很简单，干不了就让位，谁有能耐谁上。不要挡道，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廖总工程师背后劝他：“你搞就搞吧，何必说些使人不愉快的话，刺伤那些人的自尊心，火上加油！”
“我就是要他们坐在转圈椅上不舒服！”
“没有用的。”廖思源只求不给自己捣乱就行。
“一个社会的灭亡，往往由于消耗的人多于生产的人。”
“好吧！”廖总预言着：“如果你有兴趣播种蒺藜，那就等着收获荆棘吧！”
“火线上的铁刺网都趴过，无非头破血流，扎一身窟窿。”
那时，高歌已经从厂技术学校出来，一直在车间办公室帮忙，因为这个年轻人虽然能把自己打扮得水光溜滑，但他的磨床，所磨出来的工件，永远也达不到规定的光洁度。再加上他一年有六个月得去厂部的宣传队唱歌，车间主任看透了：“算了小高，你就以工代干，在车间职能部门帮帮忙吧！”但是，于而龙的压缩之风，像厂里的七千吨水压机一样，没完没了地压下来，于是，高歌又回到了磨床旁边去了。
王纬宇为歌手求情：“把小伙子安排到政工部门吧！”
“你嫌政工部门那些人还少么？”
“可惜了，高歌挺聪明。”
“他可以把聪明用到正地方，我们国家需要呱呱叫的工人，不需要那些耍嘴皮子的空谈家。”
高歌亲自到厂长室找他，于而龙知道他要说些什么，便让秘书小狄转告：“什么时候成为一名真正的磨工，咱们才能有共同的语言，回车间去吧，像你爸爸一样，踏踏实实干活，勤勤恳恳做人。”
当家人，恶水缸，于而龙得罪了许多人，而王纬宇轻松自在，处处讨好，有什么办法？于而龙爱说：“同志，假如你在火线上呆过，就会投我的赞成票。”
但是，好像投赞成票的人并不多，一直到高歌成了工厂的“主人”，于是在帮助于而龙提高认识的会议上，旧事重提，老账新算，分明知道于而龙是个残废军人，却偏要他弯腰低头，像把折刀似合拢，恨不能把于而龙那颗倔犟的脑袋，塞到他的裤裆里去。然后，人们在控诉他的资本主义托拉斯经营，血汗工资制度，残酷剥削工人的罪恶以后，问他：“为什么打击革命小将？”
“谁？”于而龙脑部由于下垂充血而肿胀着。
“你干吗把高歌弄回车间劳动？”人们厉声问。
尽管于而龙头晕目眩，腰疼欲断，但他却是一个死了的鸭子——嘴硬：“我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是懒汉的天堂！”
人们扑上来，拳打脚踢，要打掉他的“嚣张气焰”。
“交待！为什么？为什么？”
他挣脱一切，把腰挺起来回答：“我是希望他踏踏实实地做一个人。”
那时候，坐在主席台首座的高歌，确实在眼里闪过一道听了良心为之一动的，那种呆板迟钝的光芒，就如同刚才在湖面上划着舢板，保持在幻觉中那死去的战士，突然眼珠动弹一样。这使于而龙自己多多少少意识到一点点责任，正如那个战士的死，游击队长不能不承担责任。难道老高师傅把自己的儿子领到他面前，做父亲的会希望儿子变成现在这种样子么？
所以，他觉得不能这样丢手就走，不能轻易结束故乡之行。现在，他认为倒是难得的，能够独自一人去看看芦花的坟墓，抚着那块石碑，静静地坐一会儿，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走？
是的，于而龙是不大肯认输的。
游击队长抬起脚来往村西走去，起初有些犹豫，好像转了向似的，后来才意识到是失去了银杏树的结果，因此，才不迟疑地向前走。可能是春汛大忙季节，很少什么闲人，原来估计没准碰上几个熟面孔，但他失望了，谁也不注意他一个老三王庄人。因为公路修通以后，三王庄不再那样闭塞了，管你是谁呢？一个昔日的游击队长，那是过去的光荣。十年前，或许还会被少先队请去讲讲革命传统；现在就像躺在路旁的磨盘，已经由于有了打米机，而变成无用的累赘，是碍事讨厌但有点重量的古董了。于而龙想到自己是个磨盘式的人物，觉得很可笑。果然，走了一程，除了那两个小伙子唱歌外，谁也不对回乡的游子发生兴趣。
其实，对于石湖水上人家来说，哪个村子都算不得是自己的家乡。但是从他记事开始，好像逐年都要向高门楼缴纳一笔桩子钱，才被允许在三王庄靠岸拴船，也许如同现在的存车费吧？大约由于纳贡臣服的关系，他视自己为三王庄的居民吧？
正好，他经过一家饭馆的门口，客堂里很清静，生煎包的香味，使他回想起脍炙人口的家乡风味，蟹黄粉包白鸡面，和石湖姑娘一样，也是远近闻名的。于是他迈了进去，一方面有点口渴，另一方面说实在话，划了这么远船，肚子也有点饿了。
说来惭愧，多少年来，他还是头一回独自去饭店进餐，而且还是一家简陋的不怎么卫生的渔村小馆子。
虽然客堂里放着几张油腻的桌子，但找不到一条可以坐下来的凳子，总算那个梳着两把刷子的服务员，同情他有把子年纪，而且衣冠端正，便把自己坐的一张方凳，站起来踢给了当年的游击队长。她还在继续自己的演说：“……哪怕豁出赶八里路，今儿晚上我还要赶到闸口镇去看电影。”
于而龙看出她是一位和柳娟似的电影迷，不过，柳娟对国产影片一点不感兴趣，所以很少见到她坐在电视机前，看那个翻车的老把式。但这位服务员对于电影演员的熟悉，连他于而龙都惊讶了，甚至对私生活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她讲了好一会子，才发现顾客听她讲的兴趣，超过吃的兴趣，便一扬脖子：“买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