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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说：“让他请我们吃西餐吧！”
于而龙对“将军”的好兴致，简直觉得奇怪，王纬宇在一言为定的爽朗笑声里，坐车走了，很快消失在巍巍的城楼黑影里。那平坦的马路上，随着疾驰而去的汽车，卷起一阵最早飘零的落叶，一叶落而知秋至，可不是么？季节开始变换了。
“将军”的“红旗”车里塞得满满的，周浩同江海交谈，询问着省地两级一些老同志、老部下的情况，好像都流年不利地有那么一段共同的遭遇。于而龙没有细听，只是满腹疑团地在汽车里想来想去，“将军”究竟要讲些什么？为什么糊里糊涂做明晚的东道主？一直到家，及至躺倒在床上，也久久不能合眼。他如今是稍一兴奋，就要失眠了。
也许“将军”找到了儿子，像传奇故事一样，骨肉离散多年以后重新团聚？许多悲欢离合的艺术作品，赚了人们潺潺般泪水，不正是从这些动人心弦的地方，震撼人们的灵魂嘛！但是路大姐，在冲破包围圈杀出来的时候，什么凭证，什么纪念物都未曾给割舍了的孩子留下来。因为孩子刚出世，正好是皖南事变发生的日子，孩子身上有些什么标记也顾不得注意，哪怕一块朱砂痣呢？艺术家们设计出了多少情节啊，一面重圆的镜子，一件妈妈绣的肚兜，一颗长在眉心的痦子，甚至一封血泪斑斑的书信。而必须马上杀出血海去的路大姐，和坐在书桌前编剧本的作家不同，她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母亲。因此，直到今天，除去不变的刀豆山这个地名外，什么线索都消逝了。即使这个孩子有幸还活着，也没法相认了。剧本是编的，生活却不是那么随心所欲的。他们老两口即使是找到了儿子的话，也没有理由让别人做东。于而龙想：也许和自身有什么关连？但也无须他越俎代庖发出请柬呀？难道是有关菱菱的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他脑袋都胀疼了，想不出所以然。
“不错，我也是失去儿子的人，可我的儿子是被他们夺走的，明明活着，可也不许相认啊……”
谢若萍也帮着思索，但琢磨不出老两口究竟为什么！
于是他又调转头来想江海的话（失眠的人总是这样千头万绪地折磨自己），怎么叫做没有保护好？怎么叫做对于生者和死者都艰难的年代？……活见鬼，他越想越烦躁，辗转反侧，更无一点睡意。
“你今晚上酒喝多了点！”打毛衣的谢若萍说。
于而龙记得谢若萍从那一天，开始给女儿织毛衣的，至今快半年了，好像不见什么进展。难怪，从去年十月以来，谁能捺得下心来，坐在那里一针一针打毛活呢？她坐在床头小沙发里，开始给这件毛衣起头。同时埋怨着老头子不善于控制自己，不该和王纬宇干杯。
于而龙披衣坐起，问道：“老江突然讲起芦花，为什么？”
“也许因为见到莲莲，她长得太像她妈了。”
“他干吗讲没有保护住？”
谢若萍想得和他一样，也是那回运枪的事：“那有什么奇怪的，都是到了向上帝忏悔的年龄了。”
“胡说八道——”
“一般讲，上了年岁，人的心肠变得软些。”
于而龙被他老伴的真知灼见逗得哈哈大笑：“依我看，有的人越老越歹毒，因为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对所有活着的人都恨！”
“存在着这种变态心理，大多数还是老了要善良些。江海也许后悔不该逼着我们运枪。”
“是他的过错吗？好像是党的决议。”
“决议有时也有个人的影子，他是主要负责人。”
“我们谁都不是圣贤。”
“芦花那回挨一枪却是因为他。”女人总是比较记仇的，事隔三十多年，谢若萍说起来，还带有忿激之情，因为她也是当事人嘛！
“尽管他后悔，我也并不原谅他。”
“算了，算了，他日子过得不比我们轻松。”
谢若萍又同情那个病人了：“江海头发连一根黑的都找不到了。”
于而龙叹息：“我们都曾经伍子胥过昭关来着，一点也不奇怪。”
也许因为夜静，他们听得清清楚楚，楼外院子里，王纬宇的车子刚刚回来，从汽车喇叭声断定，似乎并不止一辆。他想：肯定是王纬宇从通天的夏岚那儿，得来了什么“新精神”，又要对那些班底，进行“不过夜”的传达了。
谢若萍识相地拧灭了床头灯，拉开窗帘，窗外，月光如水，静静地照在那些婀娜多姿的菊花上。她回过头来，朝那雪茄烟头的火光说：“明天，该是闰八月的十五啦！”
老头子沉默着，烟头一亮一灭，谁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也许——”她自己先笑出声了：“闰八月过去了，就会好起来了……”
于而龙仍旧不作任何反应。
可是在他们斜对面的那栋楼房里，在那用菲律宾杨木做的墙围，日本进口的缨珞式水晶吊灯，新疆的和田地毯，和一幅放得特大的庐山仙人洞照片装饰起来的客厅里，那几位尊贵的客人，像辛伯达第一次航海的故事那样，想不到他们赖以寄命的小岛子，却原来是一条大鱼的背脊，而且倒霉的是这条鱼开始下沉了。在汪洋大海里，无法不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和紧张，那种幻灭感，那种巨浪没顶感，那种来不及应变的仓皇失措感，在一阵阵侵袭着人们的心。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秋天的夜晚，心里会是这样地冷，可这间屋子是装有空气调节器的，永远保持着十九点五度的恒温。然而他们还是冷得要命。
那座落地的大自鸣钟，正在有节律地沉静地响着，似乎在抚慰着那几位暴发户的心，细细听去，那大钟好像在说：“别急，别急，别急……”想竭力使他们安静下来，但是它的努力白费了：他们仍旧坐立不安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不会的吧？”不知谁喃喃自语。
人总是能自我安慰，宽解那紧张得过度的神经，即使在无望的情况下，也不会失去幻想的能力。也许一切都是假的，也许又出现了新的转机，也许说不定是一场虚惊，也许……
他妈的，咖啡壶又空了。
还是王纬宇有恃无恐：“弟兄们，千万不能押孤丁！帆使八面风。你这条船才能得心应手地航行！”他心里想着，一面给他的朋友们，烧第四壶德国风味的咖啡。不知为什么，他联想起那终于覆灭的第三帝国。这时候，院子里的公鸡开始报晓了。
按照迷信的说法，只要雄鸡引吭高啼，一切鬼魂的活动就停止了。于是最初的一线曙光降临大地，人们苏醒了。
于而龙56中听到有人在“剥剥”地敲门，失眠的人就是这样，很难睡着，却很容易醒来，才敲了一两下，便惊醒了，正诧异是谁会这么老早来惊动他们。对面床上的谢若萍也支起了胳膊，轻声问：“听见了么？”
他看了看表，才四点多，披起衣服，趿拉着拖鞋，准备去开门。
“又出了什么事？”谢若萍担忧地按住那颗杌陧不安的心。自从儿子的悲剧发生以后，做妈妈的对于突如其来的敲门声，面目生疏的客人，总是怀有一种惊恐的感觉，害怕不知什么时候突然降临到头上的灾祸。
于而龙虽然笑话过她越来越经不得事的可怜胆量：“亏你还打过仗，上过火线！”然而自己，对于清晨四点钟的敲门声，也不免心头有点忐忑，他从套间走到外屋，顺便了一眼斜对面的楼下，那几辆汽车刚要开走，王纬宇站在门口，向车里的客人挥手。
他立刻闪过一个想法，乖乖隆的冬，文件够长的，竟传达了一个整夜。接着，他又领悟到敲门声很可能和这些人搞了一个通宵，有些什么关联？于是他快步走出外屋，在过道里问了一声：“谁？”
“我，伯伯！”
啊？娟娟！他吃了一惊，心里想：她又怎么啦？这么早？难道又像七月地震之夜发生了那种可怕而又可恶的事？那一回，要不是地震，凭她那把随身携带的刀，是无法从那个卑污的乘人之危的恶棍手里逃脱。那一天也是这么早来敲门的，莫非又有什么不幸？
一个长得出众的姑娘，美貌对于她，犹如象牙对于大象本身一样，倒成了遭灾惹祸的根源。
于而龙又想到，她是持有门钥匙的，那么大门钥匙呢？不幸的预感在袭扰着他的心。
他打开了门。
哦，他登时觉得眼前一亮……
柳娟，这个窈窕妩媚的舞蹈演员，这个秀丽魅人的年轻姑娘，好像新娘子那样喜气吟吟地站在他面前。
“娟娟！”
“伯伯——”
于而龙似乎第一次看到她真正的惊人的美，像绽开的稚菊那样心花怒放，像出水的粉荷那样容光焕发，更像一枚闪亮的宝石，发出炫目的美的光芒。和那一个地震后的清晨，泪和愤，羞和怒，成为多么显明的对比啊！
她欣喜地扑了过来，也许那个留过学的画家，经常毫无顾忌地亲她爸爸的缘故，也许她实在太激动了，情不自禁地第一次投到他怀抱里，把脸贴在于而龙那霜白的鬓颊上。
她在于而龙耳边说：“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阿姨呢？姐姐呢？”
“什么事啊？娟娟！”
谢若萍站在客厅门口问了一声，柳娟又转而扑到她的身上，紧紧搂抱住莫名其妙的大夫亲着、贴着，一面吻，一面说：“他们完了！”
于而龙其实听清，但又怀疑没听清地追问了一句：“娟娟，你说什么？‘他们完了！’”
因为在这间客厅里，在属于家庭的私下谈话里，“他们”是谁？我们是谁？那是不言而喻的。
她松开了谢若萍，但谢若萍仍旧搂住那个细细的腰肢，洋溢着素馨花香的姑娘，仿佛一松开，她就会没影，那句话也会不翼而飞似的。她注视着那张有吸引力的漂亮面孔，听着她说出来的每一个字：“他们完了，彻底的完了……”紧接着她源源本本地把听来的消息讲了一遍。
此起彼落的雄鸡在喔喔地啼着，报告黎明的到来，他们全家也好像头一次特别注意到，在黎明时刻，竟有如此众多的报晓鸡，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呼应唱和，一个有生趣的日子，就是从那时开始了。
不知什么时候，谢若萍从被窝里把画家拖了来，又要柳娟从头至尾地复述一遍，大夫的记性真好，还给兴奋的演员补充：“……娟娟，你忘了说，那个臭婆娘的头套也掉了，满地打滚，像个死不要脸的泼妇一样……”
“是的，是的，我恨死那个女人，菱菱的画，就是我给他出主意的。对，那也不顶用，谁也救不了她，就这样，完蛋啦……”她又接着不惮其烦地讲下去，讲得有声有色，绘景绘情。于而龙自然明白，有些细节未必都是真实的，而是搀进去人民自己的想象和创造。正如杭州西湖岳王坟前，那对残害忠良的铁铸奸臣一样，千百年来，人民把愤恨唾弃在他们的头上，而且还把万俟7错当做秦桧共同作恶的妻子。有什么办法？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他们有权利爱，正如初春那满城白花所表达出来的感情一样。他们也有权利恨，就看才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是怎样痛快地泄愤说：“完啦！他们彻底的完蛋了！”恨，同样也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
他们全家谁也不曾怀疑，倘若不是王纬宇的打扰，昨天晚上，就会享受到这种额手相庆的欢乐了。“将军”不是用筷子蘸着琥珀色的葡萄酒，在白玉似的盘子里，写下了三滴水的偏旁了吗？
两个年轻女性紧紧抱在一起，在客厅里转着、跳着、飞舞着，于莲一面轻声地喊着“乌拉”，一面望着墙上那幅珂勒惠支的版画，高兴地说：“菱菱该放回来了，那个蛇身女妖完蛋了，十二月党人该回家了……”
于而龙看着柳娟的脸颊上，一连串的泪珠滴落在于莲的裸露着的肩头上，好像传染似的，谢若萍也忍不住眼眶湿了。画家站住，惊奇地问：“你们怎么啦？”
舞蹈演员向谢若萍走去，第一次没有称呼她阿姨，而是发自心底地叫了一声：“妈妈……”便再也控制不住，趴在她怀里哭了。
只有天明以后才体会到夜是多么黑暗哪！我们都经历了一段苦痛的岁月，那是用血和泪写的日子啊！
于而龙准备去进行照例的锻炼了，走出门前，关照他老伴：“别忘了今天晚上我做东，你最好先联系一下。”
那天晚间的西餐，令人非常遗憾，就是最喜欢凑热闹，最能活跃气氛，最会喧宾夺主，而且酒量最豪的王纬宇，居然爽约了。
第三章 （7）
于而龙有时候爱发表一些玄妙的言谈。
“我不知道宇航员重新返回大气层，溅落在地球上，是个什么心情？他的双脚接触到原来本属于他的土地时，会产生何等样的感受？”
但是于而龙那天踏着水磨石阶梯，朝那宽敞高大，装潢布局别具一格的餐厅走去的时候，确实感到他的脚是踩在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上了。他甚至有点子奇怪，竟不自主地低头看了一眼，不错，的的确确是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两个脚印大的地方，被他踩住了。
好笑，难道以前，他是在秋千上悬挂着，动荡不定，摆过来摆过去，心也随之“忽悠忽悠”地生活来着？更奇怪的是他自己无论怎样也推不开这种奇妙的感觉，昨天是浮着的，今天才落在了实处。
凡人免不了喜怒哀乐，除了圣贤和伪君子能够做到喜忧不形于色，谁也要在情感的海洋里沉浮起伏。这种脚踏实地的感受，使他心情舒畅，甚至还没摸到酒杯先就醉了。就连堂堂的“将军”，也想来一点自由主义，按说他是相当严谨的领导干部，也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
西餐的菜单是于莲点的，她内行；酒是劳辛要的，他坐在了昨晚王纬宇的位置上，什么朗姆酒啦！味美思啦！金酒啦！于而龙只是抗议：“都弄了些太太们喝的酒！”
“酒鬼——”劳辛指着他说，看得出来，诗人眼里闪出一种真挚的感情，炽烈的眼光，甚至让谢若萍看了都会嫉妒。然而，她才不生他的气，还从心里喜欢他、尊敬他。为了营救于菱，诗人不只是献出了那支高级的进口货猎枪，而是生命。于莲两次送他去医院急救，但他出了院，照旧为那个画漫画的罪犯奔走。
他是今天一听到消息，赶忙跑来告诉的。当时，他一进屋就像瘫了似的倒在沙发里，气喘咻咻，从怀里掏出一台袖珍的录音机，说：“你们放着听吧！我已经舌干口燥讲不动了。”
于莲赶忙装好磁带，一开，很快就听到一阵强烈的，带有讽刺意味的笑声，很有点《跳蚤之歌》的味道，充满了揶揄、嘲弄、蔑视和辛辣的恨。说实在的，那笑，不是一种好的笑。随之，就是诗人那不南不北，始终也不曾学好的国语，像朗诵似的大声道白：“……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的一堆臭屎堆，从人们的心里铲除了……”
整个客厅里爆发出一阵大笑，于而龙差点笑出了泪水，因为他想起了他那阶梯式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的诗，真是“恶习不改”啊！
“都早知道了？”于是他关掉录音机。“今天，我一共跑了十家，你们是最后一家。”他舒展开总有点震颤的手脚，让于莲下楼告诉司机：“叫他回机关去吧，别等我，我不走了。”
“十家？”谢若萍对手脚不利索的热情洋溢的诗人，充满了敬意。
“都是些倒过霉、吃过苦头的人家。明天，我还要跑几家，也许他们像你们一样，都已经知道了，但我还是要去，同他们一起欢乐，痛痛快快地笑一笑，把我几年来失去的笑，统统地补偿过来。”
诗人的浪漫气息也真是毫无办法，有一天，于莲告诉于而龙说：“爸爸，今天我和劳伯伯去找人谈弟弟的事，出来，正好路过广场，他站在马克思的像前，不走了。突然问我：‘莲莲，你说马克思要活着，现在，他会怎么着？’”
“奇怪的问题！”
“他郑重其事地问，然后又一本正经地回答：‘马克思也会像菱菱一样被抓起来，因为他肯定会在《共产党宣言》后面添上一节，批判那种没有马克思主义味道的马克思主义。你想，那些大人先生们会饶了他吗？’”
在餐厅里，周浩的心情还是和昨天一样，兴致勃勃，竟然用商量的口吻，而不是惯常的命令式短语对于而龙说：“在座的数你量大，其他人都有限，还是不要搞得太张狂了，如何？”
江海向于而龙耳语：“什么时候你到我那儿，好酒有的是，还招待你吃油炸铁雀！”
路大姐问：“你们两个队长搞什么秘密串连呀？”她那娴静的脸上，永远有着温和恬静的笑容。
于而龙说：“大姐，江海在用油炸铁雀诱惑我呢！”
“一提起油炸铁雀，就像黄桥烧饼一样，想起我们在根据地的那些岁月了。谢天谢地，王纬宇缺席，把我们饶了，要他在，房顶都能抬起来。咱们今天安安静静吃一点，喝一点，主要是聊聊，谈谈。
据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