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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那么在这种政权里，为掌握政治权力的竞争就不会在整个社会进行，
而是在这个政权本身的各委员会内进行。此外，由于政治权力的分配更多地
不是由正式的指挥系统决定，而是由蒋介石本人或他庞信的助手个人决定，
权力分配必定过分地取决于个人的影响。例如，一般的做法是，新任部长或
局长解除原有人员的职务，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因此，政治上成功的关键
更多地不在于掌握专门技术知识，而是在于与政权的领导人维持个人的关
系。换言之，派别活动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
派系林立。例如，国民党内有汪精卫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应钦
系、朱家骅系、孙科系——这个单子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然而，最大的派系
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一般最具有影响力的派系，是CC系、政学系和黄埔
系。
CC系在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周围结合在一起。他们二人因极亲密的私人
感情联系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们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在1916
年被袁世凯暗杀以前，一直是蒋介石的良师，蒋对其事之如父的人物。在1926
年以后，二陈兄弟领导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的组织工作。1927年6月，他们
首先建立以CC系闻名的秘密团体——据认为“CC”代表的若不是“中央俱乐
部”，就是代表“二陈”。这个团体的实际名称也许是青白团或国民党忠实
同志会，尽管有关CC系的名称、结构和活动的详情知之甚少。①
陈氏兄弟利用国民党的组织部作为他们的组织基础，把他们的追随者安
置在遍及全党和政府的机关，特别是在那些组织的中下层。这样，CC系成了
该政权民事部门的统治势力，控制多数官僚政治的行政机构、教育部门、青
年团体和工会。CC系也控制各种出版物，如《时事月报》和《文化建设》，
主持中央调查统计局，该局是蒋介石两大秘密警察组织之一。
与面向文职人员的CC系相对照，黄埔系则主要由军官组成，但是，它对
政治的关心也极为广泛，至少是潜在地触及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不严格地
说，黄埔系概指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他们保持着对蒋介石效忠的强烈结
合力。然而，如此称谓的黄埔系并无组织，其中一些成员——如何应钦、陈
诚及青年军官——相互严重对立。因此，黄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1932
—1938年期间，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秘密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①
蓝衣社在1932年初由为数不多的青年军官组成，他们是蒋介石在黄埔军
校的学生，对国家及国民党运动的现状感到担忧。日本军队正在侵犯中国领
土；共产党军队虽历经几次围剿依然在内地生存下来；而且，也许最令人惊
恐不安的是，国民党运动成员已变得腐败，更多关心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
是关心实现革命的目标。根据蓝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经失败，国家处于危险
之中。
这些青年军官——以胡宗南、戴笠、邓文仪和康泽为代表——在得到蒋
介石的同意、财务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领导的情况下，组织起一个有三个基
① 陈敦正：《动乱的回忆》，第29页；陈少校：《黑网录》，第290—291页。然 而，陈立夫否认这样一
个团体的存在。见淑文：《陈立夫谈CC》，《新闻天 地》，第20期（1937年2月1日），第13页。
① 见前译者注：康泽《复兴社的缘起》。
本层次的金字塔式团体。在高层，由主要领导层组织成力行社；中层命名为
革命青年同志会；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自军队的下层、学生和政府机关，组织
成中华复兴社。鉴于国民党组织混乱和纪律松弛，蓝衣社强调有必要无条件
地绝对服从团体领导人；同时还强调俭朴、廉洁和严守秘密。
由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国的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渐
渐引起蓝衣社领导人物的注意。蒋介石也大力了解纳粹的组织及活动方法。
据报导，大约在1935年，他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
是衰退中社会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
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②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获得明显
的成功所产生的魅力，蓝衣社同样地提出极端民族主义、领袖崇拜、清除自
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社会“军事化”。
蓝衣社在30年代成为颇有影响的团体。他们控制军队内的政治训练，从
而有助于保证蒋介石得到这政治权力最终泉源的持续的支持。蓝衣社也涉足
于民事活动，如学校、童子军①和警察。他们提供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新生活
运动的干部。他们手中也掌握着隶属于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令人生畏的军事
调查统计局。②这个以戴笠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对蒋介石判定的敌人（从日
本人和共产党人到贪官污吏，甚至国民党内的政治对手）进行情报活动。它
参与新闻检查；还要对这10年间许多最声名狼籍的暗杀活动负责，如1934
年对史量才——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的编辑③的暗杀。
和CC系及黄埔系的形成相对照，政学系全是首脑而非小卒；它的成员个
个都是显赫人物，在政权的基层没有追随者。它没有组织，或明确的领导层，
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见
解。政学系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黄郛和张群，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这种
关系在中国标志着家庭之外可能最为密切的忠诚纽带。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通过这种关系，政学系在蒋介石顾问小集团及主要行政官员中影响巨大。
例如由黄郛和张群推荐，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杨永泰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
在那个职位上，杨永泰——直到1936年被暗杀——是全国两三个最有权势的
政治人物之一。政学系的其他成员有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张嘉璈、翁
文灏和黄绍竑。提到这些以及其他政学系成员，意在列出这个国家及政权的
许多主要人物。然而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成员与国民党的关系充其量也不
过是微弱的。例如，黄郛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他们不是政客而是专家
——经济学家、实业家、银行家、出版家、知识分子——他们不服膺任何思
想意识的教义，而是支持专门技术知识和官僚政治的专业主义。
这几个派系间的关系很复杂。每个派系都公开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② 《蓝衣社之组织及反满抗日之实例》，载《蓝衣社资料》，第11页。
① 中华复兴社仅在1935年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大学学生中发展成员；童子军限 于初中和小学学生参
加，中华复兴社未在初中和小学学生中发展成员——译 者。
② 没有军事调查统计局，应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按：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 局前后成立过两次。第一
次成立于1935年，下设三个处：第一处由原国民党中 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改组而成，第二处由戴笠所控
制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改组 而成，第三处为丁默村控制的邮检处改组而成。第二次成立于1938年8月，
军 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武汉进行改组；该局所属第一处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即通称的“中统”），该局所属的第二处改组为军事委 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称的“军统”）——译者
③ 史量才为《申报》总经理，不是编辑——译者。
都拥护蒋介石为这个政权的领袖；可是彼此打交道有时却非常紧张，因为他
们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例如，陈果夫和陈立夫非常妒忌政学系在行
政机构中的地位，并同他们竞争政府职位。蓝衣社把其他派系看作腐败的文
官政客；尤其敌视CC系，因为这两个派系在政治、教育及情报方面的工作重
叠，不时产生激烈的摩擦。
有意义的是，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虽
然这两个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确定上表现出来，但是，根本问题是权力
和地位。例如，蓝衣社和CC系的分歧表现为如何执行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然
而，一个前蓝衣社领导人承认，“任何＇派系＇斗争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
斗争，而是为了饭碗的斗争”①
蒋介石知道这些党内冲突，但是只要它们不爆发为暴力行为——如1934
年蓝衣社和CC系之间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预。的确，蒋介石实际上鼓励派
系之间的竞争。因为派系间的斗争使任何一个派系不致过于强大，蒋介石从
而得以确保他对所有派系的至高权力。
国民党统治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然而，这易于使人误解，因为这
个政权的领导人事实上强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期望骤然地，甚至“彻底地”
与中国当前的民族衰老状况分手。例如，他们赞美西方科学及工业的进步，
热切期望运用西方技术来改善中国民众的经济福利。他们也希望重建中国的
社会、政治秩序。蒋介石理想的社会模式不在中国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
大利及德国独特的军国主义。他回想起他在日本军校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
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恰恰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①他认为法西斯的
意大利和德国实现了那种理想。他羡慕地声称，“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
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
在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
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②
蒋介石热切希望在中国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
从领袖意志的军事化的社会形象。他在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自吹自
擂地说它能为医治中国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从他下面的言论可以看出新生
活运动的目标。“什么是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问道。“简单
地说，就是把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
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
③显然，他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实际上完整无缺地转变成了新生活运动。
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一点使得
许多观察家确信，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例如，
蒋介石通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道德礼、义、廉、耻。蒋介石非
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国藩和胡林翼。而且，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正
式恢复了尊孔，宣布孔子诞辰为国定节日，鼓励学生和军官学习儒家经典著
① 刘健群访问记，台北，1969年5月27日。
①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0页。
② ＇岩井英一＇：《蓝衣社调查》（日文），第37—38页。
③ 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2卷，第111页。关于新生活运动，见阿里夫〓德里克：《新生活
运动的思想意识基础：反革命研究》，《亚洲研究杂志》，第34卷第4期（1975年8月），第945—980
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66—70页。
作。
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
义相比。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为中国民众
向新社会前进时有助于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CC系的一个成员所说，
儒家思想提供一个“中心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会陷
于无政府状态，道德上就会陷于混乱。①于是，蒋介石常常以中国传统的惯用
语讲话。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
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
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
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
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
梦想到的程度。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
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实际。
① 方治：《民族文化与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 日），第20页。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对南京10年国民党的成就看法不一。一些历史学者断定国民党人建立了
基本健全的统治制度，并为建设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虽然这个充满希望的开端由于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夭折。另有一些历
史学者则坚决认为国民党人建立的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领导人不理解他们
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可供抉择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战略一无所知。因此，根
据这种看法，即使日本人不发动侵略战争，这个政权也注定要失败。①
这些都是热烈辩论的问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因为如果日本当时不
进攻中国，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点就其实质来说是无法证明的。然而，
有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一，国民党人面临的任务——即扭转国家分裂的潮流
——是巨大的。第二，他们试图完成这项任务所处的环境，对成功或迅速地
解决这项任务极不相宜。经济不景气、外国侵略和内讧——这些状况大多是
国民党人无法控制的——妨碍执行有意义的改革。此外，因为南京10年的头
四年主要致力于巩固政权，他们只有大约六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改革。
国民党人显著的成就是扭转了领土走向分裂的趋势。他们在1927年取得
权力时，仅控制了江苏、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由于1929—1931年的内战，
中央政府的势力威震各省军阀，从而保证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
府的政令在1931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华中的几省或其一部分（最显著的
是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①
然而，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第五次围剿之后，南京的有效权力扩展
得很快。蒋介石战略思想的主要前提，是攘外必先安内。他喜欢说，“日本
人如皮肤之疾，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为治心腹之患，蒋介石在1930年
10月，紧接着平定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反叛之后，在江西对共产党人发动了第
一次围剿。然而，共产党人运用游击战的机动战术，在1931年1月1日击退
了国民党进攻者。其他各次围剿接连进行。但是，直到1933—1934年第五次
围剿——这次蒋介石动用了大约80万军队，由德国及日本军官担任顾问，并
对共产党区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来加强军事进攻压力——才对共产党人取
得几近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人在军事上失败，特别是粮食、盐极为匮乏，
最后集合他们的后备力量，鼓起勇气，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并于1934
年10月开始了长征。
成为共产党革命史传奇的长征，给蒋介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把他
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打入华南及华西各省。蒋介石装备精良的军队尾追撤
退的共产党人，进入湖南、贵州、云南及四川。地方军阀感受到共产党军到
来的危险，欢迎国民党军——并非全心全意，因为国民党军也威胁到他们的
地方自治，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因为
蒋介石剿匪军一旦进入一个省，他的人员就开始强行实施旨在打破该省隔离
状态的“改革”。例如，在四川，曾作为几个军阀活动的军事及经济基地的
防区被废除，开始实行更中央集权化的地方行政制度。一个旨在政治上和军
事上把四川与全国结合起来的大规模的公路建设计划已开始实施。由于广泛
① 看法对国民党人有利的研究是多梅斯和杨格的著作；对国民党人不甚有利的 研究是田弘茂和易劳逸的著
作，均已在上面引用。
① 多梅斯：《推迟的革命》，第486页。
使用国民党的法币以取代四川几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四川也纳入了南京的经
济轨道。①中日战争以前，这类改革已经减弱，并未打破西南各省习以为常的
独立，地方当局继续竭力抗拒中央政府不断加强的触手。例如，1937年春，
蒋介石与四川大军阀刘湘的关系非常紧张，一场新的内战仅得幸免。然而，
由于蒋介石1934—1935年反共战役的结果，湖南、云南、贵州及四川四省地
方军阀的自治和政治机动性都大为减弱；而南京政府的权力和威望则大为增
强。
反共战役之果，直到1936年广东最后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之时才算成
熟。虽然北伐以前广东曾是国民党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它从未有效地合并
到南京政府的政治和财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