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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职官员世故，而且过问社会及经济重建的问题更要少得多。他们主要以
专制主义和政治镇压来解决国家问题。杨格说道，这些军人“很无能、反动
和/或腐败，这种情况实在太平常了”。①有这类人盘踞在政权的上层，很难
期望政府对国家的迫切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杨格指出的，国民党领导层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政府
不能与民众同一认识，而是高高站在他们之上”。②这个政权是个独裁政权，
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并靠军事实力来维持。这个政权的领导人唯恐失掉他
们的权力，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和随之而来的额外所得；对于政敌和批评者
则采取压制的态度。在一个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愈益增强的政治形态中，公民
必然变得更有政治觉悟，这种大权独揽的作法，一般地说是自我毁灭。当然，
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为这些东西当时的确不适合中
国国情。然而，国民党本应允许，甚至应该鼓励，政治上已动员起来的人士
参与政事。例如，它本来可以准许工会、学生团体、职业协会和地方自治议
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或者它还可以通过把国民党变成监督政府的工具，
将活力注入党内，而不是让它充当这个政权的萎缩的肢体。
在极度政治危机时期，国民党政权确曾作过扩大政治参与的姿态。例如，
由于政府对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的不抵抗，1932年舆论已转向强烈反对政府
的时候，政府召开过全国紧急会议，①旨在让政权外的知名人士向当局提出意
见。然而，危机一过，国民党政权故态复萌，又采取极权的、排他的统治方
法。有些政权，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的葡萄牙，独裁主义的统治非
常稳定。然而，中国比那些欧洲国家大许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难得多，无法
相比。
加剧国民党政权固有的不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种种未解决的问
题。一些学者目前正在辩论，民国时期农民的生活水准是在下降，还是保持
着大约相同的水平。然而，认为农民的生活一般说来很贫穷，有时甚至和牲
畜一般，却没有什么争论。结果，农民造反、盗匪横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
病态，已成为农业地区特有的流行病。然而，这些持异议者的活动缺乏政治
觉悟，也缺乏把这些活动转变为革命运动所需要的组织。不过，到30年代，
既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组织。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越来越快，农
民正在学会与他们原来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流通，
农民知道了他们村庄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业到30年代也已急剧扩
大。例如，在1935年，中国约54％ 的家庭购买火油；香烟和香烟广告甚至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423页。
② 同上。
① 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曾临时迁都洛阳，召开过 “国难会议”——译者。
深入到最偏远的省份。此外，农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厂做工，由于受城市
及来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响，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智力范围——而且，他
们也定期回乡，把他们知道的东西传播给同村人。②收音机和报纸也在进入偏
僻地区，传播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缪尔〓亨廷顿说，“没
有什么比这种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质”。①虽然尚未就现代中国变化中的农民态
度和看法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农民正在不仅认识到他们在蒙受苦难，而且
认识到这些苦难并非不可避免；这种可能获得的认识表明，农村里有一个潜
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产党已经开始提供组织工作，可使农民的不满情绪变成政治力
量。若没有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本可继续运用镇压手段对付共产党。但是，
国民党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农民不满的社会经济原因，而共产党又已经显示
出很强的生存能力，这样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没有中日战争，国民党中国的
农业地区也注定仍是个易着火的地方。
这几个因素——国民党人施政无成效，他们不了解国家重建的任务，不
能把政治上日益觉醒的广大阶层的民众纳入自己的政治过程，以及农村问题
持续存在——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政权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却无疑
预示着持续的不稳定。
②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第111—112、126—127页；让〓 谢诺：《中国劳工运
动，1919—1927年》，第48—49、66—70页；科克伦：《在 中国的大买卖》，第18—22页；费维恺：
《外国在中国的存在》，见本书上卷，第 3章；杨懋春：《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研究》，第339页。
①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中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秩序》，第298页。
第4章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一次统一战线与第二次统一战线之间的10年，即从1927年中期国共
分裂到1937年中期，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充满灾祸、痛苦和磨难
的时代，它使共产主义运动濒于毁灭。然而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经验丰富
并经受过考验的领导层，他们不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获得权力。我们
先查看一下党员和组织的危机，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这些年中国共产党所遇
到和解决的问题是何等严峻。
党的重建和领导
简言之，中共从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尽管中国领导人偶尔发表不同观点，但在整个1923至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
线时期，共产国际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但是，在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的威
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气来恢复这种威信。这意味着要罢黜和批判陈独秀，
撤换和谴责瞿秋白，审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要在莫斯科召开
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帕维尔〓米夫主持下重新建党。从1927年秋到1931
年1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干预实际上使中国党降低到“殖民地”
的地位。然而1931年1月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共产国际对
中共的影响实际上下降了，这些因素包括斯大林越来越专注俄国和欧洲的事
务，1934年夏季国民党警察破坏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组织，以及斯大林
的血腥清洗，到1937年共产国际已不可能传达他的政策。
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对中共的领导已于1927年年中结束。接替他的是
一些比较年轻的人：1927年下半年是瞿秋白，1928年夏到1930年夏是李立
三，而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是国际派（即28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宿）。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他们着手重建被破坏的党，并制订一种新的实际可行
的革命战略。党员数量由1927年4月高峰时期的近60000人下降到同年年底
可能不足10000人。或许应归功于陈独秀，才使中共在1927年的灾难中没有
被完全破坏。有些人把共产党的复苏归因于不断灌输“共同心态”，换句话
说，归因于党的机关刊物——主要是《向导周刊》和理论性杂志《新青年》①
——所传布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已深深扎根于知识分子的
头脑之中，他们面对反共高潮坚定不移，继续高举革命火炬。用一位1927
年受迫害的幸存者的话说：“失掉了与党或＇共青＇团的联系，就像失去了亲
爱的母亲。”②正是这种情怀，使政治上彼此疏远的人转变成兄弟般的同志，
并使他们毫不留情地与党内外的敌人作斗争。
当1927年风暴突然袭来时，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一个年仅28岁的年轻
人，在行动上他可能没有陈独秀那样果断，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宁主义
和有冒险精神，并且颇精于理论。在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
在几个问题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作为他所编辑的党的机关刊物的一位多产
的评论家，他俄语熟练，因而能读列宁的《怎么办》、《两个策略》之类的
关于党的组织和党的战略的著作。瞿秋白在1927年7月至8月接任书记职务
后，着手使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此后，在1928年，他认为党是优秀分子的组
织，完全不同于它领导下的任何群众组织。它的先锋队地位来自它能通过党
内斗争揭露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①在这些方面，瞿秋白重复列宁和
① 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2 卷（即本书上卷）第10
章的续篇。又见同书第8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 人》（史华慈）和第11章《1926年初以前俄国所起的
作用》（韦慕庭）。关于 概述，见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 年》，
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尔马，《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
② 《红旗飘飘》，第6集，第15页。
① 党内分歧以前从未达到这个方面。见《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96页。 关于瞿秋白的背景
和文学爱好，见史景迁：《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 1895—1980年》第145—148页和各处；夏济安：
《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 运动研究》，第3—54页；和本书第9章。
斯大林1925年给布尔什维克化下的定义。②1927年9月在汕头及12月在广
州（“广州公社”）举行的暴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大批杀害。
在现存的党组织被来自外界的打击所破坏和党内的派别活动所分裂的时刻，
瞿秋白只能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力而为。他企图至少在上层采用民主协商
的程序，但当时政治局往往很少能达到法定人数，他的尝试反而加剧了派别
纷争。③但是由于瞿强调土地革命，党从城市的地下活动逐渐伸向萌芽状态的
农村根据地，大约有15块根据地当时正在形成。
阶级成分
被称为秋收起义的一系列冒险行动失败后，1928年4月瞿辞去党的书记
的职务，让位给一位无倾向性的无产者向忠发。在白色恐怖和战争条件下，
随时随地要关心安全及叛变，党中央面临一系列的组织问题。第一，党员的
阶级成分已从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转变为农村占优势。①这种变化有改变党的
阶级基础、工作方式和党的政策的危险。因此，1928年7月“六大”的决议
和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的信都强烈要求增加城市党
员。第二，为了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中央不得不与那些曾经与党组织失
去关系的党员重建联系。党必须为那些1927年6月前公开活动时期暴露了自
己而当前靠党的菲薄的财力为生的积极分子找工作，并将他们安置到非党的
群众中去。首先它必须统一对激进工会的控制，这些工会掌握在何孟雄、罗
章龙等工会领袖领导下的“实干”派之手。第三，农村支部长期与省委和中
央失去联系。例如，地处长沙东南偏僻山区、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处的井冈
山的前敌委员会，曾用五个月时间才恢复与湖南省委的联系。1928年6月4
日中央送交当时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信六个月后才到达。湘鄂西的贺龙
直到1929年春才获悉“六大”的决议！第四，在中央领导层内，宗派主义特
别是陈独秀“右”的影响依然存在。随着1927年下半年多次失败后，形势恶
化，巩固党组织的希望益发渺茫。②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大会责成
新的领导（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过法国和俄国）恢复党的下列路线：
党必须通过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并进入领导层来实现无产阶级化。这样做不应
以牺牲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为代价，如允许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继续存
在，上述情况就会发生。要抑制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
育和培训，同时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党和党员的安全。在很分
散的农村根据地，应尽一切努力唤起广大群众投身于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苏
② 刊载在1925年2月3日《真理报》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的中 国：整风文献，1942—1944
年》，第269—2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0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4页。
① 散见各处的中共党员数字都是有疑问的。我引用官方统计数字作为粗略导 向。例如，《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1362页上的党员数字。一般认为，在所 有这些报告中，城市党员的数量是夸大的。反之，许多中
共党员离开城市去 到农村，也可能夸大了农村党员的数量。许多在农村苏维埃工作的人员显然 是城市出
身的。
②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 的报告，《毛泽东集》（竹
内实编），第2卷，第25、 28页；《星火燎原》，第 1集下册，第603—614页。
维埃运动。群众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风的正确性的主要标准；盲动主义和命令
主义容易失去群众支持，被认为是错误的。在根据地，共产党人本身只应作
为思想上的领导者从事活动，不应作为苏维埃的行政人员，以便给群众以权
力来监督他们自己的政府，虽然不是监督党本身。①
遵照这些决议，李立三立即采取步骤加强了中央的领导。虽然六大表现
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
的隔阂，但是他似乎没有形成敌视知识分子的立场。李维汉、邓中夏和在河
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坚定的支持者，人们很难说他们不是知识分子。②
起初，对李立三领导地位的威胁主要来自工会领导人，对他来说疏远其知识
分子同事将是不明智的。③
在李立三领导的最初几个月，当小块的农村苏维埃仍在为其生存而斗争
时，影响党的统一和稳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农村根据地。问题在于幸存下来
的党领导的工会及其领导人，李谴责这些领导人的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
官僚主义和无原则的宗派主义。④为保证党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他努力
抑制党内民主，这可能导致了更大的集权。党内抱怨他与陈独秀一样搞家长
制。⑤他本质上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学者，主要靠加强纪律来达到统一。既然
六大重新肯定了中共的地位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就借共产国际的权威
以推行这一行动路线。他常常用撤职的方法清除反对派。有时甚至为同一目
的而解散整个省委。①直到1930年9月，在李立三路线失败后，他才企图制
定一些限制党内过火斗争的规定。②甚至这时他仍以生硬和权威的态度明确地
强调纪律。他为了实现党的统一，还利用了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是
瞿秋白于1927年10月创刊的，仍在继续发行，李在1928年11月又创办了
《红旗》周刊，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7月，每周出版两期。最后他还成
立了由党团、工会负责人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③
李立三与毛泽东之间讨论得最多的分歧较多涉及他们对革命形势的估计
及相应的战略，较少涉及党的组织。许多人担心农民党员增加可能造成农民
意识弥漫党内，但在毛看来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担心。毛和苏维埃其他领导
人在偏远的农村根据地工作，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发展小规模的工业来增
加苏维埃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毛尤其不得不凭借政治教育使农民无产阶级
化。农民是处于党的影响下的唯一的群众，也是新党员的唯一的重要来源。
然而忧虑依然没有消除——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在
1928—1930年前后，李在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红色文献》，第169—191页。
② 王明：《〈两条路线〉跋》，《王明选集》第3卷，第140—141页。
③ 理查德〓C。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第34页。
④ 康拉德〓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172—173页。
⑤ 金一平（音）：《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苏维埃统治下的江西》，第183—184页。
①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载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卷，第43— 44页。这种趋势在1929
年11月开除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他许多人党籍时达 到顶点。见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②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第55—56页。
③ 考虑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李立三的组织成就的 赞扬表现出普遍的乐观，但
不是真实的记述。常注明日期为1930年7月23日 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案》（见《红色文献》 第354页）是在4月至5月起草而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