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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毛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你们＇指党中央＇要求我们不要管军事，可
同时又想要群众武装”。②这似乎表明当时党既缺乏军事行动经验，又过于犹
豫不决，证实了毛在1938年所说的话，“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
面”。③
在群众工作方面也缺乏经验。关于应当在何时以及如何建立苏维埃式政
府的讨论，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准则上，如1927年的中国是否能与1905年
的俄国（即为资产阶级革命作准备），或1917年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相
比。湖南醴陵在秋收起义开始时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④这个苏维埃以及以后
的苏维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绅阶层——例如宗社、农村学校和民团——为中心
的旧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有时甚至利用秘密会社。激进的受过教育的青
年人从受压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们渗透到这些组织中去，既是为避难，也
是为了进行鼓动。他们从这些组织得到了创建苏维埃根据地所需的人、武器
和钱财。他们犯错误，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到1927
年底，在中国明显地出现了两股共产主义之流，即农村苏维埃和城市领导；
前者必须接受后者领导，否则整个运动就会陷入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模式。
由于农村苏维埃仍然弱小而不稳定，建立中央权威并不特别艰难。
瞿秋白和城市领导人一直认为革命高潮正在兴起，他们继续在江苏的宜
兴和无锡、湖北的武汉、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发动起义，结果都遭到惨败。
①接着在1927年12月11日出现了广州公社。这次起义的背景是斯大林——
通过共产国际表达——面对托洛茨基的批评，想用中国的胜利来证明他在那
里的政策是正确的。叶剑英回忆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找到前进的方向。”
南昌起义失败后，广州似乎是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为敌人所吓倒，以及仍
能在一个省取得胜利的唯一希望。②发动这样一次起义的决定实际上是在党中
央的11月会议上作出的，但行动是由处于负责地位的人指挥的，这些人再次
第139—140页和黄永胜文， 《红旗飘飘》第13集，第7页。
① 徐向前文，同上；陈伯禄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795—799页。
② 贺龙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第603—614页；萧作梁：《1927年的中国共 产主义：城市与乡村
的对抗》，第110页。《中央通信》第5期（1927年8月30 日），收入《毛泽东集》第2卷，第1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6页。
④ 《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64页。关于激进知识分子的作用，见J。M。波 拉切克：《江西苏区的道
德经济，（1928—1934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 第4期（1983年8月），第805—829页。
① 瞿秋白：《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在十一月会议上的报告，收入胡华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史参考资料》，第200—222页。
② 叶剑英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册，第196—197页。
对张发奎的合作抱有几乎无法实现的希望。③广州起义失败后，攻占主要城市
的企图被搁置起来，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采取新的行动。革命显然处于低
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动。
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
在接近1927年年底时，只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行动，包括在人迹罕至的
地方建立根据地，如井冈山、大别山、洪湖地区、川北和广西的左右江，在
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坚持斗争。④但是，革命者却不得不问：有建立根
据地的必要吗？他们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吗？从偏僻山区的角度看，革命的前
途是什么？
在井冈山苏维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诉他的战士们：
我们闹革命，光是跑来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家，不然就很困难。有了这个家，就
可以作为同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里练兵，发动群众，敌人来了，
我们就靠这个家和敌人作战。我们以家为依托，不断向外发展，把我们四周的敌人一点点地吃
掉、赶走，我们的日子慢慢地就好过了。
事实上，从事建立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和他们的党需要人和钱，这只能靠没收
富人财产并分一些给穷人来取得。贫苦农民由于害怕报复，不愿参与土地和
财产的没收和分配，除非红军的防卫强大到足以保护他们，并对新的财产制
度采取永久性措施。一旦新制度建立，红色政权就能合法地征兵并向人民征
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像军阀的辖区，但军阀保护豪绅而不保护贫苦农民。
党希望通过建立一支能维护新财产制度和红色政权的足够强大的军队，进行
社会和经济上的变革，以收到激发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忠诚的效果。毛泽东和
其他少数像方志敏这样的人是相信这一战略的，而张国焘却认为农民是观潮
派，而且只关心自身的生存；只有当红军取得胜利时，他们才会支持红军。
按照张国焘的观点，发动农民完全
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与土地政策无关。①
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农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这来自另一消息和评
论来源——掌握华中共产党人第一手情况的传教士和外国记者。早在1931
年，《教务杂志》（一份首要传教士杂志）上一篇文章承认，这些共产党人
“尽管不信神”，却得到成百万农民和工人的支持”。②像《密勒氏评论报》
（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那样的期刊曾在1933年和1934年全年报道过
③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147—148页。
④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环境适应学”，见罗伊〓霍夫海因茨以此为题的论文，该文载鲍大可编：《中
国共产党的现行政治》。在霍夫海因茨的这篇论文和较早的论文《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20期）中，
他忽略了井冈山农民协会的存在。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61页）中，
提到在他到井冈山前一年多时间里党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工作。关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见陈志让以《意
识形态与历史》为题报道的1980年7月7日和8日与井冈山博物馆馆员的详细讨论（静电复印供交流用）。
① 黄永胜记录的讲话，《红旗飘飘》第13集，第8页。见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的 报告，《毛泽东集》
第2卷，第28、47—48页。
① 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46期，第99页。
② 《教务杂志》，第13期（1931年6月），第468页。
农民对共产党人的支持。③当共产党出发长征时，亚朋德和A。J。比林汉考察
了共产党原先统治过的地区。在那里他们发现农民们喜欢的是共产党，而不
是国民党。④正是这种支持使红色政权在长征前得以生存，并使游击区在长征
后得以保持。令人不解的是，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学者们普遍忽视了来自湖
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苏维埃运动影响的其他省份的外国传教士的报告。
建立根据地的基础工作一旦就绪，革命者必须在两个长期战略之间作出
选择。第一个是放弃山区的小根据地，代之以在农村打游击，因为小根据地
的经济资源难以满足大规模作战的需要。这一战略是通过宣传和经济混乱来
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直到游击队得以在全国范围起义中夺取政权。第二个战
略是在根据地坚持下去，并在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同时，波浪式地向外扩大根
据地。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有秩序地增强红色政权的势力，同时施惠于农民，
并促进革命高潮的来临。⑤
按照类似井冈山的模式，沿中国南部和西部高原与北部和东部平原之间
的丘陵地带，出现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数几个苏维埃。这些地区有
苏维埃存在，内战频繁，因此是军队的集结地，这意味着苏维埃的建立与农
民的悲惨境遇之间的关联，对此应作细致而系统的研究。1910年至1920年
间，这一地区的内战和军队集结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可能比中国的平
原等地区更为严重。研究平原地区而不研究这一地区就得出结论说农民的悲
惨境遇与造反的关系不大，无异于品尝白垩而把它当作奶酪。到1930年，13
个左右苏维埃约有300个县在共产党不同程度控制或影响之下。那些没有建
立苏维埃的游击队，如1929年7月至10月间在四川由邝继勋所领导的游击
队，则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①
富农问题
苏维埃着手没收土地并动员贫苦农民，这项任务通常由革命委员会或村
和区苏维埃承担，这些组织最初都为来自城镇的知识分子所支配。②这一事实
意味着缺乏政治经验的农民只起被动的作用，而党的基层组织有超越行政机
构的倾向。③要农民打消他们的被动和怀疑态度，在正常情况下需要6个月的
时间，首先他们涉足缺粮和征税等经济问题，然后才涉足诸如阶级斗争等政
治活动。④一旦被动的障碍消除，土地革命就会帮助穷人把长期深藏的对富人
的仇恨发泄出来，并激发他们更积极地参加军事和政治活动。调动农民的这
种积极性是土地革命的实质所在。当时中共的理性思考对贫农的政治化和行
③ 例如，见《密勒氏评论报》， 1933年7月22日，1933年11月18日和1934年1月13 日。
④ 亚朋德等：《中国能生存下去吗？》，第238—239页。
⑤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集》第2卷，第128—129页。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30页。规模、人口和红军实力 的估计出入很大。确实，
如霍夫海因茨已经指出的那样（见本书第213页④），甚 至“共产党占据”的概念也需要严格界定。虽然
邝继勋失去四川苏区，但据上 海《时报》时常报道，他在川鄂湘边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② 关于苏区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见勒特菲特：《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 民政经验》和金一平（音）：
《中国共产主义政治》。
③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第2卷，第51—52页。
④ 博古（秦邦宪）向斯诺谈到这一经历，见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9页。
动化重视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个嘲弄。党始终把它的注意力和热情贯注于城
市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却陷入经济斗争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
工作条件，而这两种利益的政治意义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根据列宁
对待富农的态度，根据俄国的经验，即富农对群众的剥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残
酷和野蛮，共产国际于1929年6月20日指示中共对富农采取更为激烈的政
策。因此，江西苏维埃于1930年2月通过了一部《土地法》，规定没收全部
公共的、地主的和富农的土地；而1930年5月召开的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
未参加）提出没收富农出租给他人耕种的那部分土地。①
下到苏维埃一级，富农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实际问题。当富农的至关重
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便阻挠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据地与邻近城镇之间
的贸易在他们手中，他们可能停业，给共产党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方面
的经验在1928年12月井岗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②后来在1929年4月
兴国《土地法》中，对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③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
鄂豫皖苏区的富农直到1931年，仍保有他们的土地。不论湘鄂西或湘赣苏维
埃都没有对富农实行严厉的政策。①
当28个布尔什维克取得党中央的权力时，富农问题变得尖锐起来。毛泽
东所采取的遏制富农权势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时拿走富农的“剩余
土地”（抽多补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时再拿走富农的“好地”（抽
肥补瘦），②而不违背平等的原则。但这一做法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
受到严厉的批评。③1931年9月1日党中央的信指示他改变政策。诚然，富
农问题在中央的阶级路线中构成了重要的一环。这条路线对动员贫苦大众是
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只给富农分坏地，而不考虑给地主以补偿。从理论上
讲，毛并不认为所有的富农都是剥削者。他们可能是半个地主或半个资本家，
但他们也可能仅仅是潜在的剥削者。④在另一方面，28个布尔什维克把富农
定义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贷和经常雇工”者。因此，很清楚
他们是剥削者。⑤如果宽厚地对待他们，就模糊了阶级路线，或完全放弃了阶
① 关于共产国际指示，见《红色文献》第324—327页和桑顿：《共产国际与中国 共产党，1928—1931年》，
第87—91页。与桑顿的印象相反，共产国际的这个 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词含糊不清。这个指示说，在反对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 战争变得激烈时，可把富农问题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这种限制下李立三 在1930
年夏改变了他的土地政策。关于这些法律的全文，见王健民：《中国共 产党史稿》第2卷，第357—361
页。但如认为李立三的1930年5月土地法体现了 向反对富农的激进政策的急剧转变则是错误的。因为这
部土地法不坚持消灭 富农，是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
② 《毛泽东集》，第2卷，第67—69页和第47、56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73—75页和179—184页。
①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191—192页和第245—248页；《星火 燎原》，第2集，第
99—100页。
②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43页。该书中文版比该书1960年出版 的英文版好得多。
③ 《红色文献》，第236页。
④ 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第二号（1930年6月），收入萧作梁；《中国土地革 命，1930—1934年：
文献研究》，第153—155页。
⑤ 1932年1月10日中央来信，收入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508页。
级斗争。⑥
拿走富农的部分“好地”与只给富农“坏地”之间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
然而，有些事实却应引起注意。首先，苏区已扩大到包括市镇，苏维埃政府
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贸易体制的成长，使富农在贸易中的作用急剧下降，他
们的利益可能因动员群众而受到损害。第二，富农利用宗族关系来掩盖他们
实际拥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彻底实施。这在1933年查田运动期间很
明显。第三，他们从孤儿、寡妇、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里租到土地，因为他
们家中有较多的强劳力，较多的耕畜、农具和流动资金。第四，通过谎报阶
级成分，他们可能混入并控制贫农团、合作社和其他群众组织，使土地革命
和动员群众在某些地方成为闹剧。①因此从1931年起新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土地法》接受了28个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路线，只给富农分坏地，而没收
他们多余的农具、牲畜和房屋。②这一新的反富农路线贯彻到何种程度无从查
考。在鄂豫皖，张国焘接受了这一路线，并似乎大力推行了苏维埃共和国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11月举行）的政策。在他的苏维埃于1933年转移
到四川北部以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加强了反对富农的运动。③在其他地方，这
条新的路线只是半心半意地执行。④正是为了加速反对富农的斗争，发动了查
田运动。
查田运动
确切地讲，很难说谁应对发动这场运动负责。对于这么一件重大的工作，
说党中央未参与决策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整个苏维埃政府机构的卷入，也
难以相信这项决议能够执行。1933年党中央牢牢地掌握在28个布尔什维克
手中，但没有人能肯定中央对基层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在1934
年以前，毛泽东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
这场运动的开始是党的权力和毛泽东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阶级路线与
群众路线的结合。①在1933年6月至9月间运动的第一阶段，显然毛泽东在
负责。接着，在10月，党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运动中断并搁置了一
段时间，直到1934年1至2月召开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张
⑥ 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49页。
① 《毛泽东集》，第2卷，第166—167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 508页。
② 《毛泽东集》，第2卷，第259—262页；曹伯一：《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 溃》，第192—193、495
页。萧作梁：《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53页。 然而，在王明的《两条路线》（《王明选集》
第3卷第61页）中，土地交易是 准许的。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