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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五年间学潮迭起，校长频繁更换，而校园生活普遍不安定。所有这些反
映了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稳定。②蔡元培就任校长是北大的转折点。蔡身为
清末进士和翰林院编修，出于坚定的信念，在20世纪初与革命党人共命运，
由于他学贯中西，并坚定地献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广泛的尊敬。1916
年末蔡元培应召从法国辍学回国，1917年1月就职。在50岁时，他得以实
施早年在欧洲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时期即已设想的蓝图。③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总长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
——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当时大学校长有相当大的行政权。④
他首先提高教学人员的质量，聘请教师只根据学术能力，不论其政治观点或
学术倾向；结果许多蔡元培时代的青年教师在以后若干年内成为学术和职业
圈内的知名人士，同时他们也提高了北大的学术水平。
蔡元培其次处理的问题是学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就职演说中激励
学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观点”。在校期间他们应当“把致力于学习
当做不容推卸的责任，不应把学校当做升官发财的垫脚石”。①他还支持娱乐
和学术社团以及校园刊物，认为这些都是可取的课外活动。第三，北大结构
② 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页。在《大学令》
中，“宗旨”在1917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
家需要为宗旨”。同上，第671页。
① 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第647页；陶英惠：《蔡
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1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0—271页。中国共产党对北 京大学校史的看法
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
③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473—474页。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 的忠告相反，引用
德国统一的历史。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 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学教师又以使他
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 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据说孙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
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 斯集》第55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6—279页。1920年北京大 学成为中国第一所聘
请女教师担任教授的大学，当时陈衡哲出任历史系教授。 当时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有哲学教授胡适和沈
尹默，语录学教授钱玄同，英 国文学教授辜鸿铭，以及经济学教授马寅初，王宠惠讲授宪法，而俞同奎讲
授 化学。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80页。
合理化。到1923年北大完全摆脱了从过去时代承袭下来的“预科学校”的基
调。它的三个主要部分现在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语言文学。1919年开始
采用选修课程，1922年由教育部批准在全国推广。1920年北大还率先准许女
生来到一向是青一色男生的校园。②公立小学曾于1911年录取女生，到1920
年已成为全国性潮流。据中国国立大学报告，截至1922年，在10535名学生
中有405名女生。③
其他革新还包括1918年起草的几项计划，这些计划旨在制定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学计划。蔡元培不得不使这些新
的教学计划与有效的方法相适应。例如，组建法律系时，当时中国的司法制
度正在着手修订，高质量的教师非常难得，蔡决定以“比较法律”为起点。
首先应聘的两位讲师是王亮畴和罗文干，他们都是司法部的成员，不能受聘
为专职教授。如蔡元培后来所讲的那样，所有这些因素使开设每一门法学课
都极为困难。只是好几年后，出现了王世杰和周鲠生这样的法学家，一个合
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④在注意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时，蔡元培深受他在德
国的经历的影响，在那里他受到柏林大学和它的创始人威尔海姆〓冯〓洪堡
的鼓舞。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热情的支持，部分由于新的教师质量高，部
分也由于师生有讨论学术问题的传统，这种传统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时代，
当时大部分学生都是有一定学识的成年人。①
北大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学者和
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20年代初，北大作为一所大学，可以代表中国高等教
育发展的大方向：课程是按照现代西方普遍实施的训练方针设置的，教师队
伍具有学贯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课程继续进行学习和研究。北大作为第
一所国立大学的地位，明显地标志着高等教育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更全面地
进行研究时，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等其他主要大学的发
展应能提供有启发性的比较和对照。
私立学校：南开。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学都与政府有关系。各种类型和
性质的私立学校纷纷成立，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最著名的教
育家的活动例子是南开，这是张伯苓（1876—1951年）领导下在天津成长起
来的中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的联合体。与晚清的许多现代教育先驱者相比，张
伯苓不是古典学者，而是一所现代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当
时他只有18岁。然而1898年中国海军基地威海卫成为英国的租借地，张目
睹中国国旗降落和英国国旗升起，断然结束了他的海军生涯。极度的羞辱给
予他以创伤性的打击。离开海军时，他发誓要献身于教育这条“自强之路”。
②如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南开学校诞生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所以它的
目标就是要改变旧的生活习惯，培养救国青年。”教育家的任务就是清除中
国衰败的五大弊端：体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学知识，经济贫困，由缺乏集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1—296、297—298页。
③ 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第136—137页。
④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96—297页，和蔡元培任北京 大学校长时的自述，
同上书，第276页。
① 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57、64—65页。
②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83页。 《中华民国传记词
典》，第1卷，第101页。
体生活和活动而出现的涣散，自私自利。张后来在南开制度中所订的综合教
育计划，就是为适应中国在这五个方面的需要而设计的。①
张伯苓漫长的教育历程，开始于谦逊地担任严修——一位杰出的天津绅
士，与蔡元培一样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翰林——孩子的家庭教师。张也曾在
天津另一位著名绅士王益孙家任教。在这两个关系的基础上，张伯苓得以建
立他的第一所学校。1904年，严、王二人联合资助建立一所中学和一所师范
学校。第一届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于1906年，第一届中学学生毕业于1908年。
虽然当地士绅子弟大量出现在第一批学生中——韩、严、陶、卞和郑等姓在
最初的学生名册中都很突出——但学校的新课程很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
来注册。1908年当地第三个捐助人郑菊如慷慨地捐献了土地，而严修又再度
捐款，学校得以迁入“南开洼”的永久校舍，南开学校因此得名。②
清末政治动荡，然而张伯苓思想专一，不允许他和他的学校卷入革命活
动。他集中精力进一步发展学校。1917—1918年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学习一年后，得到严修和范源濂的赞助，他们支持他办大学的计划。通过发
动他与天津上层社会（如严家和郑家）和国内知识界（范源濂是前任教育总
长，蔡元培的密友）的关系，还有与国际教育团体（张于1909年皈依基督教，
并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联系）的关系，他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得以建造南开
大学的第一座校舍。第一批四十余名新生于1919年秋入学。③南开大学开设
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第一届学生于1923年毕业后，南开大学迁入八
里台的更为宽畅的校园直至今日。当南开大学迁到这处郊外的校园时，一座
新的科学大楼同时启用，这是一位私人捐助者的另一件礼物。①
张伯苓曾几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筹集资金。1928—1929年出访归
来后，他将南开大学改组为三个学院：文学院由政治、历史和经济三系组成；
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四系；而商学院包括财务管理、银行、统
计和商业四系。②
张伯苓的双重文化的业绩是来自天津上层社会、留学归国教育家的国内
知识界和国际（特别是英美）教育团体的支持的结合。其他教育活动家的成
就尽管不那么著称，但可相提并论。例如，另一所私立大学——上海复旦大
学，是由一所天主教学校的退学生于1905年建立的一所学校发展起来的；这
所天主教学校便是震旦大学。在这些发展中一位感人的人物是天主教徒马良
（马相伯，1840—1939年，见后）。还有另一所私立学校厦门大学是华侨实
业家和慈善家陈嘉庚于1921年建立的，他已经成为新加坡橡胶、菠萝和海运
业的百万富翁。从1921年到1937年，厦门大学在第一任校长林文庆的主持
下发展起来。林文庆是一位颇具天赋的新加坡医生，在爱丁堡获得医学学位，
并且也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和记者。③中国私人赞助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值得进一步研究，更不用说近代海外华人对教育的影响了。厦门确实曾经是
①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卜凯等：《有另一个中国》，第10页。
②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7—9页。南开学校师范班在1906年停办，所以 只有一届师范毕业生。
然而在这届十个毕业生中，有几个后来成为教育界的 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③ 同上书，第8—9、10、13—14页。
① 同上书，第14—15页。私人对南开财政赞助的重要意义与当时其他主要大学 形成鲜明的对照。
② 王文田等：《张伯苓与南开》，第17页。
③ 见《林文庆传》；又见王增炳和余纲：《陈嘉庚兴学记》。
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一个主要货物集散地，“海上中国”的一个焦点。这在
第12卷中讨论过。
技术学校：教育在应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这在早期大学
的课程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考生是凭书本知识鉴别的，铁路建筑之类的实
用技能，无论多么引人注意，都不能很快获得书本知识那样的声誉。然而清
代末年，随着现代教育运动的兴起，一些专门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确实出现
了，其中许多学校达到学院或大学水平。下面几个例子可以表明现代中国一
些最著名的技术学校有不同的起源。1895年盛宣怀赞助建立天津中西学堂
（亦称北洋西学堂），课程偏重于电气、矿业和机械工程等领域的专业。八
年后重新评价国家教育制度时，这所学堂被改组为北洋大学堂，并迁到天津
城外的新校园。①另一所盛宣怀赞助建立的学校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开始时偏
重政治学，但最终发展成声誉卓著的交通大学，②在工程教育方面被视为天津
北洋大学堂在南方的对手。
除公立技术学校外，现代教育的倡导者们在私人资助下，偶尔也能建立
这样的机构。工业和社区的开发者张謇顺应时代潮流，于1906年在江苏建立
了南通大学，试图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经验结合起来。该校提供的课程包括农
业、纺织技术、工程和医学，并与一个纺织厂、一所医院以及供农业实验用
的16000亩土地挂钩。③技术学校的另一资金来源是外国在华现代工业部门内
获得的商业利润：1909年一英国公司——河南福中公司——在焦作这一正在
发展的现代煤炭工业所在地开办了焦作路矿学堂。在1912年政治动荡中短期
关闭后，于1914年恢复，改名福中矿务学堂。1928年后在国民政府管辖下
学校又改组为焦作工学院，④声誉日隆，直到1937年中国的学术进展因战争
再次中断。上述例证只是加速走向技术和工程教育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这
类教育将受到进一步重视。
教会学校：它们大多数是从中学水平开始的，原来的目的是帮助传播基
督教。然而，后来它们在人文科学方面作出主要贡献。有记载的最早一所中
国境内的教会学校可追溯到1845年。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早期自
强运动中，又出现了几所教会学校。19世纪末旧秩序在中国的崩溃不可避免
地给教会学校一个机会，在科学和外语等几个非传统教学领域采取主动。这
些学校从而展示了新型的学识。1900年后，由于对现代教育的需求增长，一
些教会学校通过扩设课程和合并这一复杂过程逐步演变成具有学院水平的学
校。1906年新教传教士拥有2000多所小学和近400所中等水平的学校，而
到20世纪20年代已有12所（最后是16所）学院或大学逐渐从其中出现。①
然而，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基督教事业仍一直居优先地位。例如，上海圣约翰
① 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6—67页。丁致 聘：《中国近七十年
来教育记事》。比较《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
② 《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68页。
③ 朱昌峻：《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
④ 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10、11—12页。
① 卢茨：《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531—533页，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6
所教会高等院校发展顺序图。关于深一层概括，见《剑桥中国史》第 10卷，第11章（柯文著）和第12
卷，第3章（费维恺著）；又见威 廉〓珀维安斯〓芬恩：《变化中的中国的教会高等教育，1880—1950
年》；和 一部发人深思的研究专著，简〓亨特：《上流阶层的信仰：美国女传教士在世纪 转换时的中国》。
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学校应保持小规模，这不仅为了保持教员与学生接触
的质量，而且因为“不信教学生成份过大会冲淡学校的基督教气氛”。他还
把宗教课程和礼拜定为必修，并辩解说，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不必进这所
学校。②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区徐家汇（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启的老家）特
别设立的耶稣会奖学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气同时不乏权力的人物马
良长期任耶稣会传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员，又是一位改革家。他于1903
年建立震旦学院，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天主教大学。1905年他建立复旦公
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私立大学。这在前面已经提到。①
教会学校学术质量参差不齐。②有些大学在教学、计划改革和教员业务成
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员是国内或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
学有个新闻系，它从全国各地招生，而这个系的教员包括下列著名学者，如
中国史方面的洪业（威廉〓洪），顾颉刚（民俗学），徐淑希（政治学），
吴文藻（社会学），文学方面的许地山、谢婉莹（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
教方面的赵紫宸。燕京由于地处北京，知名度高。当然同时还有其他教会学
校，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前身为广州格致书院），也取得许多真实成就。
然而，无论这些教会学校的学术成就如何，它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矛盾
状态。虽然传教士的最初目的是传教，但有些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传播世俗学
识也是可取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他们的学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
们逐渐致力于有利国家发展的一般世俗计划。对于大多数在教会院校注册的
学生来说，这些学校仅仅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学生们改信基督教的为数
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③他们也不会让自己脱离横扫全国的“新潮流”。事
实上，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④常常站在学生运动的前沿。
⑤
表3 中国主要学院与大学及其分布，1922年
② 玛丽〓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65页。
① 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
② 例如，中国官方《教育公报》第8卷第1—2期（1921年1—2月）译载一篇日本报道，把上海震旦学院
列为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