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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程度。他的散文简练而悠闲，典雅无华，反映一种平稳舒缓的精神境界，
与鲁迅大相径庭。朱自清和俞平伯的风格与周作人相似，创作的散文富有个
人的格调，有时几近感伤，如朱写他父亲的那篇著名的散文《背影》中表现
的那样。周作人和俞平伯两人都是林语堂的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林的刊物继
承小品文的传统，倡导用文雅的笔调表现非政治性的幽默。林主张有意识地
保持非政治的立场，也许以此作为抗议文学过分政治化的一种形态。某些小
品文的最佳范文是一些风格独特的精品，远比好斗的杂文有味。但是，尽管
它在30年代中期流行一时（在出版界1934年被称作“小品文”年），周作
人和林语堂为之奋斗的目标日益落后于时代。正是针对“小品文”风行一时
的影响，鲁迅在1933年写下了他著名的文章《小品文的危机》。他攻击其胞
弟和往昔朋友的“闲适”和“幽默”为“小摆设”、“清玩”和“达官富翁
家的陈设”。鲁迅认为，在一个危机的年代，不仅作家自身的生存，而且其
艺术的生存都凶吉未卜，小品文这种形式也到达危机点。“生存的小品文”
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①
30年代的随笔，在杂文的粗制滥造与小品文的轻佻之间，几乎丧失了它
的创造潜力。那种将成熟的风格与社会意义结为一体，最有生命力的散文写
作形式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
① 关于周作人小品文的分析，见载维〓E。波拉德：《一种中国文学风格：与传统有关的周作人的文学价值
观》。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443页。
小说
1928至1937年这段时间，明显地是中国现代小说成长的十年。夏志清
教授在其精辟的概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这个时期的六位杰出的作家
——茅盾、老舍、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和吴组湘每人辟了一章；相比之下，
前一时期（1917—1927年）只有一人（鲁迅）。这样的重视，显然表明中国
现代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成熟期。鲁迅以其短篇小说雄踞五四文学
之巅，而在第二个十年里，这六位小说作家中有五位发表了长篇小说，而且
全都继续创作短篇小说。
这六位作家中，茅盾在使长篇小说成为主要体裁方面发挥了有力作用。
当茅盾提出叶绍钧的《倪焕之》（1928年），将其誉为五四时期少数优秀长
篇小说之一时，他自己已经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三部曲《蚀》。如夏志清评论
的那样，“这部作品的广度和真实性，使第一时期少量的长篇小说完全变得
微不足道了”。①继《蚀》之后，茅盾发表了另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虹》，
并于1933年发表他的杰作《子夜》。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
地位，成为两位或三位第一流的长篇小说家之一。在这些开拓性的作品中，
茅盾运用欧洲自然主义的技巧，使晚清的社会小说现代化，成功地描绘出一
幅场面恢宏的社会画卷。②
茅盾细心搜集和运用素材，采用客观的大视角，把人物描绘为社会经济
势力的牺牲品。就这方面讲，他是一位最有学问，而且最认真的“自然主义”
的实践者。但他不是自然主义技巧的大师。确切地说，自然主义是他用来如
实表现他对现代中国社会不朽的洞察的一种艺术手段。虽然茅盾是中国共产
党的早期成员，但他小说的观点从本质上讲却是悲剧性的，因为他的观点主
要关系到在一个注定要衰亡的阶级社会里人生的无所成就。《蚀》反映了茅
盾的个人经历，刻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事革命”幻想的破灭，然而
仍在寻求实现自我。在《虹》里，茅盾通过对女主角精到的描写，继续淋漓
尽致地描绘城市知识分子。女主角的生活经历是“对当时中国思想史的有意
的讽喻”，因为这段经历，通过“二十年代早期个人主义的破产及其堕入放
浪形骸和不负责任”，到左派排斥浪漫的理想主义而赞成马克思主义唯物主
义，记录了五四文化革命的最初阶段。③然而，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后部分比前
两部分逊色，这正是因为茅盾未能把思想信仰与艺术真实性融合起来。茅盾
在其论战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他熟悉资产阶级甚于无产阶级，而且有意以某
种对“革命文学”有意义的方式，维护自己对这个衰败的阶级的现实而悲观
的看法。确实，《子夜》一书无比有力地体现了这种看法。在这部长达500
多页的长篇小说中，茅盾构筑了一座上海城市资产阶级社会的大厦，剖析了
它的许多成份——银行家、地主、证券经纪人、学生、社会名流，并且详尽
刻画了其不可避免的崩溃过程。工人并未得到突出的描绘。
从《蚀》到《子夜》，茅盾似乎勾画了处于充满无名惆怅的“黎明前的
长夜”中的城市环境。当他把笔锋转向30年代的中国乡村时，如在他那著名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版，第141页。
② 关于茅盾早期小说的分析，见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第233—280、385—406页
陈雨石（音）、约翰〓伯宁豪森和西里尔〓伯奇的文章。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3页。
的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中那样，他同样
陷入两难境地——试图在绝望的景色中看到更多的希望。如人们可能预料到
的那样，这三部曲的首篇《春蚕》，是它的两个续篇无法与之媲美的艺术杰
作；在后两篇中，政治教训相当明显地插入了农村苦难的自然主义描绘之中。
像茅盾一样，沈从文和老舍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城市悲观主
义情调。沈从文在一篇辛辣的幻想作品《阿丽思中国游记》中讽刺了城市的
虚伪；而老舍写下的题为《猫城记》的讽刺作品则不甚成功。显然，不论在
城市还是在乡村的背景中，两位小说家都寄同情于农村人物。沈从文的笔法
更具田园牧歌风味；他在他所爱的南方农村同乡身上看到了一种强悍、质朴，
近乎“高贵的野性”的品格，以及一种“易动感情的正直的和与生俱来的诚
实汇成的生命的溪流”。①与城市的嚣闹和腐朽相对比，这种田园色彩带有一
种特殊的精神上的崇高感。与鲁迅和茅盾著作的暗淡色调不同，沈从文的作
品总是闪耀着抒情色彩。尽管其主题中含有苦难，沈的乡村图画——如短篇
小说《静》和《萧萧》、中篇小说《边城》和《长河》等令人难忘的作品，
使人感到由他的生活经历迸发出来的引人倾心的对生活的爱。他的《从文自
传》，回顾了他成为作家前的丰富多彩的早年生活，读起来如同一部生动的
传奇小说。
同沈从文一样，老舍对“古老的中国”的乡土价值观——朴素，正派，
诚实，具有很深的个人归属感，并对体力劳动者高度尊重。北京城作为概括
传统中国最佳因素的一个独立世界，在老舍的生活和艺术中占据了中心位
置。但是如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①所描述的那样，甚至这个备受
珍视的世界也处于可悲的堕落过程之中。骆驼祥子是一个来自乡村的人物，
他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人力车，而这个梦想被周围的邪恶势力逐步地粉碎
了。推而广之，祥子的悲剧也体现了卷入飞速社会变革湍流之中的古老的北
京的悲剧。老舍挚爱的城市的声色，为《祥子》提供了所需内容的源泉，但
是读者也可以从文字中认识到，它也被“现代化”势力的罪恶污染了。老舍
怀着痛苦的顺从感，把生活的无情化过程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像祥子那样的
“小人物”应当成为北京的真正“灵魂”，他们却被一个日益无法忍受的环
境残害和腐蚀。这种环境不仅是由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且是由中上层阶级道
德素质衰减造成的。这个主题反复出现于老舍的几篇早期作品《赵子曰》、
《牛天赐传》和《离婚》中。
老舍是一位感情丰富、举止高雅的人，具有广阔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心（祥
子曾受雇于一位待他很好、抱有罗伯特〓欧文式的理想的教授，他可能是老
舍简略的自画像），而不是一个狭隘的政治作家。他的左的倾向限于悲哀地
论述个人努力的无效，这使集体行动愈来愈迫切。但如老舍自己的悲惨命运
证实的那样，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也使他难以承受；他于1966年混乱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自杀或被杀。老舍有一次写道，他“是个善于说故事
的，而不是个第一流的小说家”。“我的温情主义多于积极的斗争，我的幽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3页。
① 埃文〓金（罗伯特〓沃德）的《骆驼祥子》英译本以《人力车夫》的书名出版，在美国成为畅销书。但
是，埃文〓金把他自己的“喜剧结尾”塞进小说。最近的两种英译本保持原作的悲剧结尾，见让〓M。詹姆
斯译《人力车》和石小青（音）译《骆驼祥子》。
默冲淡了正义感。”①然而恰恰由于他的悲剧式的观点，宽厚、仁爱和带有机
智和幽默的色彩，才受到政治信仰不同的所有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尽管老
舍出身满族并曾短期旅居伦敦，他却一直被当作最受欢迎的“人民”作家之
一而为人们怀念。②
30年代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尤其是在年轻读者当中，毫无疑问是巴金。
他的《家》曾被誉为“现代中国青年的圣经”。③《家》和巴金的声望是一种
只有从历史角度才能分析的现象，因为尽管其著述丰富，但巴金并不是一位
完美的作家。他用迸发的激情弥补了艺术技巧的不足。《家》的故事在很大
程度上属于自传式的叙述，基本上是“新青年”的故事。高氏兄弟三人，显
然代表五四时期反抗“封建”社会的年轻知识分子的三种突出类型。该书出
版于1933年，是在狂热追求五四运动目标的十年之后，所以几乎注定会迅即
名噪文坛。巴金在某一点上讴歌了整整一代人的苦闷和狂喜，这一代人经历
了五四时期的欢快。这一时期巴金的大多数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以
及由《家》组成第一部分的《激流》三部曲，沐浴着五四的余辉，尽管流行，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过时了。反传统以及个性解放的战斗已经获胜，而30
年代早期的左派运动则要求一套不同的政治信仰。虽然城市知识分子中形形
色色的爱情和革命，继续出现在巴金、蒋光慈以及许多次等作家们的笔下，
但到30年代中期，创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激进青年以外的题材上。与同
时代人的主要作品相比，巴金热情奔放的小说读起来幼稚得令人颇觉困惑，
在思想和艺术深度上都有欠缺。到1947年巴金出版《寒夜》，说明他作为小
说家已充分成熟时，个人创作的全部传统——20年代与30年代的遗产，几
乎已走到尽头。
在这个时期众多的短篇小说家中，最杰出的两位当推张天翼和吴组湘。
他们两人都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然而没有屈从于思想体系的诱惑。
夏志清认为，张天翼在他最佳的小说里，“往往保留了人性真象的一种
广度，这在一般作家教诲人道主义的时代，实在难能可贵”。夏又说，“同
期作家当中，很少人像他那样，对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误，以及邪恶的倾
向，有如此清楚的掌握；不仅如此，还进一步的具备一种讽刺性和悲剧性的
‘视景’”。①为了以“严格的现实主义”传达这一人类真理，张熟练地运用
朴实的口语，并巧妙地调动矛盾冲突，作为一种刻画阶级不平等的艺术手段。
例如，在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中，他准确地抓住了士兵与军官之间的
矛盾冲突。张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春风》②中，将一所小学作为阶级压迫的
缩影加以刻画。这种讽刺显得愈加强烈，因为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断片的教
育机构，应当是最少腐败的。然而在张的故事里，教师们凶狠而狭隘，而来
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成了教师压迫穷苦学生的帮凶。
① 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32—233页。
② 关于老舍的研究，见西里尔〓伯奇：《老舍：自我幽默的幽默作家》，《中国季刊》第8期（1961年10—12
月），第45—62页；兹比格涅夫〓斯卢普斯基：《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的发展》；兰比尔〓沃赫拉：《老舍
与中国革命》；和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
③ 关于巴金的研究，见奥尔加〓兰：《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家》出版以来曾
印刷23次（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202页）。又见西德尼〓夏皮罗译的《家》的英译本。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23页。
② 张天翼的这部小说，连同吴组湘的小说《樊家铺》和其他，收入夏志清编《20世纪中国小说》。
这样，张天翼在这篇小说以及其他小说中，得心应手地描绘了仗势欺人
和紧张的人际关系，展示了他对人类恶行的真知灼见，而这些行为最终归咎
于社会的大环境。在这一点上，他与另一位坚定的左翼作家吴组湘有共同之
处。吴的笔法很少带有张的滑稽或者讽刺色彩，但是它具有“大胆的象征”
与“猛烈的挖苦”的内在力量。①例如，在《官宦的补品》中，一个地主的孱
弱的儿子确确实实依靠农民们的血液和乳汁而活了下来。在《樊家铺》里，
作者大胆地把贫与富、势利与苦难之间的明显差别，表现为母亲与女儿之间
一场生死冲突。②他把那位母亲刻画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并吸收了雇主的
剥削思想的守财奴，从而发出了即使在血亲之间，也存在阶级对抗这样最强
烈的富于戏剧性的宣言。为了强调其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吴设置了杀母的悲
剧性高潮，并让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位农家妇女谋杀生身母亲是无罪的
吗？吴就这样通过迫使读者作出肯定的裁决，点出了迫切的经济需要这个关
键问题。
吴组湘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当然不是为了这种手法本身。在这个“左
翼作家当中农民小说的最初实践者”③的作品中，悲剧的强度突出了他对革命
事业的强烈的政治使命感。然而，像茅盾和张天翼一样，吴组湘与其说是热
心于革命的前途，不如说是革命前的痛苦与磨难的现实，尤其是在乡村群众
之中，使他苦闷。吴组湘的作品是小说界一个新趋向的代表。比较有良心的
左翼作家，已不再能躺在上海咖啡馆的安乐椅中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家
了。虽然他们大多数仍住在城里，但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乡村；越来越多
的作家开始表现乡村题材。根据来自台湾的一个国民党学者的表格，在30
年代小说的三个主题——乡村的状况、知识分子以及抗日爱国主义之中，乡
村主题支配了大多数作品。①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五四的主观个人主义
——集中于城市知识分子个人思想情感——的直接遗产被赋予一个社会取
向，这是随小说的范围扩展到农村，以及“现实主义”获得真正的乡村韵味
而出现的。
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正在逐渐呈现——“地区文学”，作者力图摄取一个
特定的农村地区——常常是作者家乡的泥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乡土）。一大
批创作可以归入这一范畴。除吴组湘的小说、张天翼的某些作品和茅盾的农
村三部曲（都以长江下游的乡村为背景）外，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些突出范例，
如沈从文关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作品（《边城》以及他关于苗族人的故事），
老舍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种以乡土用语描绘的城市环境），以及沙
汀（关于四川西北部）、艾芜（关于云南）、叶紫（湖南西南部的村寨）和
其他许多作家的短篇小说。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对“大地”的强烈的爱是与
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经济危机结合在一起的。由于大多数作家确实来自他们在
小说中所刻画的农村地区，他们对自己生长环境根深蒂固的热忱，使乡村的
艰辛和苦难变得愈加悲切。在有些情况下，例如沈从文对乡土的怀恋，是由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82—283页。
② 关于1919—1949年吴组湘的小说和其他许多作品的英译文，见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
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年》。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86页。
① 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201页。
作者对城市居住环境感到强烈不安和生疏引起的。②在另一些情况，如茅盾和
吴组湘，乡村几乎被有意识地描绘成为城市罪恶的牺牲品；西方帝国主义的
经济势力从沿海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掠夺，令人们痛苦地想起革命行动的必
要。但是无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