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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史迪威文件》，第333页。
1944年日本的一号作战
日本的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人遭到一次毁灭性的挫败。它向所有中国人，
也向全世界揭示在前此的七年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已堕落到何等惊人
的地步。日本这次作战的目标是夺取或摧毁中国中南部的空军基地，陈纳德
第十四航空队正是从这些基地发动它的高效的空中攻击的。为了完成这项任
务，日本人于1944年4月首先攻入河南，取得对平汉铁路的完全控制，以保
卫他们的后方。到5月下旬，他们已准备就绪。日本人从汉口沿湘江南下，
首先包围湖南省会长沙。中国人以前在长沙曾三次成功地抗击了日本的进
攻，但这次中国人防御不力，该城于6月18日失陷。
10天后，对衡阳的攻击开始。在陈纳德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支持下，薛
岳的广东部队在这里顽强战斗六个星期。在整个一号作战期间，这是中国军
队进行大规模持续抵抗的唯一例证。此后，中国的防线崩溃。日本人向南推
进到广西桂林和柳州的主要空军基地。 1944年 11月，他们摧毁了陈纳德
的空军基地，形成了穿过中国中部连接沈阳到河内的一条通道，然后西进。
他们似乎势不可当。中国军队被驱赶上去抵挡，但是——按照魏德迈的说法
——甚至装备精良的师都“融掉了”，他们“看来缺乏士气，完全不想守住
阵地”。①通往重庆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开，蒋介石勇敢地宣布他决心留在
重庆；在重庆保卫战中，“必要时杀身成仁”——这种宣言已难以安定人心，
因为他在放弃南京和汉口前也发出过类似的誓言。②
但是，12月上旬日本军队突然停止前进。这是什么缘故呢？当时，日本
的攻势显得不可遏止，而造谣者指控蒋与日本人商订了一项协议，让出重庆。
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
——已经完成。到 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
标。
然而一号作战使国民党中国遭到了可怕的损失。将近50万士兵死伤；中
国领土被日本人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它足足丧失了1/4的工厂；政府税收
来源锐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①
尽管到1944年国民党军队已明显衰败，但对它在战争期间成就的评价却
有很大差异。例如，长期担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宣称，他的军队与日本军队
作战，计有22次会战， 1117次重要战斗，38931次小战斗。他宣称，相反，
共产党人“未出动一兵一卒抗战”。魏德迈将军同样力言，“中国国民党政
府远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描述的那样不愿打仗，他们已在抵抗
日本中表现出惊人的坚韧和耐性”，而“在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次重大会战中，
都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军队作战”。②
千真万确，国民党军队曾多次英勇地与日本人作战。薛岳将军的部队三
次在长沙（一次在1939年，两次在1941年）抵抗日本人的大规模进攻。1943
① 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90、328页。
② 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93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 机消失》，第166页。
① 例如在广西，战争中的损失（其中大部分是在一号作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 据报道，有11万人被杀，
16万人受伤，30万幢房屋被毁坏，8万头耕牛被杀 死。《新民报》，1946年3月20日。
② 何应钦：《纪念七七抗战再驳中共的虚伪宣传》，《自由钟》第3卷第3期（1972 年9月20日），第
26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279、284页。
年11—12月，中央军第五十七师在湖南常德以极大的决心作战，遭受了不下
90％的伤亡。1943年在鄂西，抗击日本人所称的饭碗战役，中国军队损失了
大约7—8万人，而日本军队的伤亡为3000—4000人。③
批评国民党人的人，曾把这些英雄主义和勇猛善战的实例说得一文不
值。例如，他们宣称1944年6—8月光辉的衡阳保卫战，是由非中央军的指
挥官薛岳不顾重庆政府的阻拦而进行的；又说，在这些罕见的事例中，国民
党人之所以发起攻势，是因为蒋介石需要宣传，好使盟国领导人相信中国战
场值得给予更多的物质援助。此外，共产党人曾嘲笑国民党人关于对日作战
的主张，他们断言直到一号作战，日本军队足有84％集中于对付共产党的军
队，而只有16％对付国民党人。①史迪威在1944年晚些时候调离之前，也曾
指责国民党高级指挥官们“异常无知和漠不关心”，并断盲现领导下的国民
党军队完全没有能力对抗日作出积极的贡献。②
不管这一争论的最终评判如何，国民党军队坚持抗击拥有巨大技术优势
的敌人长达八年之久，仍然是一个事实。这场抗战的政治、经济和人员的代
价是巨大的。然而他们并未放弃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他们迫使日本人在中国
保持一支大约100万人的军队，这对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归根
到底，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在战争后期，大约从1942年起，大部分国民党军
队已丧失了战斗意志，它实际上再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了。这一概括
也有例外。史迪威和魏德迈制订的建立一些高素质的中国师——由美国人训
练、指导和装备——的规划，于1945年最终开始结果。例如，1945年4—6
月，其中的一些师勇敢而有效地击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进攻。战争结束
时，这些师中有8个已经完成了13周的预定训练计划，另有22个师已经开
始。但是余下的300多个中国师仍然原封未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普遍衰退具有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支军队是
国民党政治权力的基础。它开始溃败预示着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倾覆。蒋似
乎没有能力扭转这一崩坏的过程。改革军队的所有尝试——如史迪威将军沮
丧地认识到的那样——都很快在国内政治的浅滩上搁浅。例如，相对于可利
用的资源，这支军队太庞大了，不会有战斗力；但裁军的建议也是不可行的，
因为地方指挥官们反对，他们如果失去他们的军队，他们也将失去他们的权
力。蒋对政府的行政控制也过于无力，以致不容许作必要的改革。举例来说，
他曾反复下令，征兵制度应更人道一些。然而，由于这个制度为地方士绅和
腐败官员所支配，政府对这些人控制不了，或无法对他们执行纪律，征兵制
度造成的恐怖依然存在。
③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1页；高思致国务院：《一 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
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1页。
① 沃伦〓I。科恩：《谁在湖南与日军作战？关于中国作战成就的若干看法》，《亚洲研究杂志》第27卷第
1期（1967年11月），第111—115页；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年》，第321—322页；爱泼斯
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12页；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66页。
② 《史迪威文件》，第157、177、316—319页。
通货膨胀灾难
由一号作战暴露出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虚弱，是长期复杂的恶化过
程的顶点。引起这一过程的原因很多，而以通货膨胀为最。像白血病患者的
血液一样，国民政府的贬值通货流遍全国，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
济和社会普遍虚弱。起初通货膨胀率比较缓和。在战争的头一年，价格上升
约40％。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4年，物价每年翻一番以上。此后，增长率
又急剧上升。①
通货膨胀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那就是政府通常向四家政府银行借
款，这四家银行大量印刷新钞票以满足这种需要，使通货数量大为膨胀。开
战以后，政府支出立即增加。在头两年，政府花费大量款项在内地重新安置
和发展工业。庞大的款项被用于在中国西部建筑新的公路和铁路，并修至印
度支那和贯穿缅甸。在这两年期间，政府的年支出增长33％，而它的岁入下
降了63％。战前，大宗岁入来自商业和都市的经济部门——关税、盐税和商
品税约占80％。当日本人蹂躏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时，这些税收来源大量丧
失。政府战时支出的约75％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见第10表）。
表10 按战前价格计算的纸币发行值，1937—1945年
（总额和价值以100万元为单位）
期末政府银行纸币发行总额平均价格指数按战前纸币折合的发行值
1937年7月14551。041390
193823051。761310
193942873。231325
194078677。241085
19411513319。77765
19423436066。2520
194375379228330
1944189461755250
1945年8月5569072647210
1945年12月10319322491415
*此为每年12月份的数字，1937年和1945年的指定月份除外。
资料来源：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第
304页。
虽然法币数量的增加曾经是，也许始终是助长通货膨胀进程的基本力
量，但非金融性的因素加速了价格上涨。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货币信用
跌落。对机器、金属、电力设备、化学品和燃料等生产资料的急迫需求以及
它们的供应短缺，使它们处于价格上涨的前锋地位。例如，金属和金属制品
① 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 年，173％，1942年，
235％，1943年，245％；1944年，231％；1945年1— 8月，251％。关于通货膨胀的主要的第二手资料是：
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 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周舜莘：《中国
的 通货膨胀，1937—1949年》。
的价格在战争的头两年间上涨了6。8倍，而总物价指数仅翻了一番。大多数
生产资料不得不进口，而日本对国民党地区强制实行经济封锁加深了这种短
缺。
日本人于1937年9月实施的封锁起初并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紧。1938
年10月广州和汉口陷落后，进口品价格猛涨72％；1939年下半年广西南宁这
一关键性的供应环节丧失后，进口品价格又翻了一番。从1941年12月起，
日本对英美的战事迅速使上海、香港和滇缅公路不再成为供应来源。进口品
的涓涓细流继续从苏联经过甘肃和新疆的漫长陆路流入，费用浩大；而飞越
驼峰的空中补给线变得日益重要。即使如此，到1944年，中国进口品还是落
到仅为战前水平的6％。
在1937—1939年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普通中国人未受到其最坏的影
响，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与生产资料相比要慢些。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
食品价格上涨和缓——在重庆仅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国民党地
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15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
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例如衣服的价
格到1939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
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
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
但是，1940年食品价格开始暴涨，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刺激
了整个通货膨胀的进程。这一变化最初起因于歉收。1940年农业产量比1939
年下降10％，而翌年又下降了13％。1941年7月政府又开始田赋征实而不收
现金。这意味着到达自由市场的粮食更少，这样进一步搅乱了供需之间的平
衡。
通货膨胀还有非金融性的其他原因。国内工业生产普遍不能满足消费者
的需求。布匹、药品、纸张和电灯泡等货品原来大多在沿海城市生产，现在
这些城市已丢给日本人。战争期间，许多面向消费者的小型工厂在内地建立
起来了，但它们只能满足一小部分需求。来自日本占领区的输入品，成了消
费品的一宗重要来源。起初，国民党人和日本人双方都禁止这种贸易。然而，
在1939年7月，随着消费者需求无情地增长，除少数紧缺物资外，重庆政府
让所有其他物资的贸易合法化。确实，在1943年，它甚至设立了一个官方机
构，由强有力的军事秘密警察首脑戴笠将军指挥，从事并增进与敌占区的货
物贸易；不过，无论这种贸易，还是本地的生产均不能满足市场。就日本人
而言，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都宣布这种贸易为非法，但他们也企图参与。①
从1940年起，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的非金融性原因大概不是商品短缺，而
是公众对货币缺乏信任。1937—1939年，有一种强烈的储存法币的倾向，尤
其是在农村民众中间。这种储存是乡村中对货币收入通常短缺的一种反应，
它缓冲了通货膨胀的冲击，因为它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缓解了对难
以得到的消费品的需求。但是，随着1940年夏季稻谷歉收，农夫们开始储存
粮食，而不储存货币。投机商预计将来价格上涨，也买进并囤积大量粮食。
1940年和 1941年，重庆的食品价格随之暴涨了将近 1400％。其结果是工业、
运输业和其他行业的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并领到这些工资，这导致消
费者开支激增，而它又导致进一步储存货物。于是，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开始
① 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75—284页。
了，直到1949年以后才得到有效的制止。
起初，国民党当局以出售公债和外汇储备来避免印发大量新钞票。不久
那两种替换物都枯竭了。与开辟新税源或紧缩开支控制预算赤字相比，印制
新币毕竟容易得多。再则，当局不考虑经济学家们有关通货膨胀危险的警告，
争辩说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它不会成为一种严重的危险。只是在
1940年和1941年价格开始暴涨后，他们才逐步觉察到如果要避免因货币贬
值而断送全部战争的努力，他们就必须增加岁入，削减支出。
1941—1942年，政府开始认真寻求新的税收来源。所得税扩大了；对运
输中的货物征收一种所谓消费税——其实就是恢复旧的令人痛恨的厘金；而
且盐税增加了，成为政府税收中最有成效的税种。另一项增税计划是1942
年制定的，对盐、糖、烟草和火柴的销售实行国家专卖。这几种措施仅仅是
勉强有利。所得税和超额利润税几乎完全行不通，部分由于故意逃税。消费
税虽然有利，但对贸易造成许多障碍，于1945年被废止。所有这些征税计划
都不解决问题，这由下列明显事实可以看出，税收所得还不到政府战时现金
支出的17％。
最为深远的财政改革是田赋征实。自1928年以来，农业土地税曾由地方
政府以货币征收。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公开的市场上为其庞大的军队购
买米谷。但是，随着米价暴涨——1941年6月平均价格高出战争前夕20倍
以上——维持军队的费用已变得难以支持。因此，自1941年7月开始，中央
政府从各省接管了田赋的征收。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货币课税（在非产米区按
小麦和大麦等其他粮食；在罕见的情况下征收棉花）。然而，这样征收的粮
食仍然满足不了军队和公务员的需要。因此在1942年7月政府着手实施粮食
的“征购”（在1943年7月改为“征借”）。这就是说，纳税人现在不得不
向中央政府输送的不仅有土地税，而且还有大体相当的粮食，纳税人对后者
以后将得到补偿。
通过这些措施，中央政府获得了有保障的食粮来源。它不必再以法币在
公开的市场上购买昂贵的稻米。这减少了印制新钞票的压力之一。然而，这
种粮食税极易被侵吞。这种侵吞使农民深为不满，也促成政府道德上败坏。
张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观的政府高级官员，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田
赋征实的）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为军队获取低价食
品的眼前利益。”①
尽管政府在开发新税源方面并非明显地成功，但它确实果断地限制了开
支。在1940年，政府认识到放手鼓励经济增长正在产生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
通货膨胀倾向，它收缩了信贷政策，并削减工业和交通的发展。然而，最重
大的节约是限定士兵和政府官员的工薪。政府认识到只有印制巨额的追加货
币，政府雇员的工薪才能保持与上涨的物价同步，因此直到1944年政府实质
上未增加工薪。官员们工薪的票面购买力，在1937年与1944年间下降了约
85％，而士兵们则下降了约94％。当然，官员们事实上部分通过食品和住房补
贴得到资助；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从兼职获取兼薪以维持生计。还必
须承认，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地区和人口两者都比战前小得多。无论
如何，按不变价格计算，每年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