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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从鸦片战争以来近代国人的认识。它有一些发展。我们已经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把儒家不屑一顾的科学技术纳入到富国强兵的政策中，这是近代中国教育一个重大的改进。在此之前，科学技术的传播，要不在民间，要不在家庭秘传的一种谋生手段。它的教育是在家庭内部的，秘不外传的。那么在宫廷里面也有一些奇技淫巧的技术人员。皇家私自加以利用的比如说天文历法医学烹调，也是不外传的。这个科学技术呢无意于普及的社会教育目标。传统除了这些以外不教，教的是什么呢，传统正规教育理想是大学里面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正规的教育理念是教育这些东西。大学之道也是一种知识。儒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培养圣人培养官僚，是堪担大任的国之栋梁。这是儒家教育的目的。民间教育最初是由儒家发动起来，这很了不起。伟大的教育家。但是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教的内容是什么呢，教的内容就是培养官僚。对于小民百姓，儒家只关心他们如何成为顺民，并不关心他们人格培养。所以这种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愚民式的，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是一种反智主义的。即使圣人君子的理想人格，其实也是片面化的。君子的理想人格我们今天吹得很高，特别是国学热。朱熹那时候就推得非常高了，近乎天理之极而无人欲之私，尽天理灭人欲，这是非常畸形的。绝不像某些人所美化的是将个人的完善进而天下的完善，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这张汝伦说的，这完全屁话。近代人意识到仅仅以君子官僚为培养目的，政治教育的片面性。所以废除科举。废科举开新学，引进西方一整套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教育科目。然而这个引进是变形的。我们真正想引进的只是技术而不是科学。技术和科学有什么区别。技术是遵守规则的，科学是要探讨规则建立规则的。技术只对后果和操作程序感兴趣，而科学对原因原理感兴趣。技术完全可以使反智主义的，是愚民式的，照着办就是了你技术熟练，你不要懂它的原理不要懂它为什么会这样。而科学才是启迪智慧的。所以我经常讲到，中国人缺乏的不是科学技术而是科学精神。科学就是科学精神。技术呢当然也在科学之下，有科学就有技术，但是它和科学还是不一样的。科学和技术都是知识。但是技术知识不会和传统道德发生冲突，它完全有可能臣服于道德之下为其所用。你光学了技术，那技术为谁所用这你不管。所以它能被有权的人在各种目的上被利用。技术人才不会有这个眼观，他不知道要把技术用在哪个方面。科学就不然，科学有可能揭示传统道德政治的根源。科学精神，你讲一句话它是要分析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另外，逻辑上是否自相矛盾。所以科学有可能揭示出传统道德政治的根源，揭示出它的虚伪性。如果有一种虚伪的道德，那么科学马上就发现了。你要有科学精神的人你为虚伪的道德政治服务那就会遇到抵触。比如爱因斯坦他们这些人，当时原子弹到底要不要丢，技术人员是不管的，但是一个有科学精神的人他是要经过再三考虑要进行道德上的权衡。最后还是丢下去了，但是没有办法。他是经过道德上非常痛苦的道德拷问的。所以科学有可能颠覆已有的道德政治。科学它有着自己的规范，这个规范它是不受道德政治影响的，它有独立的标准，科学标准，到底合不合理。你讲道德你要有原理啊，哪里来的，怎么论证的，为什么这样就必须这样。因为什么所以什么，科学才关心这个，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以它就会使原有的道德政治，如果它是虚伪的，科学就会颠覆它。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思想启蒙以来，科学对旧道德的冲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力量非常强大，它颠覆了那么重大的宗教束缚，从黑暗的中世纪打出一条出路出来，靠的是科学。但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在中国，教育如果完全有官方机构来执掌的话，那么教育的目的只会是巩固和延续这样一种官方的统治。官员就会运用自己的权力尽量把科学研究纳入到自己的政绩中来，科学研究是他的政绩，那么这种政绩呢，是受政治权力所制约的。而教育者也极力的往上爬，追求升官。这些都会极大限制科学和研究本身的独立性。钱学森临死的时候为什么说为什么中国解放以后就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出来，钱学森本身是美国培养的，他到中国来，大师就没有培养出来过。因为政治和科学它们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的标准极大地限制了科学的独立性，把它变质成仅仅遵守规则的技术，遵守规则就是服从规则，技术人员服从规则服从惯了，他对上级的命令也会习惯。所以他是最好用的，技术人员是最好用的。具有科学头脑的人是不大好用的，一个理论他可能觉得你的讲法不符合逻辑。所以最好是没有科学只有技术。比如清华大学。为什么出那么多的政客，政治人才。他们当然引以为自豪了，其实是很可悲的。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培养理工科技术人才的结果个个都成了官僚，从清华出来的官僚是最多的。政治上的政绩和科学上的成就，它们遵循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规范。如果你把它们搅在一起，它们就会互相干扰。科学会颠覆政治规范，而政治会限制科学研究和发展。所以在中国科学研究的自由往往在政治权力比较薄弱甚至是管不着的地方，反而有它的发展空间。比如说北洋政府的时候，又比如说西南联大的时期。所以四九年以后中国的教育完全统一在官方的领导之下，这当然是照搬苏联的，但是这跟中国传统倒是有很深层关系的。中国人把苏联那套搬过来，顺理成章。因为中国人历来就是这样的。皇帝最好能控制一切，但是之前我们控制不了，四九年我们做到啦，我们控制一切，集权。把科学研究完全置于官方的领导之下，那么仅存的一点科学精神也散失殆尽。大学理工科成了纯粹的技术培训所，就连这种技术培训也受到官方的影响，被称为只专不红。一个人搞技术，如果搞得太专注了，那么就说他只专不红，白专道路，你走白专道路。五九年拔白旗，把那些走白专道路的人都赶到农村去。教育的目的，被限定在培养红色接班人，也就是红色官僚，就是提供红色官僚。那么这样的教育就成了科举制。科举制就是培养接班人嘛。我们说这是没有科举制度的科举复辟。中国几十年的教育其实是一种科举复辟。我们今天考大学也好，考研究生也好，和以往考科举有什么不同，没什么不同。你们考数理化英语都是故意刁难你们的，就像当年考四书五经，在这里找出一些东西看你记不记得，背不背地出来，看你知道不知道。现在也是这样的，从考重点初中重点高中就开始，就在刁难人了。那就是科举。这是讲的理工科。那么人文社会科学更大程度上的成为了科举制的延续。人文社科更是要培养红色接班人，培养官僚。各个学科都成为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进行诠释，灌输的学科，。在这方面，文科比理工科还有理工科。我们学文科的很多基本上就是按照理工科的那种方式你要记你要背，从高中文理分科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当时，比如说一九五八年我们提出的教育方针，这个是经典的，我们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教育方针。是什么教育方针呢，两句话，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句话。前一句是教育政治的总纲，我们今天讲政教，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政教，不管你是学化学你是学生物的，都是政教。后面一句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包含实用技术的教育，你的教育能不能用到生产劳动上，再一个，教育者是否能够脚踏实地的下到厂里去下到田里去，跟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两句话同时也就共同的意味那就是，道德教育。前面一个不用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就是道德，政教不分嘛。后面这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意味你和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站到一块，无产阶级是道德的榜样。无产阶级对于他们具有最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把上级领导当成再生父母。另外，教育与被教育者既然都被看做知识分子，他们就被当做了改造的对象，教育是教知识的，知识的规范和忠孝的规范永远不可能重合。所以服务和结合的意思都是改造，就是要抛弃知识分子那样一种傲气，那么傲气和忠孝体系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这个教育方针是要知识分子改造自己。首先从感情上要纳到对劳动人民尽孝，因为他是你的衣食父母。另外，要对各级父母官尽忠。所以忠和孝都在里头了。我们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我虽然初中毕业，也被算作知识分子了。我们当时心悦诚服的，下去的时候非常积极的。我们觉得自己身上很肮脏，学了知识嘛，离忠孝已经有距离了，我们赶快回到农民里面去，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后来果然打成一片了。所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教育方针虽然带上了时髦的意识形态的字眼，但其实和苏联和马列主义没有多大关系，本质上还是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忠孝立国的教育方针。对于现代教育理念，这种教育方针是一种限制的教育方针，是一种不教育的方针，是一种打击摧残的教育方针。我们可以看一看，历次政治运动一直到文革发展到极端。文革中解散大学。即便没有解散，也是名存实亡。其实这是多年一贯教育思想的必然结果，经过这样一个二十多年培养的知识分子，除了少部分例外，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一个什么模子呢？奴性十足，知识贫乏老化，缺乏创造力，而互相内斗互相扯皮互相算计的劲头倒是不小。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只有这样的人人才能生存下来，稍微有个性的都被淘汰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怎么不好，这是时代造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方针有了新的提法，一九八三年邓小平提出来教育要三个面向，面前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显然痛感中国教育三十年走入了封闭一个死胡同。那么这样的一个教育提法也有所变化。比如有人提出教育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成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有的人干脆就说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加强了对文化知识的技术的分量，比如说把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扩展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出来要成为合格的劳动者和各类专门人才，这是非常技术化，工具化的提法，以前要被称作白专道路的，只专不红了。就是有了两大改进。但所有这些提法并没有 从本质上对教育有实质性的改变，只不过换了一些说法，宽松了一些。教育仍然被看做国家意识形态的一条战线，我们今天讲教育战线，我们好像在战壕里，前面是敌人，我们在讲台上面，前面是敌人，我们要对其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用军事化的方式把它变成官方独揽的教育。这一点并没动摇，必然是如此。只不过更加强调了知识的技术性和工具性，特别提出专门人才。那么这种技术工具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就与经济效益，经济利益挂钩了。既然有这么强大的工具性，可以培养专门性人才，专门人才是可以带来效益的会创收的。所以教育出了衙门权力的特点以外，又带上了经济的特性。知识被看做一门赚钱的技术。知识分子被看做资本家。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导致大规模的教育腐败，使得教育管理部门形成了利益集团。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工具化是的大学成为机械化管理的重灾区，现在这种机械化的管理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了，而且还在变本加厉。一切人文指标都按照一种量化的原则标准化治理。比如教育大跃进，扩招，扩招百分之几十甚至几百，这就是量上的大跃进。所以我们这几年的教育改革基本上就在干这些事情。就是使一切关系都理顺，什么是理顺呢，就是可以输入电脑操作，变成一种程序。教学行政管理是越来越健全了，规模是越来越大了，而教学本身却死气沉沉缺乏活力了。
我们回顾三十年的教育改革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真正教育最有生气的时代，恰恰是教育体制最不健全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甚至百废待兴。但是那个时候最有活力，也就是刘道玉的时代，最有活力的时代。而目前是空前健全而又空前死板的时代。
有的人把这种技术化量化归结为我们引进现代西方大学的分课题制。其实大谬不然，这完全是搞错了。西方大学固然有学术化专业化的分科体制，也分得很细。但是他们的分法和我们的分法不一样。没有哪个西方大学有我们这样完善的量化统计的标准。什么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一般出版社和权威出版社，论文篇数和影响因子，什么省级项目和国家项目，一般项目和精品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什么省部级奖励和国家奖励，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和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师，还有院士的人数，这些都是评价一个大学排名的指标。我不知道国际上大学排名的指标是否按照这个来排的，我觉得按照这个尺标中国大学绝对是世界一流大学，怎么会落到一百名之外，这很奇怪。但是它是国家投入教育经费的一个凭据。国家没有办法，它按什么投经费，它根据什么来给你，就靠这些东西。教育部门和各个领导都被纠缠在这个指标里头，根本没精力去做实际的有意义的工作。当然，这要归结为中国大学衙门化管理的体制。就一个科研教育的教师，他是根本不需要这些指标的，我做科研，我发一篇文章我就发一篇文章，我管他是一般期刊还是权威期刊的，我们只要发出去就行了。是行政部门制定的政策逼得他去争取这些繁琐的名目，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