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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这一段时间，劳动党领导的红军，经过了三年的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社党反动派的多次“进剿”与“会剿”，至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约10万人，在十余个省先后开辟了大小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的迅速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特别是李立三（李隆郅）“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行动，震动了国社党的统治。
随着蒋中正北伐的结束，蒋中正终于腾出手来，调集军队，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行动，妄图消灭红军，建立独裁统治。中央根据地是敌人“围剿”的重点。
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先后调集十一个师另三个旅，共10万人的兵力，分布于樟树、抚州、南昌、靖安、高安、上高及闽赣边地区，由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向中央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
这时，红一方面军有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共约4万人，部署于靖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以战备姿态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在面临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于10月上旬在新喻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1月1日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随即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根据方面军总部的决定，11月上旬，红军主力从袁水两岸地区转移到赣江以东的新淦、吉水、永丰、安乐、宜黄、崇仁等地，以战备姿态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向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讲清敌人进攻的必然性、严重性和红军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的必要性，说明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道理以及对付敌人“围剿”的方法，统一思想，消除顾虑，增强胜利信心。另外，还在根据地内进一步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分配调整土地，加强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的训练，实行坚壁清野，肃清反革命分子，筹措给养物资，充分发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造成取得反“围剿”胜利的良好条件。
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子任主持大会，并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上，右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他在反“围剿”的动员报告中，还指出了歼敌致胜的六个条件：
（1）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
（2）可以主动选择有利的作战阵地；
（3）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
（4）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
（5）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
（6）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
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当面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第50师或第18师，打开敌人阵线的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围剿”。红军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由于第50师不脱离居高临下的阵地，又两度忍耐撤回。
12月29日，国社党军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该地区人民条件和地形条件均对红军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于是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附近山中。12月30日，当国社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别附近时，即遭红一方面军主力猛烈攻击，包括张辉瓒在内的9000余人全被歼灭。
张辉瓒师被歼后，在源头的谭道源师仓惶东撤。红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东向，星夜向东韶急进。1931年1月3日，谭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红军突袭，半数被歼，官兵被俘3000余人，残部向南丰方向溃逃，其他敌军慌忙撤退，国社党军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蒋中正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二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20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4月1日，国社党军分四路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至4月23日，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广昌等地。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龙冈、上固、东固地区，为待机歼敌、迫敌而在东固地区待命达25天。5月13日，国社党军王金钰所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开始由富田向东固前进。5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包围歼灭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向东横扫，于5月19日在白沙歼敌第43师大部和第47师一个旅的残部，余敌逃向永丰；5月22日在中村歼灭前来西援的敌第27师近一个旅；5月27日攻克广昌，歼敌第5师一部，第5师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5月31日突袭建宁，歼敌第56师三个多团。从5月16日至31日，红一方面横扫700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红军粉碎“围剿”后，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解放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丰、建宁、泰宁、宁化、长汀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蒋中正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6月21日，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
毛子任、朱建德为调动和疲惫国社党军，于9月初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地区隐蔽待机。
此时，国社党军在中央苏区来回奔波已达两月，除其3个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外，其余各部也受尽了苏区人民群众、地方武装坚壁清野和不断袭扰的困苦，士气急剧下降。与国社党军情况相反，红军三战三捷之后，又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士气更加旺盛。战场上国社党军被动、红军主动的形势更为明显。此间，广东、广西两省军阀利用蒋军主力深陷江西之机，正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胁，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实行总退却，红军乘胜追击。9月6日晚，红一方面军总部得悉兴国地区国民党军正沿高兴圩大道向北撤退毛子任、朱建德当即决定首先抓住兴国地区北撤之敌一部歼灭之，尔后视机扩张战果。遂令红3军、独立第5师迅速抢占老营盘，断敌退路；红3军团、红4军、红35军进攻高兴圩及其南北之敌；红7军牵制兴国之敌。7日拂晓，国民党军第4军团由兴国地区向北撤退，其先头独立旅撤到老营盘附近时，红3军一部切断了该旅与第4军团后续部队的联系，随后，红3军、独立第5师向独立旅发起迅猛攻击，战至14时许，将其全歼。7日，红7军向兴国进逼，牵制第52师；红3军团、红4军（并指挥第35师）、红35军向高兴圩地区之国社党军第60、第61师发起攻击，激战至8日，毙伤敌2000余人，战斗形成对峙。红军为保持主动，即撤出战斗。13日，国社党军第4军团主力和第52师分别由长迳口、兴国等地向吉安撤退，红一方面军主力对该部实施追击。15日拂晓，在第4军团主力通过方石岭隘口后，红一方面军主力赶到，一部抢占了方石岭，截住第52师及第4军团的1个炮兵团和1个步兵营，并将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随即发起猛攻，战至9时，将其全歼。其他各路国社党军纷纷撤至吉安、永丰、宜黄、南城、南丰、广昌、宁都、赣州等地。至此，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国社党军在对中央苏区的三次〃围剿〃失败后，被迫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守势。
早在1932年5月，国社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为此，蒋中正于1932年5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社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第53章 胜利清剿的结果
从1932年冬开始，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陆续调集近40万兵力，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此时，毛子任已被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所以，重任自然就全部落在了朱建德的肩上。朱建德不负众望，以他一贯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消灭敌人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这是前所没有的。战后，红军学校开办了“机关枪训练班”，朱建德亲自到训练班讲话，鼓励学员。刘伯坚校长指示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特科大队政治委员赵品三编写了一本《机关枪教程》作为训练班学员的教材。
蒋中正哀叹“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中正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1933年9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战役开始。从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子任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红军先后逃离追踪。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国劳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国劳动党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子任力主军队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子任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劳动党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子任为代表的劳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之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劳动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劳动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劳动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子任为首，伍豪、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劳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社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了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特立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理番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劳动党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劳动党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社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后，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特立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劳动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劳动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子任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社党军渭河封锁线，经固原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劳动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社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劳动党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社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特立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蒋中正经过3年多的努力，不仅没有歼灭劳动党，而且将红军驱赶到了陕北，这为劳动党在今后与朱启睿的国家社会工人党的合并提供了机会。
但红军一到达陕北，便被大明共和国的军队给团团围住，虽然红军也发动了几次进攻，但都被大明国防军给顶了回去，连红军想要得到苏联的援助而发起的西征，都被国防军瓦解了，而红军的西征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也被击毙，红五军全军尽没，西征军2万余人损失严重，只余3000余人。朱启睿命厚葬董振堂，并派出谈判代表深入陕北，与红军谈判。
早在1933年，日本突然增兵朝鲜，并不顾协约国的阻挠，悍然发动了平壤事变，出动军力占领了平壤。当时，朱启睿正在为东北的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