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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劲点头。
火车缓缓驶进北京站。我进京的过程是多么漫长曲折呵！
一个文弱的男人在站台接我们。
事先没谁告诉我说有人接站。所以当这白脸男人急切地斜穿过来夺王先生的箱子时，我啊呀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乘客纷纷回头往这儿看。白脸男人厌恶地横了我一眼。王先生连忙向我介绍：“这是我北京的表弟。”
我说：“您好。”
为了弥补方才的冒失，我主动与王先生的表弟握了手。
“您好。”他用标准的北京话对我说。说话时居高临下俯看着我，瞳仁里寒光闪闪。一踏上北京的土地就触了个霉头，这使我十分沮丧。
更沮丧的是坐了十几分钟的出租车，钻出车门一看，我们来到了一家招待所。
在刚才过大街时，我从车窗里已经看出北京大变样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高级饭店，宾馆，商厦，精品服装店和洋名字的餐馆比比皆是。我想我还真来对了。这次真要好好住它一住，玩它一玩，看看首都新气象。
招待所很没有模样。地上贴着浴他里头的那种瓷砖；且还东缺一块西缺一块。人造革的沙发全磨出了极不雅观的坐痕，屁股常坐的两块油亮，四周是黑色污垢，墙上装模做样挂了几只钟表示不同国家的时刻，但只有中国的时针在走动。
我失声道：“我们住招待所？”
王先生说：“不住招待所住哪儿？”
王先生拿了我的身份证去服务台办住宿手续。王先生的表弟突然在我身后说话了。
“北京不是很好找住处的，五十块钱的标准想住带卫生间带电话的房子太难了。我费了很大劲。”
“五十块钱一天？”我问，“你还知道什么？比如我每天吃饭的标准？”
“我不知道。我表哥只让我帮忙联系住处。”
我再次沮丧得说不出话来。谁让我在武汉不当着郭主任的面请金经理说个住房标准呢？我太没经验太善良了。
房门开处一股招待所味道冲面而来，王先生赶紧闪到一边让气味跑掉，我说：“宾馆就不会有这种味道。”
王先生说：“宾馆有宾馆的味道。都有味道。”
王先生在房间视察了一圈。拿起电话听了听。开了一下电视。冲了冲抽水马桶。最后站在房中央拍拍手上的灰，说：“真不错。都没坏。”
我按了按床垫，还比较柔和。我一屁股坐上床，耸了两耸。踢掉鞋子。“就这样吧。” 我说。
“这里真不错。地点多好，出门走十分钟就是王府井，购物旅游特别方便。”
王先生从箱子里取出一只小皮包。给了我一千块钱。我写了一张简单的收据，手续就清了。我的心情随之好了许多。我从床底下勾出拖鞋，趿上，准备到王先生房间视察一番。
王先生锁好箱子。说：“你休息吧。我得另找住处。”
我跌回床上。
王先生苦着脸说：“我是来谈生意的。我必须住在方便工作的地方，你需要住在方便游玩的地方。金老板就是这么交代的。”
我站在窗前，看着王先生和他表弟并肩走出招待所。他们满面喜色交谈着，上了一辆出租车。两小时之后，我被电话铃吵醒。王先生在电话那端说：“我住在西苑饭店。电话是八三八０二二七转一五０一房间。有事随时联系。］
挂上电话后我穿着拖鞋就下了楼。我问总服务台一个年轻男孩：“西苑饭店几星级？”
男孩说：“四星。”
旁边一个小姐纠正道：“三星。”
男孩说：“老三星新四星，你知道什么？”
小姐坚持：“就是三星。”
无论三星与四星，关键在于西苑是有星级的。王先生将我扔在招待所。自己住到离我很远的星级饭店去了。资本家的狗崽子。奸商。我在火车上作了那么多努力，他还是对我毫无感情。社会真是挺复杂的。我一路上都有点儿内疚，对我们领导，对金经理和王先生，我想我太调皮捣乱了。此刻愣在招待所肮脏的大厅里想想，不内疚了。比起我们领导的精心策划，比起金经理的吃小亏占大便宜，比起王先生的阴险自私，我做得很不够。
当我再次听到电话铃声，已是次日早上七点半。
“喂。”
“早上好眉小姐。”
王先生肯定享受了一番人生乐趣，他的嗓音清新豁亮，中气十足。
“得了。叫我眉红。”
王先生不介意。继续精神饱满，语气坚定地说：“起床吧。德方（进口的是德国棉花）已经知道你到京了。他们今天九点钟等你。”
“可我今天要去长城。”
“眉小姐。长城改天去吧。你是我们请来的专家呀。”
专家住招待所？话到嘴边没说出来。木已成舟，多说没意思。
“喂。”王先生等了一下，着急了，“喂喂！”
“说！”
“你打的去，别挤公共汽车。太累了。”
“知道了。”
我一听好话气就消得飞快。我说：“行了。我九点准时到。”
“眉小姐等等。”王先生在寻找措词，“为了长我们的民族志气。为了，为了我们企业的利益。希望你坐高档一些的车，北京出租车有奔驰，你尽量打奔驰或者打丰田。”
我悔恨得牙根发痒。我哐地挂上电话，缩进被窝睡觉。电话铃沉默了片刻又响起来。我用指头捂住耳朵。等我松开手，电话铃还响着。我朝电话扔了一个枕头。铃声在枕头底下固执地发出蛐蛐一样的叫声。我只好拿起话筒。
“眉红同志，”王先生到底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教育，关键时刻还是用同志称呼。王先生郑重其事地说：“眉红同志，通过接触，我已经认识到你是一个坦率直爽单纯善良的好同志。你生我的气我不怪你。只希望你理解我是受雇于人
的。我是替人家打工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少说两句好不好？”
“好好。打的一定打奔驰或丰田，到时候的票实报实销，在那一千块钱之外。”
可是我没那个富贵命，我光是看见日本小车就晕，别谈坐车。奔驰我只能坐五分钟，五分钟之后马上晕，我习惯了国产车的颠簸，进口的不颠簸我反倒受不了。今年北京流行面的，一种黄色小面包车。十块钱起价，八公里才跳字，每公里一块钱，颠簸程度不轻不重。我喜欢坐面的。
“我准备坐面的。”
“眉红，别这样。你要是坐面的，我回去准被炒就鱼，我们金老板最重视包装了。在火车上你不是说过拳王的事吗？”
霍氏前拳王的不幸，看来已是我们全人类的不幸。
我说：“问题是我晕进口车。”
“吃药嘛。买点晕车灵晕海灵，开发票，全给报销。”
“王先生，你吃药我给报销好了。”
我再次挂上电话。然后把话筒拿起来搁在了一边。
我坐在一辆天津产的黄色小面包里出发了。我决不为了金老板的脸面而吃药伤自己的身体。面的跑了大半个小时，我头不晕心不烦。司机朴素，随便，和蔼可亲。
车上三环路后，我眼前开始晃动德国人那苍白的脸浅色眉毛灰色眼珠。他们背着一双戴了白纱手套的胳膊，昂首挺胸，在窗前凝然不动地盯着我。
我问司机到达目的地还需要多少时间，司机说五六分钟，我犹豫了两分钟，在路边下车了。
我在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下换了一辆奔驰车。三分钟后，奔驰滑冰一样悄然停在一幅紫红色楼房的门厅前。一位身着白色制服，制服上缀着流苏的中国小伙子上来为我打开车门，在我钻出车门时，小伙子将手掌贴在车门顶上。最初一刻我心里咚咚跳了两下，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旋即便理会到我在享受一种待遇，他怕我碰了头。曾听人讲过中央首长就是这么出车门来着。
“谢谢！”我淡漠地说。人一享受某种待遇，就自然生出了某种派头。
此后一连四天，我都在那幅花哨的巨大广告牌下换车。有一次，居然又遇上了第一天坐的那辆奔驰。司机认出了我。主动说：“小姐您好。”
我也认出了司机，便回了礼。“师傅你好。”
“老地方吗？”
“对”
司机很潇洒地扶着他轻灵的方向盘，轻车熟路送我上班。
和我打交道的德国人果然与我想象的一模一样。他若是穿上黑色制服，活脱是个党卫军。他替我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我离开时他站在我身后为我穿大衣。但他从来不笑。他站在阳台上注视着我的来去，眼睛像太阳底下的玻璃珠子令人眩晕。做实验时他配合我，有一次他提前从烘干机中取出了棉花，我马上告诉他这不行。哪怕只提前半秒钟，我都不会在实验报告单上签字。我想我的确大长了
中华民族的志气。
最后一次去做实验。我又遇上了我熟悉的奔驰。给我的感觉是它好像在哪儿窥视着我。我穿着高跟皮靴的脚刚从面的上探下来，它就无声地朝我开来。
司机说：“小姐您好。”
我说：“您好。”
“老地方吗？”
“对。”
三个小时之后我走出大楼，发现这辆奔驰在等我。司机为我开了车门，引得穿白制服的小伙子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司机说：“小姐请上车。”
司机一口油滑的京片子。头发吹得一丝不乱。真丝前克。中指上戴了一枚澄黄大戒指，我的司机多时髦多体面——是他自己把出租车弄得像我的私人车了。
“小姐您想去哪儿？”
我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了。他提醒了我。我的工作完成了。旅游正式开始。七夭来，我每天经过马甸桥。每每路过，心总是一动。我说：“附近有座马甸桥吧？”
“对。就在前边。”
“那就去马甸桥。”
“马甸桥哪儿？”
“就是桥。”
“好咧。”
马甸桥成了我游览的第一个景点。几年前，我匆匆路过北京，和一个北京的朋友在桥上散过步，伏过桥栏杆。伏在栏杆上看月亮。那夜的月亮大而圆，清辉凌凌。我在翌日早晨就要离京。朋友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走了，北京就成了一座空城。”
我相信物质不灭定律。声音是一种物质。这句话既出了口，声波将从此回旋飘浮于空中。我想再次触摸这句温暖的话，触摸那种真诚的心情，以慰我连日来在一系列虚伪中度过的痛苦。
司机今天很喜欢说话。
“您住马甸桥附近？”
“不。”
“您是北京人吗？”
“不。”
“您在马甸桥要我等您吗？”
“不用。”
“您又要换车？”
我拉长声音说：“对了。”
司机诡秘地笑了。“小姐您是安全部的吧？”
这想法不错。到底是北京司机，政治敏感性极强。
“你怎么看出来的？”
“咱见的人多了。”
“敢情你这几天在主动为安全部提供一流的服务？”
“我这人喜欢冒险。我希望丰富自己的阅历。男人嘛，总应该见多识广。”
“太好了。见多识广的人一定懂得冒险行为要适可而止。秘密知道得越少越好。”
司机立刻收敛了笑容。“当然。小姐，我是和您开个玩笑。其实我对您一无所知。”
我说：“没关系。我也是开玩笑。”
奔驰差一点撞到马路中间的分隔栏上。我说：“你放松一点。我真是开玩笑。”
司机点头，不吭声，脖子挺得僵直。他不相信我的真话。我本是一个搞棉检的工程师。坐奔驰已超过五分钟。不开玩笑容易晕车。我不愿意吓唬一个对我热情周到的北京司机。他仅仅有点自以为是。不算大毛病，谁不有点自以为是？
下车时我说：“对不起，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我是一个工程师，不是特工。”
司机说：“是误会。您走好。您说的我都明白。请您忘掉我本人和我的车号。”
“可我根本就没记住。”
“那就谢谢您了！”
一切口舌都白费了。没有人相信真话。我上了马甸桥，看见我的奔驰箭一般离去，消失在北京车的海洋里。
我伏在马甸桥栏杆上怀念着我那兄弟般的朋友。可我马上发现现在的人们不让我怀念什么。一个人走过来问我有没有美元。我摇了头。不一会，又有一个人靠近我问我要不要宠物。我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问什么宠物。他从前克里头掏出了一条小狗。小狗用婴儿般无暇的眼睛望着我。我摸了摸小狗的头。狗主人说：“看来你们挺有缘分的，便宜给你得了。”
“多少？”
“一万五人民币。”
我吓了一跳。只好下桥。
我房间的另一张床上住进来一个中年妇女。湖南人。一张富泰的大脸盘配上双眼皮宽额头很有几份像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并且也姓毛。她在我看完电视新闻联播之后闯进门来，身上到处驮着旅行包，钥匙牌用下巴夹着。她进门就扔掉了所有东西直奔厕所，小便如暴风骤雨又急又响。我不由再次痛恨王先生，包一间房都舍不得，我在德方工作了七天，已经了解到我为金老板创造了不可估量的效益。
她在马桶冲水声中提着裤子出来，舒畅地清了两声喉咙，坐在我的床上。
我说：“这位女士，这是我的床。”
她说：“叫我毛同志，我不爱听现在的女士小姐。”
我说：“毛同志，你睡那张床。”
她说：“旅社里的床，都一样。那张就那张吧。”
毛同志把几只旅行包全放在床上，掏出所有衣物，乱翻了一气，进卫生间洗澡。招待所的热水只放两小时。从七点到九点。毛同志洗到九点零五分，突然从卫生间伸出头来惊呼：“怎么是凉水啦？”
我装作聚精会神看电视什么也没听见。
一会儿，毛同志神采奕奕从卫生间出来了，干净得像只大白鹅。我赶紧从雾气缭绕的卫生间拿出了自己的内衣。我洗不成澡了。
“同志你贵姓？”
我延迟了好一会才回答：“姓眉。”
“这姓可稀奇！眉毛的眉。百家姓上有没有？”
我又延迟了很久：“不知道。”
身后没声音了。我继续看电视，心里很窝火。忽然一声大鼾，我跳了起来。毛同志幸福地睡着了。我观察着毛同志幸福的睡态，等待她的第二声鼾声，然而没有。等我上床时毛同志又迸发了一声大鼾。这种不均匀的鼾声真害苦了我。它把我的睡眠分割成了不规则的小块。
第二天清早，毛同志穿上旅游鞋，背着水壶要去游览。
“我是来北京买医疗器材的。先旅游一下再办事。小眉，你出不出去玩？你出去我就等你。”毛同志毫无芥蒂地对躺在床上的我发出邀请。我疲乏地闭了闭眼睛以示谢绝。
我以为毛同志走了我可以睡上一会儿的。服务员送开水来了。咣咣当当送完开水又开始打扫房间。我说今天上午就不打扫了行不行。服务员说为什么？打扫一会儿就得，不打扫要被扣奖金。北京的招待所传统可保持得不错。
我将通讯本摊开压在北京市游览图上。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许诺过陪我逛北京城的朋友很多，我还不至于傻到相信所有人。我选择了老阿山。老阿山并不老，可他就叫老阿山。他的女朋友原本在我们单位，我替她设法调到北京了。调动的过程很艰难，老阿山因此非常感激我。后来他俩没成。没成老阿山也还是到武汉看我。我们是朋友了。
拨通了电话。我说：“喂，我找老阿山。”
“请问您哪位？”北京人，说话文明礼貌。
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你是老阿山吧？”
“我是，请问小姐芳名？”
老阿山没听出我的声音。为调动我们曾通过多少电话。那时候我只对着话筒呼吸他就知道是我。
我想多说几句话看看。我说：“我的名字叫红。”
“噢，林燕红。燕红。你好。”
我叹了一口气。
“小姐您别叹气。我知道您是谁，可我不敢说。我不敢相信您会给我打电话。”
老阿山肯定又错了。老阿山在小姐世界里邀游，眼花缭乱。
“红霜！红霜小姐您好！”
我说：“多好的记性。”
老阿山如释重负。说：“怎么会记不住您呢？那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有几个漂亮小姐？就您一个。”
我为老阿山高兴。一个专业性杂志的编辑混到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了。我笑了几声。
“对不起，小姐。您到底是谁？请高抬贵手。我们导演成天和演员打交道，女孩子太多了。如果您也是要求上片子的小姐，请直接报姓名，否则我只好挂电话了。”
“恭喜你成导演了。你挂电话吧。”他不挂我倒准备挂了。
“啊！听出来了！我说声音怎么这么熟！”
我不挂电话了。我说：“老阿山，你呀，变化可太大了。”
“肖红啊，你可给我来电话了！这几天我找你找得急死了，你还有心开玩笑。”
我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