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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服。他说我什么时候能靠写字来养活我这一家呢，这是他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相当于祥子靠拉车来养活自己一样。就这么一个很低的并不伟大的理想，一个普通人的理想，居然不能实现，居然一再地破灭。这种关爱，他就超越了这个人物的职业，使所有的读者都能够感同身受。我虽然不是拉车的，我是卖烧饼的，我是小学老师，我也可能有这样的一天。我也受过这样的委屈，有过这样的辛酸，所以曾经有很多普通的人给老舍写信，有一个工人就给老舍写信说，你把祥子的结局写得这么惨，那我们以后的前途何在呢？这是《骆驼祥子》激起的共鸣，有了这个关爱，你幽默不幽默就都是一样的了。
那么为了更清晰地来认识老舍的幽默，我们简单地把他的幽默和其他的作家稍微对比一下。幽默作家是很多的，不止老舍一个，我们如果说现代作家都谁幽默，可以举出一长串来。鲁迅就是幽默的，林语堂是幽默的，钱钟书是幽默的，我们都看过钱钟书的《围城》，张天翼是幽默的，赵树理是幽默的。简单比较一下，比如说鲁迅，鲁迅的幽默是什么样的幽默呢？鲁迅幽默的特点是老辣深刻，入木三分。鲁迅的幽默像庖丁解牛一样，拿着一把短刀，一刀刺进去正是要害，这是鲁迅了不得的地方。阿Q让人打了一顿，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一句话中国鸦片战争以来，战败的屈辱的历史都写出来了。明明让人家打败了，鸦片战争让人家打得一败涂地，去跟人家签订屈辱的条约，却不说是战败，说是赐和，我们皇上赐给你们和平。这就和阿Q说的儿子打老子一样，这个世界不像话，现在儿子打老子，这是鲁迅式的幽默，一针见血。
那么钱钟书的幽默也是很有特色的，如果你读过他的《围城》和一些短篇小说的话，钱钟书幽默的特色在于机智、非常灵动、迅捷。钱钟书是大学者，学富五车，读过的书不知有多少，你看他文章里面所列的书目吓人，我们两辈子三辈子可能也读不了那么多的书。而且他不但读了这么多的书，能够灵活运用。说一个事的时候，四面八方的材料全给你想起来了，全给你集中到一块儿。他说桌子能把世界上所有落实桌子的事全想起来，所以他的幽默是一种学者型的智慧型的幽默。比如《围城》一开头，讲轮船上一个小姐鲍小姐，鲍小姐穿得很少，人家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局部真理”。为什么叫局部真理呢？因为有句话说真理是赤裸裸的，所以她的外号叫局部真理。那么你看这个幽默对于人物有调侃，但是他并不是很深的讽刺，他主要炫耀的是一种学问。他这个幽默的产生主要在于有一句名言，叫真理是赤裸裸的。所以这个幽默一般没有那么大学问的人不会这样使用的，他在后面透露的是一种学问。
还有一种类型是赵树理这种类型的幽默。他是带有乡土气息的纯朴厚道，带着一种农民的狡猾，农民式的狡猾。比如他《小二黑结婚》里面，讽刺三仙姑那么大年纪还化浓妆，浓妆艳抹。他说她脸上化了妆以后，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这个你必须有农村生活经验才能体会他这个好玩，驴粪蛋上下了霜，挖苦得很厉害，但是在农村这又不算很严重。在农村这个话平时调侃的时候可以说的，所以这种幽默是钱钟书和鲁迅、老舍他们都说不出来的。
而老舍的幽默和上面这几种都不一样，老舍的幽默是温和的，是让人开心的，你不需要有多大的学问。所以你读老舍的东西，你感到好像是跟邻居家的一个大哥一个大叔在说话一样的。他对你没有压力，没有压迫，比如我们读了老舍的书，老舍先生如果坐在这里，我们请他去签名，我们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压力。但是如果钱钟书先生坐在这里，我们请他签名，有一点诚惶诚恐，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他冷不丁冒出什么话来，对人是很有伤害的，很有杀伤力的。比如曾经有一个读者要见钱钟书先生，钱钟书先生就说，你已经吃了老母鸡下的蛋，何必要见老母鸡呢？这是一个名言，他指不定什么时候说出这种话来，所以会给人带来心理压力。你有愉快但是也有压力，老舍没有这种压力。老舍开会的时候，你让他唱一段京剧，他站起来就唱一段，你让他说段相声，就可以站起来说段相声，非常随和。他的幽默只不过代替你说出你也能说出的话，代替我们大家都感受到的那种幽默。
那么我们把老舍的幽默说了一遍，我们把它升华一下。因为幽默和其他一些概念经常混杂在一起，比如老舍在《谈幽默》的文章里，他把幽默和反语、讽刺、机智、滑稽都进行了一些比较，那么他说反语是一句中有两个相反的意思，所要说的真意却不在话内，而是暗示出来的。比如说秦始皇要修一个大园子耗费很多钱，大臣如果不希望他修就说你这个劳民伤财。秦始皇不见得会采纳你的意见，你这属于正面批判。那么有一个人，他说好，我支持您，一定要修这么大一个园子。里面装满各种飞禽走兽，等敌人从东边打来的时候，咱们就让这些动物去抵挡一阵。说得非常好，秦始皇一听，算了，咱不修了。正话反说，他没有反对你，他说的是反话，这是一种反语式的幽默。那么还有讽刺，讽刺必须幽默，但是讽刺比一般的幽默要厉害，它必须用极锐利的口吻说出来，给人一种极强的冷嘲，它不使我们痛快地笑，而是使我们淡淡一笑，笑完因反省而面红。你笑的时候，你不是特别痛快的，你笑完之后你有痛心的这个时候。再说机智，机智是什么呢？它是用极聪明的，极锐利的言语，道出像格言式的东西，使人读了心跳。中国的老子、庄子都有这种聪明。比如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世界上有圣人，为什么有圣人恰恰因为有大盗，圣人和大盗是共生的是并存的。我们想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武松？武松不是平地里长出来的，恰恰是因为有西门庆。因为有了西门庆才必然要有武松，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另外就是滑稽，有很多人经常把滑稽误会为是幽默，滑稽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西方滑稽短剧，脑袋上顶着很多盘子，哗就砸了，碎了。把汽车开到商店里边去了，把很多货架都推倒了。小孩很喜欢看这个，一看小孩就哈哈大笑了，老舍说这是幽默发了疯，这不是幽默，这是幽默的最低的层次。其实钱钟书先生对这个也有很好的论述，钱钟书先生说，真正的幽默是我们跟着他笑。那个滑稽是我们看着他笑。他区分得很好，他说马戏团的小丑在上面做各种丑态表演的时候，我们笑了，但是我们笑不是因为这个小丑幽默，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我们是看着他笑，我们笑的是他。我们听侯宝林说相声的时候，我们是跟着他笑，笑他所讽刺的那个事，我们笑的不是侯宝林，我们越笑我们就越尊重侯宝林，我们觉得这是高手。那么老舍举了几个例子，用贴标语，因为当时三十年代时兴街上贴标语。用贴标语做例子，他说今天贴了标语，明天中国就强起来。这叫什么呢？这叫反语，就是讽刺不求实，只贴标语不做实际工作的这种爱国主义。第二种君子国的标语：之乎者也。这是讽刺，君子国的人说话都是之乎者也的。第三种，他说标语是弱者的广告，这是机智。老舍说这是机智，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凡是在满大街贴标语的，成天喊打倒帝国主义的，这肯定是弱者，帝国主义不贴标语的。只有机智的人能够看出其中的奥妙。那么再一种第四种，说张三拿着一个标语，标语上写着提倡国货，张三把提倡国货的标语贴在祖坟上，这是滑稽。那么他说什么是幽默呢？他说张三贴标语，张三贴的标语是打倒帝国主义走狗，但是不小心贴错了，贴成了走狗打倒帝国主义，说这是幽默。为什么这幽默呢？说张三贴一天标语才挣三毛钱，贴错了就受罚了，所以我们一方面笑话他，另一方面很可怜他，同情这个张三。真不容易，贴一天标语，才挣三毛钱，还贴错一个。因为他没文化，贴错了，所以我们看老舍笔下的人物，经常是这个贴错了标语的张三这种小人物。他很可怜，很值得我们同情，他犯的错误可能我们也容易犯。所以我们看幽默被老舍跟这些概念一对比，我们更能够比较准确地去把握那个幽默，我们不是去给它下定义。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知道什么是层次高一点的幽默，什么是层次低一点的幽默。并不是说层次低的幽默就一定不需要，那种小丑的表演我们也是需要的。因为我们人的审美需求是多层次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微微一笑，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哈哈大笑，但是我们要搞清楚谁是真正的幽默家就行了，我们绝不会去请马戏团的小丑来给我们做幽默报告的，我们只是看他的表演就可以了。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关纪新…茶馆的文化符号
主讲人简介：
关纪新：1949年12月生于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满族；1982年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获学士学位；1999年起，被聘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8年起，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副教授；2002年9月起，被聘为该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教授；1998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主要学术成果：2000年10月，学术著作《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1999年10月，学术著作《老舍评传》获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1999年10月，文学论文《老舍，民族文学的光辉旗帜》获民族文学杂志社“建国五十周年征文优秀作品奖”。1994年10月，学术图集《中国满族》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图书奖三等奖”。
内容简介：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老舍抚今追昔，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来之不易的戏来教育青少年，以支持宪法的宣传实施。1956年，老舍开始动笔写就了话剧《秦氏三兄弟》，剧本四幕六场，人物众多，从光绪年间写到了1948年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时任院长的曹禺和总导演焦菊隐等人，曹禺他们被戏中第一幕第二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那段戏深深吸引，遂建议老舍以这一场戏为基础另起炉灶，发展成一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拍板，三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三幕话剧《茶馆》问世了。
《茶馆》从第一幕的晚清戊戌变法到第二幕的民国初的军阀混战，一直写到第三幕的抗战结束，历经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在《茶馆》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用老舍的话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曹禺先生晚年评价说：“《茶馆》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
与一般的戏剧作品不同，《茶馆》不是要讲述某个具体故事，它要表现的是三个历史时期所代表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现状，用老舍的话来说，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茶馆》的创作宗旨就在这里。一向不熟悉政治斗争的老舍采用避生就熟的写作办法，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的政治变迁。《茶馆》对旧时代大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借助于剧中的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老舍通过对三个善良、质朴、正直人物命运悲剧的凭吊，痛诉了那个时代的怪异和丑陋。
现实主义是老舍的创作之魂，幽默风格和喜剧样式对老舍来说是一种机巧天成的结合与表达，讽刺喜剧《茶馆》将老舍的幽默艺术风格完美地引向了极致。老舍用他的理性和智慧咀嚼现实，将最具意味的笑料归结到一处，找到了现实主义精神跟幽默风格交相融会的引燃点，将荒唐岁月发酵出的社会现实融进了一个充斥着讽刺、幽默的大茶馆。也正是这种大雅大俗、雅俗共赏满载纯正京腔京韵、充满“精气神儿”的语言，才有了人们前仰后合后的沉思。
（全文）
今年，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感到很荣幸。
一，“葬送三个时代”的写作目的
3幕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共和国建立之后的17年里，老舍写小说很少，却写了不少的戏。写《茶馆》之前，1955年他写了话剧《春华秋实》，1956年写了话剧《西望长安》，在《茶馆》之后，1958年写了《红大院》、1959年写了《女店员》和《全家福》……《茶馆》跟这些配合时事政治的作品，在题材、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上，都大不一样，他重新写起了解放前写惯了的“陈年往事”。
其实，老舍写《茶馆》，本来也是想要配合时政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公布，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不少，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用来教育青少年。于是，1956年他动笔写了一个4幕6场的话剧，戏里人物众多，由光绪年间一直写到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戏里的主要人物是兄弟3人。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等人，征求意见。曹禺他们感觉，这部作品，最精彩的，是第1幕第2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戏，觉得应当以这场戏作基础，另起炉灶，写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挺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3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茶馆》新作果然有了。经过跟导演、演员们的切磋磨合，这部新作真的大功告成了。剧本的最终完成稿，彻底放弃了正面展现革命斗争的场景，成了一部由往昔岁月市井生活画面组合起来的社会风情大戏。
剧本发表后，老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他写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描写他们的促进或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
这段话证实，老舍写这个戏，拿定了“躲开政治问题”的主意，他想用这个戏专门来写中国社会“五十来年的变迁”；作家说，“躲开政治问题”，是因为自己一向“不十分懂政治”，所以，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可以用小人物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
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之前和之后，社会条件都不行，他也就只能写一些《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类的作品。
《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
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