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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更好更全面，特别是报告还专门为李惟诚他们的低成本扩张计划保留了面子和空间，说在内地区域经济中心城市成立分公司与集团公司前段时期制定的低成本扩张战略不谋而合，今后收购内地国营企业的计划就由设在内地的分公司具体执行，这样做既便于操作，节省成本，又可以保证在万一操作失败情况下，也不至于把火烧到集团总部来。
报告这样写，既给了李惟诚等人的面子，也封住了他们的嘴，让他们无话可说。
报告是吴晓春起草的，自然也就由他宣读。吴晓春在宣读的时候，始终把老板的作用放在第一位，仿佛报告的始作俑者并不是他吴晓春，而是黄鑫龙，他吴晓春只不过春节没回内地，留在公司值班，偶然被老板临时抓了一个差而已。吴晓春这样做，当然有谦虚的意思，但更大的考虑是争取决议顺利通过，并顺便获得老板的进一步好感。
值得一提的是，吴晓春在报告中始终都没有出现一次“老板”的字样，当然，更没有出现“黄鑫龙”三个字，自始至终都用“主席”或“黄主席”。由于这两个称呼出现的频率比较大，于是就形成了一个语言氛围，所以，在后来的讨论中，发言的人除了一片赞扬老板的英明果断高瞻远瞩之外，在说到黄鑫龙的时候，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主席”和“黄主席”。李惟诚听着自己的部下在上面宣读报告，心里多少有些酸酸的，他对报告的内容并没有多在意，但是，对“主席”和“黄主席”这个称呼在意了。虽然觉得酸，但也不得不承认，在这样一个正式的场合，使用这样的称呼确实更加贴切、更加正规和更加有档次，所以，在后来的发言中，他也一改以前的“老板”称呼，使用了“主席”和“黄主席”。例如说，我同意主席的观点，黄主席早就有过这方面的考虑等等。从此，集团公司对黄鑫龙的称呼就改了，不用“老板”了，而一律改用“主席”或“黄主席”。
《上市公司》二（33）
不用说，报告获得一致通过，董事会也全票批准。尤其是李惟诚，不知道是诚心还是假意，无论在集团高层管理会上还是在董事会上，都积极支持主席的提议，还为这个提议做了许多解释、说明和论证工作，仿佛在向人们灌输一个印象，主席的提议事先征求过他的意见，甚至就是他先向主席建议的。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想以此证明他李惟诚从来都不嫉能妒贤，毫无私心地培养集团新一代管理团队，为部下的提升创造机会。
为了把戏演得像，吴晓春离开深圳去武汉之前，李惟诚还专门设宴为他饯行。
推杯换盏之间，李惟诚还对吴晓春表示祝福，半开玩笑半诚心地说：过去在皇上身边做事，最好的结果就是做一名封疆大臣，你现在就算是我们新天地集团在华中的封疆大臣了。
“不敢，不敢。”吴晓春小心地回应，“您一直是我的老上司，这次能有这样的机会，也是您李主任提携的结果，这里我先谢了。我干，先干为敬。”
说完，吴晓春真的就一口先干了。干完了之后，还特意把酒杯倒过来，主动接受李惟诚的检查，证明他确实是干了。
吴晓春相信，在酒席上，也要少说多干。只要他多喝酒了，不管是诚心祝贺他的人还是存心嫉妒他的人，都达到了目的，那么，该开心的开心，该解气的解气，吴晓春自己也就达到目的了。
其实李惟诚刚才那番话也不完全是嫉妒，在集团公司做，做的职位再高，比如像李惟诚这样，做到了新天地集团董事，董事局主席助理、集团发展委员会主任，其实还是给老板打工的。而出了深圳就不一样了，比如现在像吴晓春这样，被派到武汉市去组建华中公司，虽然从整个集团的角度看，他还是一个打工的，为集团公司打工，为黄鑫龙打工，但是在武汉市，他就是老板，名副其实的老板，天高皇帝远，在武汉就是他说了算，所以他就是集团公司在武汉的老板。由打工的变成老板了，还不该祝贺呀。
由于那天像李惟诚这样对吴晓春表示祝贺的人比较多，有些年轻一点的甚至说出“发达之后不要忘记老弟”这样的话，听得吴晓春相当受用，酒比平常多喝了不少。喝到最后，吴晓春都有些飘飘然了，不禁自我得意起来。吴晓春忽然发现，做什么事情都要讲一个时机，好事情只有配合恰当的时机才能做成。好比买卖股票，选择买哪只股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什么时机买，又在什么时候卖，否则，再好的股票，买进和卖出的时机不对，也能让投资人血本无归。眼下自己能被派到武汉组建华中公司这件事情更是这样，设想一下，同样这份报告，如果不是吴晓春耐心等待到一个恰当的时机直接给黄鑫龙，而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在报告写成之后交给李惟诚，那么，在李惟诚那里轻则被耽误时间，重则干脆把计划压下。吴晓春知道，发展委这帮人做计划不行，但是否定别人的计划或者是在别人的计划里面挑毛病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话再说回来，即便是李惟诚没有压他，也没有拖延时间，但只要计划经过他的手，那么这个计划如果得到通过，功劳也首先变成他的了，如此，派到武汉去的可能就不是他吴晓春，而是李惟诚。
《上市公司》二（34）
当然，吴晓春只是在心里得意，嘴上并没有说，毕竟和李惟诚是同龄人，虽然出道晚一点，但只要用心，城府并不比李惟诚差，所以，那天李惟诚为吴晓春设的饯行宴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宴会之后，吴晓春就离开深圳去了武汉。
孙凯说的没错，上市公司确实有许多优越性，别的不说，单说知名度，就是其他公司无法相比的。吴晓春到武汉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一家公司花了六千万当了当年的标王，获得每天晚上在央视一套新闻联播节目之前几秒钟的露脸机会，可知名度还是远远赶不上新天地集团。新天地公司没有在央视上做露脸广告，却天天在股市上露脸，不是每天只露几秒钟，而是从早露到晚，晚上收市之后，关心股票的人还照样可以在电脑上看到“新天地”的字样。关键是，标王公司在电视出现与观众没有直接关系，而新天地的股价却直接关系到炒股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人们是真正的关注“新天地”，新天地公司的知名度当然比标王公司大。吴晓春一到武汉，就立刻感受到这种知名度所带来的好处。刚开始，吴晓春以为是武汉人天性热情，时间长了之后，才逐步体味到人们对他的热情除了武汉人的天性之外，还与自己作为上市公司二级企业的董事长身份有关。比如银行，在吴晓春的印象中，企业要贷款都是求银行的，没想到到武汉之后，银行信贷部主动与吴晓春接洽，希望吴晓春的华中公司在他们那里开户，办理结算，并考虑给他贷款。
吴晓春感受到武汉人的热情，但并没有滥用这种热情，而是巧妙地把这种热情用在公司的发展上。他首先是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买了块地，然后又从银行贷到款，并且在贷款到帐后，即刻将集团公司投入的三千万还了。提前还款的主要原因是集团对华中公司的投入不是无偿的，按照主席的说法，集团在武汉组建华中公司是只给政策不给钱，集团公司对武汉公司的投入其实是借款，是要支付利息的，并且利率比银行还高，在吴晓春能够从当地银行贷到款的情况下，他当然觉得提前偿还集团公司的借款更合算。另外，吴晓春觉得只要他把集团公司的投入还了，他就真的成了武汉公司的老板了。最后，当然也是最关键的，是吴晓春发现搞房地产开发似乎也用不着那么多钱。国家的地价款只须缴首期，然后是把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马屁拍好，余款就可以无限期地拖欠下去。税款情况也大同小异，反正是国家的钱，而国家的钱又掌握在个人手中，这些掌握国家金钱的人平常小气得要死，你跟他出去吃饭他从来都是要你买单，仿佛让你买单是看得起你，是天经地义，但是对于国家的钱他们常常慷慨大方，所以，吴晓春只要花很少一点代价就能把这些个人打发好，国家的大钱先欠着并无大碍。至于工程建设嘛，更不需要他担心，大把的建筑施工单位抢着垫资干。吴晓春豁然发觉有上市公司做靠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可以是地道的皮包公司，从规划设计到土建装修，从施工监理到楼盘销售，都有人代劳。既然如此，吴晓春当然先把集团公司的投入还了，使自己成为武汉华中公司真正的老板。
《上市公司》二（35）
当然，吴晓春也没有把武汉人的热情全部用在公司上，他多少也挪用了一部分用，正是这部分，使他在武汉重新获得了爱情。
由于工作的需要，吴晓春经常要拍别人的马屁和被别人拍马屁，被他拍马屁的是那些掌握国家金钱和政策的人，拍他马屁的是那些想从他这里接到订单或工程的人，如此，他就经常出入于娱乐场所。吴晓春最喜欢去的地方叫恺撒世界，因为恺撒世界是一个集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娱乐城，用武汉当地人的话说，就是一条龙，吃喝玩乐全包了。大约是经常出入的缘故，恺撒的女老总对吴晓春格外热情，正是这种热情，后来演变成了爱情。
女老总叫余曼丽，三十多岁，实际年龄三十挂底，看上去却只有三十出头。据说十三岁就进了部队文工团，武汉军区撤消之后，转业到汉口群众艺术馆。由于正好赶上群众性交谊舞热潮，跟在后面学跳舞的人多，渐渐在武汉三镇有了名气。后来群众艺术馆事业单位企业化，很多吃惯了事业饭的人骂娘，但余曼丽却因祸得福，成了群艺馆下属歌舞厅的经理，再后来歌舞厅扩大成娱乐城，余曼丽就从经理升格为总经理，正儿八经的副科级，相当于部队的营级干部，跟副馆长平级，反而春风得意了。
由于是科班出身，舞跳得好，并且从小在部队生活养成了做事雷厉风行习惯和相对廉洁的作风，使她在新的岗位上如鱼得水，越干越有劲。比如娱乐城请歌手，按照武汉的规矩，歌手从娱乐城所得到的报酬当中有一部分是要反过来“孝敬”娱乐城经理或总经理的，但余曼丽不搞这一套，她觉得自己的工资加上娱乐城职务津贴和夜班补助已经够多的了，不需要再拿这份“外快”，因此，在同等条件下，恺撒世界的歌手水平就比其他娱乐城高，歌手在她这里唱歌的时候也格外卖力。如此，自从余曼丽当上恺撒世界的总经理之后，娱乐城的生意明显比以前好。按说这是好事，在填饱少数领导的胃口之后，还可以全面提高馆里面职工的福利，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随着娱乐城的生意日益红火，以及余曼丽为馆里面创造的收入日益增多，馆里面的闲话也多起来。闲话之一说她之所以受顾客欢迎，主要是因为她离婚了，没有老公，一个漂亮的女人没有老公，而且是一个娱乐场所的老总，并且这个女老总经常陪一些男性客人跳舞，这种情况要想让事业单位这些吃了饭没有任何事情可做的人不说闲话是相当困难的。
其实吃闲饭的人说的也没有错，余曼丽确实是离婚了，确实是没有老公，而且确实是经常陪男性客人跳舞。这些都是事实，只不过这些事实到了同事的嘴里面打了一个滚之后，出来的时候味道就变了，变得让人具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了。
《上市公司》二（36）
关于余曼丽离婚的事，她很少对别人说。毕竟，离婚对女人是一场灾难，哪怕是这个女人自己主动提出离婚的，那种经历也不是一段令她愉快的回忆。
余曼丽的离婚与她的家庭出身有关。
前面说过，余曼丽天资不错，这主要是遗传的，准确地说是遗传她父亲的，要是像她姐姐余曼华那样遗传母亲的，肯定逊色许多。
余曼丽的父亲也算是一个老革命，解放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部队上的文工团员，武汉解放时，父亲作为军代表留在武汉市，是当时武汉铁路局的三人班子之一。五十年代初，看了一部苏联电影，一下子被苏联集体农庄火热的生活和农业机械化热烈场面所吸引，坚决要求去国营农场，正好赶上国家在监利县建设国营农场，遂了心愿。最后，居然还真的与一个女拖拉机手结为伉俪。这个女拖拉机手就是余曼丽的母亲，也是从武汉来到农场的，但她与父亲不一样，父亲只是武汉的过客，而母亲却是地道的武汉人。
据说余曼丽能够十三岁就进入部队文工团，除了天生丽质之外，还得益与父亲当年在部队文工团的一些老关系。
余曼丽的前夫是区文化局的干部，却住在群众艺术馆，与余曼丽也算得上是同事。由于都是来自监利县，以同乡相处，来往较多，逢年过节回监利，自然是俩人同行，如果不能同行，比如这个假日余曼丽没有回监利农场，那么也会托同乡带点东西。一来二往，不是恋爱关系也被同事说成是恋爱关系了。
余曼丽和前夫在谈恋爱的阶段一直蛮好的，但是从结婚的那一天开始就不行了。知道内情的人说，他们的离婚其实是从结婚那一天开始的。
婚礼在监利县举行。既然双方的父母都在监利，那么婚礼当然要在监利县举行。余曼丽的父母在监利农场，前夫的家在监利县城。虽然余曼丽和前夫在武汉住同一个院子，而且在他们即将结婚的那段时间，其实前夫是上半夜住在她这里，下半夜才回到自己的宿舍，但是在举行正式婚礼的时候还要走一个过场，就是按规矩搞一个过门的仪式，具体地说就是前夫必须从监利农场把余曼丽“接”到监利县城。就是这一个“接”字，拉开了他们离婚的序幕。
按照监利县的规矩，“接”的任务只能由前夫家的弟弟和哥哥带着一帮人开着车放着鞭炮来完成，新郎官必须在新房这边等着。新郎官在等的时候，男方这边的亲朋好友都已经来了，在这里等着看新娘喝喜酒闹新房。前夫家兄弟姐妹七八个，在监利县城也算是大户，有头有脸的，所以那天来的人不少。接新娘是上午的事，但是这些客人一直等到中午还没有见到新娘，而新娘不来就不能开餐，于是一种不祥之兆已经涌在大家的心头。当初不象现在，不但没有手机，就是电话也是个稀罕物。于是公公派人骑上摩托去打探。从县城到农场来回大约有四十里路，那时候路不如现在好走，等打探的人回来，已经是午饭之后了。打探的人说：新娘的娘家人一定要新郎自己去接，否则坚决不来。
《上市公司》二（37）
“这是什么规矩？！”公公问。
“她们说是武汉人的规矩。”打探的人说。
“屁话！”公公说，“老子也不是没去过武汉，哪个说武汉人是这规矩了？这里是监利，就是武汉有这个规矩，也要监利的规矩办嘛。”
公公很生气，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再看看表，已经下午一点了，于是当机立断，一方面委曲求全，让儿子马上去农场，无论如何先把儿媳妇接回来再说，另一方面宣布开饭，反正规矩已经破了，要破破到底，总不能让客人饿肚子。
后来的发展证明，公公的决定是英明正确的，如果死守老规矩，一定要等见到新娘才开饭，说不定那天就要饿死人，因为新娘进门的时候，都已经是下午五点了，从一大早等到晚上五点，年轻人或许还能顶得住，老弱病残的饿死一两个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前夫破了规矩委曲求全赶到余曼丽家里时，姐姐余曼华还是不依不饶，最后差不多新郎官快下跪了，迎亲的一行才上路。如此，当新人进门的时候，大家的脸色自然都不好看。姐姐余曼华不傻，马上就看出了苗头，随后就找茬，说婆家人破坏了规矩，为什么新娘还没有进门就先开席？这个日子到底还想不想过？公公在气头上，差点上去扇她两巴掌，但是好男不跟女斗，公公再生气也不能当众跟余曼华接嘴。这时候，只能由新郎的嫂子出面了。嫂子说：要说破坏规矩，那也是你们先破坏的，如果我们等新娘进门才开席，那不是把人饿死了。
“那也不行！”余曼华说，“这是规矩。”
“哪里的规矩？”嫂子问。
“武汉的规矩！”余曼华说。说的声音很大，惟恐整条街上的人不知道她是武汉人，更仿佛武汉人就是人上人，嫁给他们监利人算是“下嫁”了。
“了不起呀，”嫂子用地道的武汉话说，“你出身在武汉的哪条街上？上的是武汉的哪个小学？哪个中学？你知道武汉一共有多少小学多少所中学吗？你也配说自己是武汉人？”
嫂子这样一说，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因为嫂子自己就是正宗的武汉人，武汉生，武汉长，现在全家还都在武汉，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