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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它放到任何别的地方，没有一个人会去那的。
我忐忑不安地在迷魂酒吧四周环视，看她是否已经在那了。这不是第一次约会。
她在那，就在吧台。她向我招手，对我紧张地微笑着。我问她想喝什么。
“我要白酒。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对吗？”
“甜的还是酸涩的？”我问。
我无法正视罗丝，但她在看我。我看着吧台侍应倒酒时感觉到她的目光。就我而言，吧台侍应倒酒实在太快了。我拿起酒杯，和罗丝碰了一下杯。“干杯。”
“告诉我你的决定吧。”罗丝说。
“我和卡门想再努力一次。”
“很好。我为你们两个高兴，真的。”
“我承认了一直以来我都不忠。”
“那么，她的反应怎样？”
“不坏。但我必须保证再也不会不忠了。”
“那么——为我们最后的晚上干杯，嗯？”她嘲笑地说，举起手中的酒杯。
“但我们还可以继续见面，不是吗？”我说，一如我宣布坏消息时那样故作镇定，试着使这个过程轻松一点。“现在我们真的得到一切了。你和一个已婚男人有秘密恋情，不能和他上床；我有一个柏拉图式的女友，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我就得回家解释我们是如何相识的。”我大笑。
罗丝没有笑。罗丝没有被逗乐。她的脸上全是阴云。“我认为这没什么可乐的，丹。”她愤怒地说，“不要这么天真！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吗？你难道没有发现，你无法离开我，我无法拒绝你吗？我们再这样下去只会让你一辈子感到内疚，而我也会一辈子觉得自己是个荡妇。”
她说得很对。再不见面是唯一我可以坚守诺言的方法。我了解我自己，我真的应该高兴。我把手放在她腿上，她推开我的手。
“你应该回家，以免我们又犯错误。”
“我可以时不时给你打电话或发邮件吗？”我尴尬地问她，就像一个中学生，扶着自行车站着。
“最好不要。”她低声说，眼睛盯着地面。
我弯腰，给她最后一次法国式的热吻。然后骑上自己的自行车，我回头看看，发现罗丝还扶着她的自行车站在那。
她在哭。
这是最后的倒计时
Europe；from The Final Countdown（The Final Countdown；1986）
14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知道卡门病危了。
“准确告诉我哪里痛。”谢特玛医生说。
卡门指着肋骨正下方，就是前一天她指给我看的那个地方。在中间偏右一点，从观察者的方向来说是偏左。“那里是不是肝脏的位置？”她问我。不知道。我大概知道心脏和肺的位置，还能指出胃在哪，因为吃得太多的时候我能摸到，但我不知道其他器官都在哪。在学校我学的是艺术专业。
“嗯。”谢特玛说，“到隔壁房间脱下衣服。”
我留在原地。谢特玛翻阅卡门的病历。一种不祥的沉默。然后她站起身说，“我们去看看。”说话时她没有看我。她进去后带上了门，所以我想她说“我们”其实就是指她自己。
一会儿，她出来了，在洗手池洗手，过来坐下，什么也没说，又开始翻阅病历。
卡门也出来了。谢特玛合上病历，拿下眼镜，看着我们。
“你感觉痛的地方其实是你的肝脏。”她开始说，“恐怕你的癌细胞转移了。”
有时你会听到从未听过的词，但你立刻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那么它在扩散？”
“是的，可以说是扩散。”
我和卡门对视。有好一会儿卡门一动不动，然后她的下唇开始发抖，她用手捂住嘴，眼泪流了出来。我紧握她另一只手，一直看着她。这场景似曾相识，一年前，同样的房间，同样的椅子，我们面前的谢特玛同样沉默着。这时我们知道卡门在网上看到的百分之四十的存活率算是很高的，现在已经变成零了。
“确实在扩散吗？”我问。
“最好现在用超声波检查一下你的肝脏，做完之后回我这来看结果。”
我们像绵羊一样温顺，由他们领着在医院穿梭。我们坐在超声波等待室。卡门什么也没说，她坐着，低着头，看着她卷起来的手绢，然后又把手绢展开，就像烟卷一样。卷起来，展开来。一位护士走出来，她拿着一份病历，看看病历上的名字，再看看卡门，问，“范迪安潘太太？”
卡门点头。
“要我和你一起进去吗？”我问。
“要。”卡门说。
我们走进房间。卡门必须脱下衣服，过去躺在轮床上。护士用淡蓝色的胶涂抹在她腹部，我站在卡门身边，紧紧握着她的手，另一只手抚摩她的肩。她看着我，又开始哭了。我感觉自己的眼眶也湿了。护士拿起一个仪器，我认得这种仪器，卡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做了超声波检查，看过超声波回声图。那时我们快乐地看着屏幕，屏幕上可以看到胎儿在动，产科医生向我们解释哪个部位已经可以认出来了，胎儿一直在动着，我和卡门都觉得妙极了。我们给起了个名字“舞西黛西”，卡门认为这个名字最能描绘这种动作。
今天没有什么舞西黛西了，我们也不觉得需要看屏幕了。两位护士（或医生，我不知道他们的级别或地位是什么）的脸告诉了我们所想知道的一切。他们指着屏幕上的什么东西，彼此低声说着什么，我们听不清，其中一个在卡门的病历上写，时不时看看屏幕又看看病历。
“你可以穿上衣服了。”
“情况怎样？”我问。
“你们可以从谢特玛医生那得到结果。”她说。
“看起来不妙。”我们一坐下谢特玛医生就说，“有颗三乘四厘米的肿瘤，在肝脏上方。”
我看着卡门，发现她又用手捂着嘴快哭出来了，但我决定，无论如何要问个清楚。
“多长——嗯——我的妻子还有多长时间？”
“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最多两个月——”
“那如果采取措施呢？”我挣扎着问。
“坦白说，这只是时间问题。如果用泰素帝化疗，可以延长几个月。这是另一种化疗，不同于去年你所做的CAF。最多只能做十二次，再多的话你的身体吃不消。一旦化疗停止，肿瘤又会继续长。我们最多可以延长一年。”
“会很痛吗？”卡门泪眼矇眬地问。
“不会。几乎肯定不会。可以把肝脏想象成一个工厂，它清理体内的有害物质。肿瘤最终会使肝脏停止工作，然后你得到的氧气会越来越少，睡得更多了，最终你会陷入昏迷，然后死去。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至少还有好的一面。”卡门含着泪喃喃说道。为这种小小的慈悲而感恩。
“化疗有什么副作用？”我问谢特玛。
“和CAF一样。恶心、疲惫、掉发、失去味觉和嗅觉。这种化疗还会使肌肉产生反应，你手掌和手指的皮肤会变得非常敏感。”谢特玛说。
“我们做。”卡门说。
“哦，你的指甲会掉。”谢特玛补充说明。
“嗯。”我说，要做就做到底，我想。
陪你到最后 第七章（1）
很多事要做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Toontje Lager；from Zoveel te doen（Stiekem dansen；1983）
15
“听起来也许很疯狂，但我有种松口气的感觉。”卡门说，我们甚至还没有离开医院的停车场。“至少现在知道我们到哪了，我的日子快到头了。”
“卡，请——”这是离开谢特玛办公室之后我说的第一句话。
“但，这是真的。去年我们离开这里，此后是未知的，我们无能为力。现在我们确切知道了。”
我很惊讶她这么说，为她这样说而感到迷惑。但她说的有点道理。我回想去年，那时遭受的打击要更大，大得多。
“我想去度假。”她眼里闪着光辉，说道。“尽可能多！我想去爱尔兰，嗯——巴塞罗那！对啦，我想去巴塞罗那，和你一起去。”
我甚至开始享受起这个来。“我问问弗兰克看他知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好的便宜舒服的宾馆。”我笑道，“就这些吗，夫人？”
“我想和我所有的朋友一起去比利时南部古堡过周末。”她开始做梦。突然她变成了一个很享受人生的人，“哦，顺便，能不能在杂货店停一下？”
“为什么？”
“买点烟。我决定要抽烟。”
我笑了，在泽尔街一家摩洛哥人开的杂货店停了下来。
“普通的万宝路还是清淡型的？”
“普通的。现在再得点肺癌也没什么关系了，不是吗？”
我做我想做的
不要问我为什么
我做我想做的
这可能很傻
我们做我们想做的
Astrid Nijgh；from Ik doe wat ik doe（Mensen zijn je beste vrienden；1973
）
16
我笑着走进杂货店，前面有两个人在柜台排队。我往外看，看见卡门坐在车里，她目光空洞地望着远方。我震惊了，我看着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现在我们能盼望什么呢？
我脑海里出现很多。半夜的急救车，衰弱的卡门，疼痛的恐惧，临终，死亡，死亡。我的心缩紧了。突然我充满了恐慌感，我的妻子处于垂死边缘！卡门现在真
的快死了！我感到一阵眩晕，几乎吐出来。我焦躁不安，开始出汗了。
“嘿，要等他妈的多久才有人招待我？我只要些烟而已。”我突然咆哮起来。
“冷静，先生，我只有两只手！”一向好脾气的人没好气地回答。我前面的两个人回头，瞪我一眼。我赶紧跑到厕所，拿出手机。
癌细胞扩散了，罗丝。晚点我能给你打电话吗？求你。
我收集美好的回忆
Herman Brood；in an interview with Henk Binnendijk
（Fifty…Fifty；EO） in 1994
17
亲爱的卢娜：
我想在这本日记里写下我们一起经历的所有事情，让你永远知道我有多爱你了。我生病了，得了癌症，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我希望这本日记能够为你带来美好的回忆。
你只有两岁，但是你经常表现得非常聪明，可能是因为你说话早。过去的一年中，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说很艰难，有时我或爸爸忍不住哭了，被你看见，你会过来拥抱我们，给我们擦去脸颊的泪水。这让我们感觉舒服多了。或者你会说一些让我们开心的话，让我们不再难过。有很多人来安慰我们，但在我们心中，你做得最好。
今晚在你睡觉之前我拥抱你，说我非常爱你，然后你说你也爱我。真好！这让我从内心感到温暖。
我和爸爸说很多很多话，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不久之后，我就会离开你们。这很痛苦，但无论如何，在最后这短暂的日子里，我们三个人要过得很愉快，我真的很享受这段时间。我很高兴我有一个最棒的家庭，让我可以因为幸福而哭泣。
我爱你！妈妈
如果你问我
我会说
他们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开心
Tol Hansse；from Big City（Tol Hansse moet niet zeuren；1978）
18
卡门参加了一个谈论组，她把它叫做盘羊组。
如果没有乳腺癌，卡门一辈子都不可能和类似盘羊组这样的组织搭上边。她告诉我会议的情况时，时不时就爆笑出来。“整个上午都在舒舒服服地和五个女人一起谈论乳腺癌。”
唯一一个还好的是托尼，安托尼亚的简称。和卡门一样，她也三十几岁，住在阿姆斯特丹（其余三个来自赞丹、米德勒切特和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村庄），而且她也长得不错。假如我不知道她只有一只乳房的话，我甚至会以为她一切都好。所有的盘羊组女士都切除了一只乳房，其中一个（目前还）没有扩散，另一个医生已经放弃了，其余三个和卡门的情况一样，迟早会出问题。“这样盘羊组会逐渐自己消失。”卡门开玩笑地说。
这些女人谈到爱情、婚姻的时候也有很多话说，卡门告诉我其中一个在癌症阴霾开始的时候就离婚了，她的丈夫再也受不了。托尼的丈夫几乎不能谈论癌症，整晚都坐在阁楼里的电脑前。盘羊组的第三位女士在癌症之前婚姻就已经破裂了，所以一切都没什么不同。她们谈到这个的时候都想大笑。她们在彼此家里聚会，每两星期聚一次。卡门告诉我，丈夫们有时也彼此交谈。
当我听到这里，我的表情让卡门怀疑我是否也愿意加入他们。
卡门从中也得到些东西。在盘羊组，至少她们可以自由地谈论作为一个女人，失去一只乳房的感觉。而这是安妮、穆德、卡门的妈妈和广告公司的那些女孩从不敢提及的。
上星期盘羊组在我们家里聚会。我和卢娜进屋时，她们都坐在那。我作自我介绍时有些尴尬，因为我知道她们有时也会谈论我。
“今天下午我们给丈夫们打分，满分是十分。”晚上卡门告诉我，“他们如何应对妻子患癌症这个事实，他们是否总是陪妻子去医院，他们是否愿意谈论病情，尽管有这么多痛苦，他们态度是否一样好。”
“你给我打了多少分？”
“八分。”
“八分？”我惊讶地问。
“是的。现在我已经听过了组里所有人的故事，我才明白你处理得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
“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些聚会的事告诉托马斯和安妮。”我答道。
“不需要。”卡门说，“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给有想法的人，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想法
很高兴你活着并不是一种罪恶
Bruce Springsteen；from Badlands
（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1978）
19
夏天是大兴聚会的时光。
我和弗兰克达成一致，只有紧急事件和重大报告时，我才去工作。这样我可以和卡门尽可能多地待在一起。
我和卡门一起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
我们买黑市票，去看所有在荷兰举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只有在对决南斯拉夫四分之一决赛时，克鲁伊维特第四次进球时，卡门才和其他五万人一样欣喜若狂。
球赛是持续半小时的高潮。
卡门认为这很棒！
“如果就在荷兰成为欧洲冠军时我死去，那就太好了，不是吗？我会死得很热闹——”她笑起来。但这只是玩笑话，她并没有办法撑到那个时候，但癌症的好处是，可以将所有的感觉表现出来。当我们看到荷兰跟意大利比赛时，好像在比谁罚球罚不进的世界记录一样，笑得我们肚子都痛了。但是比赛输了并不会死，足球只是游戏罢了。
周末我们就出去，住最好的宾馆。在巴塞罗那，我们住在文艺宾馆。我们在顶楼俯瞰巴塞罗那和地中海，我们要了最大的套间，玩躲猫猫游戏，卡门几乎每次都赢，我走过卡门第三次躲进的衣柜而没有发现她时，她笑出声来我才发现了她。
晚上我们吃丰盛大餐，我们坐在马洛卡大街上吃着西班牙海鲜饭和点心，真的很享受。
刚吃了很美味的一餐，卡门几乎什么也没吃，但她仍然很享受。我也是。
他妈的癌症。在我们吃完饭的时候再度攻击她，卡门五分钟后开始觉得累，但是等了一个小时才有出租车。卡门痛苦得哭了。
晚点我想给你打电话，我的女神——
在爱尔兰，我们选最豪华的城堡吃住。卡门体力很差，我们只有去酒吧吃午饭时才下车，或在隔壁城堡过夜，但我们过了很美好的一周。我们为卢娜录了像，录像反映了卡门和丹未泯的童趣。卡门在都柏林的莫里森宾馆的休息室里，在一个胖女人身后，表演“怎样不被看见”。丹尼戴着巴利摩尔城堡的浴帽表演“辛辣的红辣椒”。卡门把她的假体乳房放在鼻子上表演盖印章。丹尼在莫赫悬崖上演雷？查尔斯。卡门玩“哪种测试更糟糕”（烧死还是淹死？永远不能坐还是永远不能站？永远不能吃还是永远没有高潮？永远不能拉尿还是永远不能拉屎？癌症还是艾滋？）。还用只有我们自己懂的语言讲话。
我们很快乐，在这个疯狂的国家。这里的人们早上十点开始喝酒。据卡门说这里的女人很丑，这也是她喜欢爱尔兰的最大原因。
回到阿姆斯特丹时，只要天气还好，我们每天去运河划船，和父母、朋友一起，还带着许多瓶玫瑰红葡萄酒。我们通常在阿姆斯特尔宾馆停下，在平台上喝香槟。或者我们会开车去奥德柯克，然后在克莱恩帕德伯格吃一顿颓废午餐。还有一次我们开车经过佐格维里德墓地时，卡门告诉我她希望将来葬在这。
唉，刚才经过佐格维里德。卡门问我能否在这里给她找一个好墓地。我不能。
卡门邀请了一群朋友来比利时南部的一个城堡，和我们一起共度周末。一共有23位客人，卡门把她毕生所看的书里面的文章跟大家分享。有时内心里的雨下得比外面还大。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