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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顿饭。睡觉也是在条件很不好的地方睡，照样没问题。我还经常断食。人与人不同，对
我来说，断食，少睡，欲望就会减少，心就会安定，自我觉得满足。不过也有断食期间意志
薄弱的时候。曾经有两个月我每两天吃一顿饭，还有六个月我只吃一点生米。我还将爱好物
品的习惯戒掉了，外套、手表等都卖掉了。但是即使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读报纸。 把
报纸读完后就丢掉太可惜了，我会剪报，还写笔记。在报纸上写字，为了能看清，需要比原
有的字大一些，这样以来，墨水用的就多了，我很心疼。 我十分节制，洗衣服、清扫、针线
活都是我自己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请别人帮忙。这样的习惯后来一直还保存着。
在大学里，我完全被哲学的魅力所吸引。西洋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是我的入门书，我还在
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上花了很多时间，后来在莫斯科哲学研究院学习时，我意识到年轻时
多读书是多么重要。
为什么？即使在德国古典哲学这方面，我发现自己跟莫斯科综合大学的本科生们也差的
很远。当时学校里有时局演讲会，我一定会参加，努力研判国际形势（怎么运转）。我确信日
本会败亡。随着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学生兵制度开始实施，许多朝鲜来的留学生都很紧
张，有的还病倒了，但是我不以为意。
有一天，在平壤商业学校的一位同学来找我，他在商业学校时年年考第一名，是个才子。
“怎么回事？”“学生兵，你怎么看？”“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爸爸来信了，好像警察要
我去当学生兵呢”“不可以，日本很快完蛋，怎么能这个时候去参加日本军呢” 我不知不觉
提高了嗓门。 “参军后是不是可以逃到盟军那里？”， 我看着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过陷
入蚂蚁洞里，再从蚂蚁洞出来的？如果有逃亡的勇气，就逃到盟军那里，直到日军战败为止
呆在盟军监狱里，这样会更好。”他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是最终他还是自愿加入了日本兵。
在我看来，他的才干是我的十倍，但是可能是在地方上大学，想法并不如我（高明）。爸爸给
我的信里完全没有提学生兵的事。看来爸爸并没有向警察屈服。1944年1月末的一天，警察
来到我的宿舍。我被他们告知将被遣返朝鲜，明天收拾行李出发。在我看来，该来的还是来
了。我没有向警察表示抗议，因为抗议也没有用。我开始收拾行李，度过在日本的最后一晚。
在警察局，有100余名朝鲜人。我们被告知将被带往火车站，所有人都在一个屋里，只能站
着睡觉。我没有穿外套，得逃出这个狭小阴冷的房间才行。至今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没有穿外套的只有我一人而已。还有，我的年龄也太小了，忍不了时我就向周围人鸣不平。
得到的回答是，“不去参军，连国民都不是，有什么好不平的！想进监狱吗！”我们这边也有
人回应，“有一定要参军的法律吗？该进监狱的是你才对吧！”“好啦，别吵了，给你们换个房
间”，跟着我们的东京警视厅职员说。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宽敞一点，带榻榻米的房间。那是警
察厅的武道场，玻璃碎的窗户不少，非常冷。站着睡了一晚之后，我们终于躺倒了床上。3
年苦学，这当然不是我想要的。想到要归国，有些凄凉。
第三章 学业
在釜山，总督府的人等着我们，他们从东京警视厅接收了我们这群新兵。我们又被带往
车站，乘火车去首尔。在日本，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民族差别，反倒是回了国，才很强
烈的感觉到我们（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官员十分傲慢，他们对我们的蔑视和憎恶全
写在脸上。我们恰恰是一群知识分子，文化水平比日本官员们要高很多（不满敢于表现出来），
双方敌对感很强烈。一天后到达首尔，二月的首尔还很冷，运兵的大货车带我们直接去了新
兵训练所。“把穿的衣服脱了然后打包邮寄回家”，我当然知道他们这是在强制我们加入日本
兵，然后在哪个地方为日本战斗。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日本拿起枪，但是。。 在这里也存在家
庭出身问题，与总督府有关系的家庭的孩子都回家了。剩下的接受10天生不如死的训练后被
分为两组，分别派往两个不同地方的工厂。出发前可以回家一趟。看到父母我很难过，家里
已经不仅仅是困难，完全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了。父母老了，一日三餐都成问题。不过儿子回
来了，还是很高兴。 妈妈听说我被征用后会有配给粮，觉得万幸。爸爸则谈到了哥哥的死，
还有我去日本留学有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知道没有后又觉得庆幸。去被派往的工厂又要坐火
车，火车上已经挤满了征用军。 妈妈给孩子们准备的是地里的萝卜，那些萝卜要解决一家人
的饥饿。到日本投降，我在工厂一共呆了1年零六个月。一开始我们共有26人，不过一个个
的离开，最后包括我在内只剩下8个人。无论怎么讲，征用军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在日
本苦学时与别人接触很少，不怎么与人交往，我也羞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征用期间，与
来自朝鲜各地的人在一起生活，我学会了怎么适应团体生活。 我当时还努力做了一件事，那
就是改掉我的口音，因为我的家乡方言很严重，到了同志们都觉得诧异的程度。经过1年6
个月的努力，我的口音改变了一些。征用军队伍中，我年龄最小，军中有在日本帝国大学等
高校读书的优秀人物。 领导我们的是个日本警察，我们受不了他的粗暴，最后另一个日本军
人替代了他。大概是我年龄小，干完活都不觉得疲劳，剩下的时间读了很多书。《古史通》、
《三国史记》、《三国遗史》都是那个时候读的。
还有许多文学作品。不过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哲学和数学方面。一开始我们还能吃
到玉米饭，后来就是豆饼了。吃了几天豆饼，太痛苦了。在几个大胆同志的斗争下，吃上了
杂粮饭。现在还忘不掉的就是那些味道。我还学会了象棋。在那里留下了许多记忆。
偷偷的也会有消息传来，日本快完了。当时征用军中也有左翼人士，但是我当时对共产
主义并没有在意。所以也对共产主义没什么了解。在我看来，“为什么富强祖国要用别人的思
想？” 我对共产主义没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共产主义能拯救我的民族吗？这就是我当时对共
产主义的全部想法。一个人看着东海的时候，就会想起家乡的父母和姐姐，然后心里就不是
滋味。 解放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沉浸在解
放的喜悦里。伴随着解放的欣喜，我却陷入苦恼。一无所长，为祖国做些什么呢？不过从压
迫中获得解放还是比什么都让人高兴。 8月17日，从26名减少到8名的征用军搭乘货物车
返回首尔。我们在车上挂上太极旗（现韩国国旗），高喊独立万岁。晚上10点，我们投宿了
一家小旅店。一位故乡的青年—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自己逃跑了—听说我们投宿在旅馆，
就跑了过来，他讲述自己的兵营生活，然后问我们该怎么办？我很想说些什么，但是自己进
退尚且不知，最后保持了沉默。 一行人都把被征用当成伟大的事，再加上都是知识分子，都
相信将来会有一番大事业。第二天我们乘电车进入首尔，看到电车司机是朝鲜人，我非常感
动。但是到了首尔之后，我又感到非常失望。 日本警察们还拿着枪维持首尔治安！已经解放
了，首尔当然是朝鲜人的地盘，日本兵怎么能还这样呢？我很不服气。 我们一群人也该分手
了，我随着故乡的朋友去了他哥哥家里。学校的名字我忘了，朋友的哥哥是一所短期大学的
教授。那位朋友和他哥哥一起去见了一个叫吕运星（音译）的人，我决定不随他们去了，一
个人回到平壤。1945年8月20日，我出发前往平壤。回到家后发现，家里除了父母变老了，
其它一切和我当初走时几乎一模一样。 房子快倒塌了，爸爸在院子里支火做饭，嫂子家的情
况也差不多，只有当火车司机的二姐夫生活还好一些。回乡的年轻征用兵们正热衷于没收日
本人的财产，他们佩着日本军刀到处转。 家里一贫如洗，我觉得应该在家帮助父母。这是一
个幼时同学来找我，问我什么打算。他参加了共产党。“我想继续学习。”“现在这么乱，别学
了，投身政治吧。” “不管怎么说，我要去一趟平壤，回来再说”。
离开首尔时，我与同志们约定，回到故乡后要去趟平壤，看看能不能继续学业。我去了
平壤，到了母校平壤商业学校，在那里见到了前辈。“来的太好了，现在日本教师都走了，学
校都快经营不下去了，长烨你来学校帮忙吧”。 8月23日，平壤到首尔的铁路断了，如果不
断，也许我的人生会有很大不同吧（按作者计划，下一步是去首尔，因为铁路不同，只好留
在了平壤。此时朝鲜南北方分别成立了政权）。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越过38线的勇气，看不清
当时的形势，再加上放下年老的父母，一个人去首尔也是没有道理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左
翼分子开始大批涌入平壤，许多人也开始向我宣传共产主义。 我决定暂不参加政治运动，一
边在平壤教书，一边观望形势。我们学校后面是平壤政府大楼，是当时平壤最好的建筑，苏
联军队把它当作司令部，分了一部分给政府，共产党总部设在了税务局。 利用教学的空闲时
间，我读了日本人写的《苦难故事》、《共产党宣言》等书，并不能完全理解，不过我当时的
水平也不足以反驳。当时教师不足，我身兼好几门课，非常忙。我大学时是珠算选手，我现
在负责珠算的教学，还教一门社会科学的科目（共产主义理论的初级思想）。 学校新来了许
多学生，有的学生是以足球和篮球选手的身份入学的，学习一塌糊涂。好多学生年龄比我还
大。有一天苏联军队的吉普车开进了学校操场，苏联兵下车后走进了校长室，原来他们要我
们把学校给他们作司令部，我们要搬到平壤站附近的一个日本人女子学校去。搬家时苏联兵
又来了，没收了许多日用品，我们跟他们说那些是必需品，他们不听。 苏联军把那些完全当
成战利品。好在日本人女子学校只有地理位置不如原来的平壤商业学校，房子更好，校园更
大，书也更多，还有宿舍，我担任了宿舍管理员。学校里比我年长，比我经历丰富的老师不
少。但是，学生们都愿意听我的，我觉得与其说我是他们的前辈，不如说是因为我没有架子，
学生们都喜欢没有架子的老师。我的第一份工作，又是为母校工作，我干的很高兴。 当时，
苏联士兵会拦住街上的人，让他们给介绍女孩子。发生了很多强奸事件。我也被勒索过好几
次，学生们则主动担当起保护我的任务来。他们是足球和跆拳道选手，为了保护我，分成小
组跟着我。我与其说高兴，更多的则是感动。 苏联军队暴行越来越多。他们将妇女强奸后再
用枪将妇女们杀死。还有一次，8名苏联士兵进入一家，将三年级的小女生轮奸。故乡进行
土地革命了，爸爸分到了土地，说生活好些了。我虽然是教师，其实是赤贫状态，记笔记的
铅笔都没有。我们学校旁边是日本人建的游泳馆，苏军士兵会把女孩带到那里进行强奸。有
时候地点没找到，就会跑到我们学校里。语言不通，喝醉了的苏联士兵还到处打人，拿着抢
到处乱射。我的平壤教师生活从1945年冬持续到1946年夏天，当时没有入任何党派，是从
讲义中读到了共产主义。关于入党，我以为入共产党比新民当要好，所以，平常会问周围的
共产党员我能不能入党。结果被反问，
“劳动多久了？为什么入党？”
我以为他们会很欢迎我们入党，结果没想到那么不亲切，就断了入党的念头。 宋（共同
当兵的一位朋友）来到我这里不久，学校被改编为经济专门学校，分为经济、经营、会计三
科，改为男女同校。并入新创立的金日成综合大学，迁移到位于平壤东部的师范大学附属学
校的建筑内。搬家那天下着大雨，我们赶着牛车，现在还记忆犹新。 新地方还算干净。我与
尹老师一起在值班室里做饭。原本与我住一起的老师结婚了，置办家具搬了出去。教师里没
有房子的只有我了，所以我在学校住着。我并不是每天都做饭，我经常与学生们一块吃。学
校里会经常碰到小偷，甚至连睡觉时脱了放在旁边的衣服都会被偷。我丢了前辈送的钢笔和
尹老师送的衣服。小偷们连玻璃都偷。我们埋伏了几个足球队员，逮住了两个。我们跟着他
们去了他们住的地方，发现他们没有被子，睡在稻草上，我们只是训了他们就回来了。 到了
夏天，学校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置办了宿舍。我重新当起了宿舍管理员。经济专门学校改
名后，校长也换了，还有了党支部。当时共产党和新民党已经合并，改称为朝鲜劳动党。新
来的校长是南方过来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运动，还曾在中国延安活动。 新校长外貌端庄，
歌唱的很好。他自诩是杰出的革命家、哲学家。他说自己之所以没能当干部，是因为莫斯科
派的派系斗争，莫斯科派忙着安排自己人，他和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金斗用是挚友。新校长
善于言辞，外貌突出，很受青年学生们的好感。我把他当前辈一样尊敬，他也很爱惜我。有
时我工作到晚上，他还会给我买零食。他劝我学点哲学，但是我也看出来了，他只是读了些
中国书，对哲学知识并不懂。 为什么？他说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是概念哲学，加以排斥。
党支部书记曾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逃脱，跑到延安，与日本人继续斗争。他是平安北道
人，支部书记劝我入党，新校长也劝我入党。我当时并没有强烈的入党愿望，不过有人说以
后要当老师就必须入党，周围的老师都写了入党申请书。1946年11月16日，通过党支部的
审查，我加入了朝鲜劳动党。入党申请书材料里，我的成分是中农，社会成分是办公人员。
同僚们要我注意这些。“解放前，你在日本苦学，辛苦劳动，还被征用了1年6个月，怎么
能写成中农呢？劳动成分对将来影响很大，还是改回来吧。 “我是被强制征用，怎么能说是
劳动者呢？再说我没有当官的打算，没关系的。” 我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并没有改。党支部
发给我党证时特别强调说，“党证是无上荣光的，就像金日成同志一样”。1947年2月的一天，
党支书记进入了社会安定部。临走前，他和新校长商议由谁来接任他的位置，大家居然都说
除了我没人更合适了。就那样，入党不到三个月，我成了经济专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我变得更忙了，我是舍监，要管理学生宿舍。当上党支部书记后，还要给学生上（党）
课，教书的任务也加重了。作为党支部书记，我还要动员扫除文盲活动。不过，最大的负担，
是召开党支部会议。党支部每天都要开会，许多时候会议一开就是一整夜，而且会议大部分
内容跟学校教学内容没有关系。来开会的党员里有许多周边农村来的人。要多抓老鼠，别浪
费粮食，要与反动派和阶级敌人斗争，预防偷盗，学习会要好好进行，等等等等，开不完的
会，我真的精疲力尽了。每天都开到黎明的会议让住在远处的党员们受不了了，他们抗议了，
最后给他们安排了一辆货车，每天会议结束后送他们回去。我因为宿舍就在附近，每天开完
会都步行回宿舍。每天清晨走在路上，会愤愤不平，“产主义怎么就是不让人好好活？”，不
过，当时我并没有辱骂共产党的想法。因为党员们当时真的在很热情的工作，我也不知不觉
受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