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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冷冷说道：我不管你谁管你？走吧，别在这里呆了，我替你找家旅馆。
裴平站着没动，连头都不抬起来。
我的声音又大了点：走不走？就算你在这里站一晚上也等不来他们！
我没带多少钱。我以为……，我以为……。裴平把声音弄得像蚊子在哼。但这蚊子大小的声音把我的心弄得更乱了，我知道麻烦在进一步扩大。如果我想好人做到底，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自己掏腰包送他住旅馆；另一条是把他带回家暂住一晚。但这两种选择都不是我愿意看到的。自从栅栅舍我而去后，我家里已有两年没出现第二人的面孔了，而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施乐善的人。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后叫我守财奴，但我不管这些，我守的是自己的财，与他人何干？
我权衡了又权衡，末了我决定把他带回家。我想栅栅若是知道了这事，定会非常吃惊的。栅栅离开我远赴西北时，我根本没意识到她会突然离开。有一天，我打开门看见茶几上一串钥匙压着一封信，读完信后我才知道栅栅走了。栅栅在信中说，她起先看上我，根本不是因为我那些给她擦屁股还嫌脏的存单，而是因为我的灵气和才气。读大学时她就断续拜读了我散见在各类书刊画刊上的诗文和国画，虽未谋面，她就引我为知己。毕业后她辗转来到京市找一份工作，又辗转找到我，谁知见面不如闻名，参加工作后我就再也不精雕那些心情上的东西了。她以为只是暂时的，就做了我的女友。谁知两年过去了，我身上连刚认识时的那点性灵的东西都消失殆尽了。我变得刻薄、势利、斤斤计较、处处设防，我变得只剩理智，毫无感情，我变得像一具被异化了的机器人，她忍无可忍，只好放弃！
我变了么？我变了么？就算我变了，也不应该完全像栅栅说的那样，女人总要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佐证她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我真是她所说的那样，今晚我就不会把一个陌生人带回家。
众所周知，在这个一切都值得怀疑的社会，家是人们安全的蔽所，没有几个人愿意别人知道自己的具体住址。特别是我这样一个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的人，从来就不欢迎外人到我家，那怕是亲戚朋友。除自己外，最好别相信任何人。这是我写了多年凶杀案总结出的经验。我现在完全是硬着头皮带裴平回家。
自裴平踏进我家后，我就对他失去了任何好感，我在厨房里把锅铲弄得价天响。但裴平不管这些，他好奇地把我两室一厅转了个遍，还这里摸摸，那里敲敲，嘴里发出一些讨好的夸赞声。这使得我一边得意于自己的家当，一边又觉得裴平太不懂礼貌了。特别是他在敲我那个藏有《资本论》的保险柜时，我几乎要出声责怪了。保险柜的《资本论》中正是夹杂大量栅栅所说的擦屁股还嫌脏的存单。这些存单每张两至三千元，是我一笔一笔的稿费凑成的。在过去的五年内，我几乎垄断了京市所有凶杀案的写作，这些凶杀案或因权，或因钱，或因情，或因仇，如此等等，各有千秋。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人们似乎对这些带血的隐私情有独钟，往往百读不厌。全国的通俗杂志也就因势利导，尽量挖掘这些带血的故事。于是我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我针对每份杂志的特色，用那支过去写诗的笔把一桩桩凶杀案像揉面粉团那样任意揉搓，然后像雪花一样撒向四面八方，再然后我就坐在家里收取各地接连不断寄来的汇款单。栅栅责怪我不再写诗画画，在这种情形下，我还写什么画什么呢？本来在读大学时我理想的职业是做一名余纯顺式的探险家，或者在北美弄一块地做庄园主。即使做记者，我也希望做一家体育报的记者。但在如今人口爆炸的中国，要谋份职业是多么不容易，既然政法报社看中了我，我还敢推三说四吗？再说相对这个睡觉觉不好、吃馒馒不香的社会，我正好可以借警察这身制服护住自己与生俱来的恐惧。对于我这个从山沟沟走出来的小子，活着的惟一目的就是尽量好好活着。
两菜一汤，裴平与我很快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但睡觉问题却让我思考了好久，尽管我的床大得完全是为两个人设计的，但我肯定不会让裴平与我睡同一张床，都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不警惕一点，枕头下那把用来自卫的匕首很可能会成为我致命的凶器！这种引狼入室的凶案京市每年都会发生好几起，人们都是善忘的动物，但我不是。我将一床毛毯从衣柜里拿出来，让裴平睡书房的沙发。
问题是就算他睡沙发，如果他要使坏，一样可以对半夜熟睡的我突然发难。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不想出个万全之策，我是绝对睡不着的，京市每天的凶案都是血淋淋的反面教材，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我半躺在床，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的吊灯发呆。我对自己说，睡吧，他只是个学生，就算他要使坏，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可内心很快就有另一种声音对我说，在没有证实之前，我怎么知道他一定就是学生？也许他只是一个居住在仁县一中附近的小混混，碰巧知道一些我过去熟悉的老师罢了。
我现在真是后悔得不得了，全怪乡亲们那些纯朴的不设防的笑脸把我弄得感情兮兮，才招惹如此大的麻烦，如果早早把这些问题都想到了，就算忍痛花数十上百元钱送他住旅馆，也比现在这样担惊受怕强！
隔壁书房终于传来了轻微的呼噜声，我辨听了良久，知道少年裴平是真的睡着了，而不是佯装此声以麻痹我的神经，骗我入睡后再猛地下手。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蹑手蹑脚走到客厅，用钥匙把铁门的六道铁栓全部反锁，然后察看了房子里的所有窗户，收好几段可以抵达楼下的绳子，又将卧室的门反拴好，然后才勉强睡下。这样一来，就算半夜他有异动，那也无济于事。一是他进不了卧室，二是他出不了家门。
一夜凶梦叠起，但居然无事。早晨起来我不由暗笑自己是杯弓蛇影，被那些凶杀案吓小了胆。但有什么办法呢？既然我要靠这些凶杀案养活自己，多多少少总会反受其害。干其他什么工作不也一样吗？总之无事就好，带裴平回家我是犯的一个错误，把错误的损失尽量降低到最小，这就是我带裴平回家后所要做的。
洗刷完毕，我把裴平带到一家米粉店吃了早餐，再用摩托车载着他在京市七转八拐，转了好几条街才到火车站。我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希望他忘了来我家的路线。这在昨晚我就埋下了伏笔：本来从火车站到我家一趟公共汽车就可以了，我却带着他转了三趟车，我相信通过这七转八折，他一定分不清我家在东南西北了。哈哈！我的心情轻松极了。我要他在火车站等他们的校长，然后骑着车头也不回地上班去了，我觉得自己已做得仁至义尽，他有事没事都不管我的事了。
回家三天，一定有好多好多杀人好案等着我去写，去发财！娘希匹的日子过得多好多有劲！那本《资本论》中又得夹上一二张存单了。
骑着车一天转了三个派出所，采访了四个案子，其中两个只能写个消息发在本报，另两个则可好好把犯罪细节和犯罪心理渲染一番，到时至少有四家以上的报刊愿意登载。发财那是一定的，只是多少问题。
劳累一天回到家，自己动手炒了两个菜。一瓶酒，两盅杯，左手与右手对饮几杯，到微酣境界。然后洗了脚上床。一时睡不着，就趿着鞋将那本《资本论》拿出来，一页一页地寻找那些存单，再逐一将数额累加起来。尽管对自己究竟有多少钱我清楚得很，但这并不影响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累加的兴趣。这种滋味银行里的营业员一定无法体会。他们怎么能体会呢？数遍千千万万，却没有一张属自己的。
笃笃笃，门外有人在敲门，我估计是收水电费的老头，那老头对门铃一直不习惯，总喜欢敲门。老头每月敲我一次门，但我还是嫌烦，我想把一年的水电费预交，可他又不肯。没办法，人的思维定向一旦成了习惯，要改就难。
我把《资本论》赶紧塞在床单下，然后抓了一把零钞来到门口，我从不让他进房。但当我透过门上的了望孔一看，脔心都吓出窍来了，门外哪里是什么老头？门外赫然站着的竟是少年裴平！他那张脸通过了望孔望去有些扭曲狰狞，门外昏黄的过道灯模糊着他的身影，刹那间，我有种鬼魂附体的感觉。我完全没料到这家伙居然能够自己找上门来，有一个词怎么说来着？附骨之蛆。对，这家伙简直就是附骨之蛆！我这样蓄意要甩开他，居然没甩开，可见他辨识方位的灵敏度有多惊人！而有这种本领的，照我经手的案例来看，都是一些吃非常饭的人。
而其实就算他真是仁县老乡，是我的校友，是我老师的学生，我对他也毫无兴趣了。上了一天班，城市的生存法则已把我拉回了现实，我再不需要怀念虚无的过去和遥远的故乡。而他给我带来的麻烦和恐惧也远远超出了他父母的那点职权给我产生的幻想。天啊！现在我该怎么办？是让他进来，还是不让？不让当然是不可能的，就好比屎已到了肛门口，不让它出来能行吗？
我打开门，他毫无愧色地走进来，还大声抱怨，他在火车站等了一天，却不见他的校长或同学的影子。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真好像这全是我的错似的。我心里想，你找不到你的校长是你自己的事，凭什么把我家当成收容站？我阴着脸问他吃了饭没有，自然是没有。我阴着脸把一些剩菜剩饭从冰箱里拿出来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他可不管我的情绪，拿起筷子埋着脸就吃。我阴着脸坐在他的对面，用刀子一样的目光逼得他不敢抬头。待他吃完，我阴着脸突然说，把你校长家的电话和你家的电话号码给我。他迟疑了一下，然后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本来记得校长家的电话，但一时忘了。至于他家，则没有电话。
听他这么说，我他妈肺都要气炸了，脸色当然更阴了，就跟刚敷过青叶子的草药一样。他又不是瞎子，当然知道我越来越坏的情绪，就嘟嘟哝哝地说：我也不竞赛了，明天就回去。我哼了一声，把桌上的碗筷哗啦啦弄进厨房。待我回到客厅，他已熟门熟路在书房的沙发上躺下了，顺手把我昨晚给他的毛毯盖在身上。左胳膊则横在脸上，把眼睛遮住，这与其说是挡住客厅里射进来的灯光，不如说是防止我冷冷目光的入侵。
我站在书房门口看着蜷缩在沙发上的他，他摆出的睡姿让人看了无法不心生怜意，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这小子要不是走投无路，也用不着来看我这副脸色了。一时我的气就消了许多。
当我气消后，头脑就异常清醒，我越想越感到事情有许多蹊跷的地方，首先一点凭他父母都是当官的，家里不可能没有电话。如果真的没有，这样的清官早就会被中央电视台发现。再者就算他和他的父母都弄错了时间，他父母也决不会只让他带点车费来省城。现在我完全有必要证实一下这小子来省城的原因了，我想他很可能是与父母赌气而离家出走的。我当然不敢指望能从他嘴里得到真实情况。于是我便把一个旧箱子从床底拖出来，再找出一本过时的通讯录，谢天谢地，我总算找到了仁县计量局一个老同学的电话号码了；同样谢天谢地，今晚老同学没有出去玩牌或者嫖娼。对我的突然电话访问，老同学表现得有些吃惊。不吃惊才怪，我们至少有八年没通过音讯了。老同学不等我把话说开，就在那头嘘寒问暖地说过不休，热情的泡沫简直能从电话那头一浪一浪传到这头，但我没心思跟他多扯闲话，只问他知不知道我们原先的语文老师也就是现在一中校长家的电话。他忙说知道知道，待他把电话报给我，我说了声谢谢，就挂了线。我想电话那头的他一定是一脸愕诧。但我管他呢？就在他惊诧之余，我已把电话打到了校长家。接电话的是校长夫人，我说找校长，夫人说校长不在家，有什么事跟她说也一样。大概刚睡下，语气颇不耐烦。我就问她还记不记得我，这是废话，她记得我个大头鬼。我就讲我是谁是谁（假装校长的得意门生），又讲现在在哪在哪工作（以成功人士自居），哈欠连连的夫人总算克服了睡意，让我继续说下去。我费了不少口舌才让她明白我碰到啥麻烦了。听我讲完，夫人睡意惺忪地说：不会吧？这几天一中没有学生到省里竞赛呀，你八成是遇骗子了。我不死心地问：那校长去哪了？夫人说：他去地区了，可也不是带什么学生去竞赛，而是为学校一个基建项目申请资金。我不等她说完，就一声打扰了，挂了电话。
站在电话机旁，我气得浑身发抖，牙齿也在嘴里咬得格格作响，这头猪骗得我好苦，难怪他这副鬼样子左看右看就不是什么好学生！我倒要看他究竟是为何溜到省城来的？我忍住愤怒，又拨通了仁县那边的电话，我辗转了差不多上十个电话，才接到仁县纪委书记的家，我清理了一下喉咙里的痰，把自己的声音控制得尽量平静些，我问：是书记家吗？你儿子是不是叫裴平？
是的。谁？什么事？接电话的是个女的，想必就是仁县的纪委书记。语言简短冰冷是当官的一惯风格，此妇人即不例外。
我想忍着怒气，但怒气还是溢出来了。我说：你那个混帐儿子现在正在我这里呆着呢？
对方愣了一下，突然厉声说道：我儿子就在家里！——你想干什么？！——你是谁？！
我啪的一声挂了电话，一股寒气凉嗖嗖地沿着我的脊髓骨直往上窜。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他是谁？那个躺在我沙发上的小子究竟是谁？！我写了这么久的凶杀案，我以为自己的防范意识绝对世界一流，没想到还是让他轻易骗我一碟菜。我感到自己愤怒的岩浆正沿着体内每一道血管在奔走咆哮。
这小子还在跟我装模作样，匀着呼吸，一副睡着了的样子，但我肯定他没睡着，我在客厅里这么气急败坏地打电话，如果他还能睡着的话，这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定力当属举世第一。
我厌恶地提起脚，用脚趾在他身上拨了拨，我自己都搞不懂今晚我居然如此沉得住气。他不得不“醒”来。我冷冷地看着他揉着眼睛，像一把折叠尺一截一截地立起来。大概是因为气过头了，我的声音除了些微的颤，倒显得异常的平静，我说：你是谁？
他不吭声。
你究竟是谁？我的声音还是相对的平静。
没想到他突然哗啦一声跪在我面前，眼泪鼻涕乍时齐出。呜哇——！我是个孤儿呀！我十岁时就没了妈呀！……他哭着诉说。但我不为所动，这种情形我见多了，那些小流子初进派出所时都是这副德性，为了获得警察叔叔的同情什么霉相都装得出。他这个样子只能增加我的厌恶感，他妈的有这么熟练的演技，看来进派出所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接下来是我冷冷地提问，像在审讯室那样。他抽泣着回答，一副诚恳的样子。最后我终于弄清了他所谓的真实身份。现年十七岁的他名叫董平。父亲在仁县审计局开车，一次喝醉酒后杀了他满身骚劲的母亲，那年他十岁。由于找不到确凿证据，父亲被无罪释放继续开车，继续喝酒。但把他看得比什么都重，指望他能日后成才，以解自己平生绪事之郁闷。偏偏这小子不争气，小学没毕业就跟社会上的烂仔混得烂熟。父亲花了一万多元钱把他弄进初中读自费，他每期都给父亲弄了个全班倒数第一回家。父亲忍不住终于将他一顿暴打，他由此离家出走，过上了无天管无地收的日子。当然他的回答不会这么利索，他几乎把自己没出息的原因全推给了他父亲。我是为了公正起见，才这么去伪存真地进行概括。尽管如此，他的话我还只是信个五成六成，因为我已领教了这小子掐故事的本领。
至于他为什么冒充仁县纪委书记的儿子裴平，不过因为两人的父亲在同一个单位，而他俩人又是狐朋狗友，裴平家的情况他熟透了；还有，他之所以对一中的情况略知一二，正合我昨晚的猜测：他家就住一中附近！就这么简单！我真是一个十足的傻B！其实要鉴别这小子此次来京市是否历史竞赛，我只要问他旧石器时代人类是否种植黍了，就真伪立辨。凭这小子肚中的那点货色他一定不知所云，而对于一个历史学得好的高中生，这也就不成其一个问题。
我现在才算明白当时在火车上这小子为什么会脸红，他哪是羞涩呀？他是心慌！一个陌生的警察突然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