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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946年的深秋，季羡林才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回到了阔别十一年的故都北平。到车站迎接他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汽车经过长安街，黄昏已过，街灯昏暗，落叶遍地，一片凄凉的景象。此时季羡林心头不由自主地又涌出了两句唐诗：“西风凋碧树，落叶满长安。”诗中的“长安”原指“长安城”，他心中想到的自然是“长安街”。作为一个海外游子，在国外时常常会幻想着重逢时一幅幅欢娱的情景，今日归来，竟是如此的惨淡和凄凉！他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古城依旧，街市如昔，同他离开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心中悲喜交集，思绪万端。叹人生之无常，嗟命运之渺茫。十一年的海外经历，在脑海里层层涌现。他感叹道：“我心头有一个比深秋还要深秋的深秋。”这就是他回到北平时的心境。
到了北大以后，他暂时被安置在红楼三层的楼上住。在日寇占领时期，红楼驻有日寇的宪兵队，地下室就是行刑杀人的地方，传说里面有鬼叫声。季羡林从来不相信什么鬼神，但是，在当时，整个红楼上下五层，寥寥落落，只住着四五个人，再加上电灯不明，在楼道的暗处仿佛有鬼影飘忽。他走过长长的楼道，能听到自己足音的回荡，也让他胆战心惊。
第二天，阴法鲁教授陪他去谒见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
汤用彤先生是著名的佛学大师，他的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学史》，集义理、考据、辞章于一体，蜚声海内外，至今仍是此道中的楷模，无人能望其项背。汤先生的书，季羡林都读过，从佛学研究来说，他与汤先生也算同道，因此对汤先生的学术造诣是很了解的；他对汤先生高尚的品德，也听说过不少。可以说，汤先生早已是他崇拜的对象。汤先生在自己的办公室约见季羡林。初次见面，汤先生就给季羡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回忆道：“他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温暖。”季羡林眼中的汤先生，不正同我们今天看见的季先生一样吗？这真是“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他们虽然辈份有别，却志同气和，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汤先生告诉季羡林：按北大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此话在南京谒见傅斯年先生时，已经听过，并不陌生，季羡林当然立刻应允。
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汤先生忽然通知季羡林：学校决定任他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这个决定实在大大超出他的预料。季羡林在北大任副教授仅一星期，便提升为正教授，这在北大恐怕是前无古人的。这无疑是北大的新纪录，至今似乎也没有人打破。至于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更让他在欣喜之外，增添了一些惶恐。因为文科研究所的导师都是知名的饱学宿儒，而季羡林当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这个决定，当然与他在德国发表的几篇蜚声学坛的论文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汤先生对他的赏识分不开。对此，季羡林心里是很清楚的。他写道：“这是谁的力量？我心里最清楚：背后有一个人在，这都出于锡予先生（汤用彤先生——笔者注）的垂青与提携。”这正如韩愈在《为人求荐书》中所说：“伯乐一顾，价增三倍。”季羡林到了北大，遇到了汤用彤先生，正如千里马遇到了伯乐。
北大早就有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想法，只是因为条件不成熟，主要是缺少能够讲授东方语言文学的教师，一直不能建系。1946年，情况有了变化，国内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知名的学者，建系的条件基本具备。于是，经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的酝酿研究，再加上陈寅恪先生从旁推动，东方语言文学系终于诞生了。
东语系初建时，只有“六七个人，七八条枪”，是北大最小的系。教师除季羡林外，还有王森先生、马坚先生、金克木先生、马学良先生、于道泉先生等五位。学生人数比教师人数还少。在红楼系主任办公室，就可以开全系大会了。
当时北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办公室都在沙滩红楼后面的北楼。校长办公室则在孑民堂前的东厢房内，西厢房是秘书长办公室。秘书长的任务同今天的总务长差不多，总管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务。秘书长以外，还有一位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工作。没有什么副校长。全校有六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各院由院长一人管理全院工作。这样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并不多，但一切井井有条。不像现在，如一些嘴损的人所说：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管理上还矛盾丛生，混乱不堪。这个事实至少值得大学管理者深思。
北大图书馆就在北楼前面。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和图书馆长毛子水先生，为了季羡林研究工作方便，特意在图书馆内为他开出一间专用的研究室。季羡林从书库中把自己要用的书提出来，放在研究室备用，这对他的研究工作极为有利。为教授或副教授设专用研究室，而且允许他们把自己常用的书从图书馆提出来，放在研究室备用，这在当时是很通行的，至今在国外的大学里，也是很普遍的现象。汤先生还特别指派了一名研究生马理女士做季羡林的助手，帮助整理书籍。马理女士是已故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的女儿，赫赫有名的马珏的妹妹。
谢绝剑桥聘约
应该说北大对季羡林的关怀照顾，已经做到无微不至了。季羡林对此也十分感激。可是有一件无法解决的憾事，使他一筹莫展。那就是，北大图书馆藏书虽然甲天下，但是有关季羡林专业研究范围内的书，却如凤毛麟角。全国第一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比北大图书馆稍多一些，但是除了并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经和寥寥几本梵文书外，其它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没有。这种情况季羡林回国前是估计到的，但是没有想到缺失这么严重，完全不可能继续进行梵文研究了。
在这种情况下，季羡林真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季羡林是个学者，他的兴趣在研究学问上，而不是当官或图虚名。他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仍然恋恋不舍，可是又无可奈何。
当时东语系的工作也十分清闲。教员不过五人，学生更少。季羡林开了一个梵文班，学生只有三人。其余蒙文、藏文、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季羡林这位系主任可谓“政务”十分清闲，天天同一位系秘书在办公室对面枯坐，既感到极不舒服，又感到百无聊赖。文学院中任何形式的会都没有，学校也从不开什么会，教授会不过给大家提供一个见面聊天的机会而已。季羡林每天如坐针毡，度日如年。
好在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魏晋玄学”，课堂就在三楼上。季羡林在征得汤先生同意后，便去听课。他听课，每堂必到。汤先生上课没有讲义，只用口说。季羡林就认真记笔记。汤先生讲了一年的课，季羡林一堂也没缺过。此外，他感到自己中国音韵学知识欠缺，周祖谟先生正开此课。在征得周先生同意后，他便去旁听。周先生比季羡林年轻几岁，当时还不是正教授。别人看见季羡林这位正教授兼系主任随班听一位副教授的课，觉得很奇怪，议论纷纷。季羡林却处之泰然，任人去评说。他从来主张“能者为师”，反对学术上的论资排辈。
然而，听课也解决不了他心中郁结的疙瘩。旧业不能搞了，何去何从？这个大问题终日萦绕于心，挥之不去。季羡林再一次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
这时，一个解决矛盾的出路浮现出来了。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二战结束后，季羡林尚未离开哥廷根时，曾接到由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古斯塔夫·哈隆教授，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当年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他曾在季羡林留德研究生交换期满后，主动找上门，请他担任汉文讲师，从而解决了季羡林的经济困难，得以留在德国继续深造。二战前，古斯塔夫·哈隆教授便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工作。他对季羡林的才学很了解。战争一结束，他便向剑桥大学推荐季羡林。剑桥大学接受了他的推荐，便向季羡林发出了聘约。
季羡林接到剑桥大学的聘约时，思想上就产生过激烈的斗争。他所搞的研究工作，不像搞创作，只需要灵感就行，而是需要资料的。这些资料，全世界只有欧洲最多最全，剑桥大学当然藏书更富，是做研究的理想地方。可是，一想到当时祖国正处在灾难中，自己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只考虑自己的前途，置家国于不顾，他认为那简直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一个失掉人性的人。但是，如果回国，则自己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顾此失彼，顾彼失此，实在没有一个两全的办法。最后，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回国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后，再返回欧洲，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办法。
回国后，季羡林受到北大的优厚待遇，本来已打消了去剑桥的打算。可是面对中国图书馆梵文典籍空空如也的现状，他又感到前途黯淡，忧心忡忡。剑桥大学丰富的藏书，优越的研究条件，又令他向往不已。过去那场回国还是出国的思想斗争，又在他的脑子里激烈地展开了。最后，他决心先回济南老家看一看家里的真实情况，再作决定。
1947年暑假，津浦路仍然不通，季羡林便乘飞机返回已经阔别十二年的济南老家。当他迈进家门时，眼前的一切让他大吃一惊。家庭经济困难的程度，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叔父年迈多病，早已不能工作。续弦的婶母每日摆小摊卖香烟、炒花生和最便宜的糖果，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十几年未见的妻子，被穷困的生活折磨得老了许多。两个孩子，女儿已经十六岁，儿子十二岁，瞪大了眼睛望着陌生的父亲。眼前的一切，令他痛苦万分，心如刀绞，顿时流下了眼泪。悔恨、内疚、悲痛的感情一齐涌上心头。他立即作出决定：不去剑桥大学应聘了。他写道：“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他立即给哈隆教授写信，告诉他自己的决定。哈隆教授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
季羡林这次回家，原来的婶母已经去世，他看见了未曾晤面的第二位婶母。这位续弦的婶母，是季羡林1935年离开济南赴德国留学后，才同叔叔结婚的。虽然通信中，在“敬禀者”后已经称呼过她“婶母”，他并没有见过面，这次才同真人对上号。
婶母（后来全家人称她“老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季羡林初到家时，她斜着眼看季羡林。她大概感到奇怪，结婚十几年了，忽然冒出一个像亲生儿子似的侄子？这位婶母不是一般的人。在季羡林离家十二年里，中国正值乱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叔父脾气又极暴烈，甚至有点乖戾，极难侍奉，经济上又没有来源，全靠婶母一人支撑。她摆过烟摊；到小市上去卖衣服家具；在日军刺刀下去领混合面；骑着马到济南南乡里去勘查田地，充当地牙子，赚点钱供家用；靠自己幼时所学的中医知识，给人看病。她以“少妻”身份对付难以对付的“老夫”。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她没让季羡林的两个孩子失学，把他们抚养成人。后来，季羡林的女儿婉如，1951年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5年毕业，成了核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儿子延宗，1952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1955年毕业，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担任高级工程师。如果没有婶母，他的家早就完了，孩子们更不会有这样好的前途。季羡林对婶母非常感谢，也非常尊敬。他在《寸草心·我的婶母》一文中写道：
我不是一个混人。我极重感情，决不忘恩。老祖所做所为，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回到北平以后，给她写了一封长信，称她为“老季家的功臣”。听说，她很高兴，见了自己的娘家人，详细通报。从此，她再也不斜着眼看我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处得十分融洽，互相尊重。
妻子彭德华这些年也不容易。虽说婚姻是包办的，而且她的文化程度很低，对季羡林搞的学问一窍不通。在文化上，他们夫妻之间没有共通的语言。但是，她这些年，含辛茹苦，勤勤恳恳，功不可没。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公公又难侍侯，家里又穷，但是她都挺过来了。她究竟吃过多少苦，从来也不说。季羡林对她的评价是：
在道德方面，她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到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恳，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闲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且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
—－《寸草心·我的妻子》
由于当时战乱，再加止叔父有病，孩子上学等困难，季羡林没有把家眷带回北平。直到1962年叔父去世后，老祖同妻子彭德华才从济南搬到北京，与季羡林团聚。
季羡林这次回济南，把家中的事安顿妥善了，又停留了几天，然后只身回到北平，重新过着独身的清苦生活。
欧洲已不去了，留在国内又不能从事梵文研究，他心中的疙瘩仍然没有解开。在学术研究上，究竟何去何从呢？他想来想去，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好顺时应势，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到什么坡唱什么歌了。
他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读书时，因为觉得有趣，曾随手从《大藏经》和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和比较文学史方面的资料。当时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只是觉得这件工作很有意义，值得去做。现在想来，在目前情况下，搞一搞这方面的研究，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因为尽管中国图书馆缺乏有关印度方面的材料，可是中国典籍浩瀚无量，至少中国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跟印度沾边，不致十年工夫前功尽弃。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自己今后的研究工作，就从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这两个方面下手。这就是季羡林后来之所以从事这两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原因。当然，随着研究的深人，比较文学史研究逐渐扩大为比较文化史的研究，从中印比较文化史研究进而扩展为东西方比较文化研究。这些研究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乱世中的孤独者
季羡林在红楼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搬进了翠花胡同文科研究所内居住。翠花胡同在沙滩南面，与红楼只隔一条马路。翠花胡同名称虽然很美，却有着令人恐怖的历史。文科研究所所址，就是著名的“东厂”。明代大奸佞魏忠贤的特务机关就曾设在这里。当时这里面杀人如麻，不计其数。传说里面闹过鬼，一般人是不敢进去的。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当年正在念高中，曾在翠花胡同住过。他有一段回忆，不妨照录如下，读者从中可以得到一点感性认识：
解放前的文科研究所，就说1947—1948那会儿吧，一进门是一个小院，两厢相对的，一厢是中文系统的“语音乐律研究室”，那似乎是刘半农（夏）先生创办的，当对常住的是周燕孙（祖谟）先生。周先生除了自己的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任务外，似乎还在编研究所的刊物《国学季刊》。另一厢常驻的则是考古系统的宿季庚（白）先生。再往里还有几层院子，可就不敢进去了。据说那里原来是明朝东厂宦官审讯设私刑之处，弄死人是常事。还有过去那院子的房子里停满了棺材的传说。总之，是个阴气森森的地方，冤魂聚居之处。我生来胆子就小，经这种传说一吓唬，到现在也没敢进去过。只有一个人住在那里，独自掌管好几层大院子，那就是季希逋（羡林）老师。
那时候季先生也就三十六七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不过三十岁上下的样子。高高的个子，瘦瘦的体态，一副严肃认真的面容。许多人告诉我，这是一位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