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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殿灵光在，梵天寿量高》
其实，季羡林虽然一生研究佛学，但并不信鬼神。他多次声称，自己是一个俗人，七情六欲都有，感情极为丰富。他并没有参透天人三界，孤独寂寞倒是真的。
他孤零零地一个人住在这又深又大的院子里，从外面进去，也要走好长时间，越走越静，连自己的脚步声听得清楚。最后，等到脚步声成了空谷足音的时候，他住的地方便到了。院子里早年的富贵气象早已成为陈迹，但是阴森凄凉的气氛却原封未动，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些古代的石棺石椁，古代刻着篆字和隶书的石碑，仿佛进入了古墓。因为他住在这样恐怖的地方，平时来往颇多的朋友，也很少有人来访问。万一有事不得不来，也一定在大门口向工友打听再三，确认他在家，才有勇气走过深深的院子，来到他的屋子。季羡林这时期，不但居住环境幽僻，心情也是很寂寞的。他写道：
我是不是有寂寞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的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人声，没有电灯，没有一点活气。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仿佛是有一个巨灵来到我的屋内，寂寞像毒蛇似他偷偷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马缨花》
北大校内有可包饭的食堂，但是多数北大的老师和学生，是不吃包饭的，而是去学校附近的饭馆就餐。季羡林孤身一人，回家也没有饭吃，因而也就只好在学校附近的饭馆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了。他回忆道：
红楼对面有一个小铺，极为窄狭，只有四五张桌子。然而老板手艺极高，待客又特别和气。好多北大的教员都到那里去吃饭，我也成了座上常客。马神庙则有两个极小但著名的饭铺，一个叫“菜根香”，只有一味主菜：清炖鸡。然而却是宾客盈门，川流不息，其中颇有些知名人物。我在那里就见到过马连良、杜近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路南有一个四川饭铺，门面更小，然而名声更大，我曾看到过外交官的汽车停在门口。顺便说一句，那时北平的汽车是极为稀见的，北大只有胡适校长一辆。这两个饭铺，对我来说是“山川信美非吾土”，价钱较贵。当时通货膨胀骇人听闻，纸币上每天加一个0，也还不够。我吃不起，只是偶尔去一次而已。我有时竟坐在红楼前马路旁的长板凳上，同“引车卖浆者流”挤在一起，一碗豆腐脑，两个火烧，既廉且美，舒畅难言。当时有所谓“教授架子”这个名词，存在决定意识，在抗日战争前的黄金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工资又极为优厚，于是满腹经纶外化而为“架子”。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工资一天毛似一天，虽欲摆“架子”，焉可得哉？而我又是天生的“土包子”，虽留洋十年，而“土”性难改。于是以大学教授之“尊”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端坐在街头饭摊的长板凳上却又怡然自得，旁人谓之斯文扫地，我则称之源于天性。是是非非，由别人去钻研讨论吧。
——《我眼中的张中行》
中国自有大学教授这个职业，至今不过八九十年。在一般人眼里，大学教授地位高，工资高，架子大，属于高薪阶层，必定住小楼，吃山珍海味，出门坐汽车，家中有保姆伺候，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事实上，诚如季羡林所说，除了抗战前那段“黄金时期”，大学教授每月拿三四百大洋，生活颇为宽裕外，其他时期，都是属于低薪阶层，同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勉强糊口而已。解放后，中国的教授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对象，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至于“文革”期间的遭遇，已是众所周知，列为“臭老九”，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更无社会地位可言，遑论“架子”？中国教授史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1946年至1949年三年中，国民党政权已经腐败透顶，处于崩溃的前夕。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从法币改为银元卷，又从银元卷改成金元卷，越改越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等，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权夺利。国民党内各派系同样你争我夺打得不可开交。政坛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群魔乱舞，一片乌烟瘴气。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的工资，一小时候后，就能贬值。季羡林每逢领到工资，便赶紧去黑市换成银元或美元，才放心。要买东西时，再换成法币，不胜其烦。法币贬得一塌糊涂，有时买十斤粮食，要提着十斤重的纸币去才行。
国共两党的斗争，此时也进入白炽化阶段。一方面，在各个战场上，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进行着殊死搏斗；另方面，在国统区内，共产党开辟了又一条战线，即白区的地下斗争。北平城内，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与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权斗争十分激烈。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一个是清华园。国民党市党部经常到北大清华来抓人，或者纠集天桥流氓闯进校园捣乱威胁。学生们便用桌椅堵住校门、楼门，严阵以待，闹得校内人心惶惶。
季羡林当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是，他又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属于虽不热衷政治，但是对政治却十分关注的一类知识分子，是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属于“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他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凡利国利民的，他都拥护，凡祸国殃民的，他都反对。国民党把国家搞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了，他自然反对，而且，他对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是一贯支持的。他自己在清华上学时，就曾参加赴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的请愿，也曾去农村宣传抗日的活动。因此，这一时期他是站在学生一边，反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我们可以从他当时发表的一篇时评《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中看出他的政治态度。这篇评论写于1948年5月9日，恰值日蚀，“太阳被罗睺吃进了一半，天地变色”。颇有象征意味。这是一篇学者式的时事评论，锋芒并不锐利，只是对民社党和青年党在“国大”竞选的种种丑态予以嘲讽而已。民社党和青年党本是国民党派系中的两个小党，是“国民党这位大老爷的两个姨太太”。但是由于不满自己在“国大”中分配的席位，而向国民党讨价还价，上演了一出出的闹剧，诸如“抬棺进会场，国大代表坐在棺上让美国记者照相，代表白天绝食夜里吃水果饼干，遗书要跳江却遛之乎也”等等。大概这些令人作呕的丑恶表演，让季羡林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才提笔写了这篇杂评。文中虽未对政局作全面的评论，然而作者的爱憎和立场却是十分清楚的。文尾写道：
我对民社党和青年党从来没有怀过什么希望。倘若他自己对自己还怀着希望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走出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其他一切大小衙门，走向民间去。
这篇文章是对他自谓“中间偏左的逍遥派”的最好注脚。不过，写这样直接批评某个政党的政治评论，在他一生中，是十分罕见的。
政局混乱，烽火遍地，物价飞涨，经济拮据，这已经使刚留学归来的季羡林感到惶惑不安；国内资料匮乏，研究工作无法继续，则是他心中的至痛，更兼妻子儿女远在济南老家，自己有家而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孤身一人住在枯井般的翠花胡同文学研究所内，终日形影相吊，寂寞之感时时袭上心头，这一切，使他内心感到万般痛楚与无奈。回想当年在德国留学期间，虽然有轰炸、饥饿和孤独的种种折磨，然而却有书可读，有文章可写。那种在饥肠辘辘中，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生活，对一个学者来说，总比终日无所事事混日子好得多。但是，人必须面对现实，既然自己选择了回国的道路，也就只好顺时应势地生活下去。
知遇之恩，永生难忘
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季羡林虽然感到万般无奈与寂寞，但是，在那“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日子里，也有令他愉快和欣慰的事。
一件事是他能够常常与恩师陈寅恪先生见面，聆听寅恪先生的指教，向寅恪先生请教学术方面的问题。这对季羡林来说，是莫大的幸事，也是他最愉快的时刻。
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10月，陈寅恪先生携妻女从南京北上，返回清华任教。当时季羡林住在城内，陈先生住在西郊清华园，相距甚远。即使在今天，从沙滩到清华园，乘公共汽车，也需要一个多小时，何况在当年。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十分荒凉，有时半道还真有绿林好汉打劫的。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了。季羡林一得知陈先生返回清华的消息，立即前往清华园拜见陈先生。季羡林曾经写道：“有陈先生在，我是决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
在三年内，季羡林多次到清华园去拜谒陈先生。季羡林知道陈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便到神甫的静修院（今车公庄市委党校）的地下室去买了栅栏红葡萄酒，带到清华园去。几瓶红葡萄酒，现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当年，却是非同小可的事。当季羡林把酒送到陈先生手中时，心里深感欣慰。
有一年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不少游人。季羡林与周一良、王永兴、汪海У瘸孪壬牡茏樱氤孪壬街猩焦吧突ㄉ⑿模玫匠孪壬挥ε担茏用谴笙补Ｔ谥猩焦袄唇裼晷俾苌畲Γ业揭桓霾枳溃茏用窃谝慌允坛孪壬凵妥咸伲帐只犊臁３孪壬笔币鸭附鳎淙恢荒苡坝按麓碌乜吹教俾芑ǖ淖仙酥录撸茏用翘感Ψ缟蠹揖』抖ⅰＵ庖彩悄歉瞿晖防铮鞠哿肿钣淇斓氖笨獭�
还有一件与陈先生有关的事，使季羡林终生难忘。
1947年冬，天气大寒，煤价猛涨，就连陈寅恪先生这位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学界泰斗，竟然也没有钱买煤取暖。季羡林得知此事后，立即报告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生。胡适先生是最爱才的人。当年他推荐并无学历的王国维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诗曰：“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先生为安徽绩溪人——笔者注）指的就是这件事。这一回轮到胡适先生再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正是陈寅恪先生自己。胡适想赠送陈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先生的美元。于是胡适便责成季羡林来办理此事。季羡林乘胡适自己的汽车，到清华园新南院52号陈先生家，装了满满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两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然不算少，然而同书的价值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这批书实际带有捐赠性质。陈先生对于金钱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令季羡林大为感动，对陈先生的人格更加崇敬。
在这三年中，季羡林与陈先生往来频繁。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的文章，乘到清华园晋见陈先生之便，向陈先生读了一遍。《浮屠与佛》主要探讨汉译“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问题。当时胡适与陈垣二位先生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似乎双都动了感情。因为佛教最初并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到中国的，而是通过中亚各国的媒介传入的。季羡林利用自己掌握吐火罗语的优势，解决了这一难题。陈先生听完后，大加赞赏，立即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该刊是当时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季羡林的文章在该刊第二十本上发表后，“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季羡林的名字，遂为国内学人所知晓。当时远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吴宓先生在1948年8月28日的日记中曾记到此事：“晚读唐长孺携借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完。三十七年七月出版。首为陈寅恪《元微之悼亡诗与艳诗笺证》。中有季羡林《浮屠与佛》，谓浮屠乃印度梵文Buddha之对音，汉时即入中国，且通用。其后佛之单音自中亚细亚诸国［吐火罗文B（较古）龟兹文Pud，吐火罗文A（较近）焉耆文Pat］译语传来，遂替代前名。实则此二字渊源不同，佛非佛陀之简省也。云云。”（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126页）可见季羡林此文影响之广，也可见由于陈寅恪先生的提携扶植，对季羡林在学术上的成功，起过多么重要的作用。
季羡林对陈师的恩情，一直铭记在心，不曾忘记。1995年，即陈寅恪先生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后二十五年，中山大学举办了“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详尽地阐述了陈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同年12月，他又写了《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文中写道：
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我要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斯米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吐火罗文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活，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来没问过他，至今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但是，我对他们四位，以及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师友怎样“报”呢？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著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
文中，季羡林深情地写道：
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他在世的年龄五年，算是寿登耄耋了。现在我时常翻读他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我明确意识到，我还未能登他的堂奥。哲人其萎，空余著述。我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我们虽非亲属，我却时有风木之悲。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在这三年中，还有另一件事令季羡林感到十分愉快，而且终生难忘。这便是与胡适先生的一段交往。
季羡林当时身为北大东语系系主任，经常要向胡适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们又同是北大教授会的成员，同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同是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成员，因此见面的机会很多。再有一件事使他们联系更多起来。当时印度尼赫鲁政府派到北大来一位访问教授师觉月博士和十几位研究生。胡适对印度研究很重视，很感兴趣，他对汉译佛经相当熟悉，因此对这批印度客人十分关心。因为季羡林是东语系系主任，胡适很自然地把接待和照顾这批印度客人的任务，委托给季羡林去办。胡适亲自主持欢迎会欢迎这批印度客人，还用英语致了热情的欢迎词。他多次会见师觉月博士和印度留学生。这些活动，胡适都要求季羡林参加。有关印度客人的学习及生活安排情况，季羡林都要及时向胡适汇报。
在学术研究方面，季羡林也同胡适有过交往。前面提到的《浮屠与佛》一文，其写作动机正是因为季羡林偶读《胡适论学近著》，了解到因为汉译“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问题，胡适正同陈垣先生争论，才动了写作的念头。文章发表后，令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