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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林有个好坏难说的习惯：别人给他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他都要保存起来，同四清工作队里那位公安总队的陈同志正好相反，陈同志是把所有收到的信件都烧掉，不留任何痕迹。结果正如陈同志所言，季羡林果然由于保留了一张照片，“碰到点子上”，“吃不了兜着走”了。审讯者硬说，季羡林保留这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后邀功请赏。审讯者还没好意思给季羡林戴上“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帽子，但两者已间不容发了。季羡林向他们解释，结果是对方认为他态度更加极端恶劣。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季羡林即使长了一百张嘴也辩解不清了。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士可杀，不可辱
现在季羡林真正紧张了。他原以为自己既无辫子又无尾巴，可“革命家们”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十分可怕，有的简直是鲜血淋淋的“铁证”。尽管这些“铁证”都是莫须有的，它们之间毫无关联，但是若是一个不认识季羡林的旁观者，看到一把菜刀，一只装满烧掉一半信件的竹篮，再加一张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三件“铁证”放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联想，那还用问吗？简直是铁证如山，罪不容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扣上“美蒋潜伏特务”的帽子也绝对有人相信。季羡林现在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于是，他连夜失眠。白天为了恭候提审，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等候天明。他完全失去了信心。白天好像都在做梦，夜里更是乱梦迷离。他一会儿看到那把菜刀，觉得有人正拿它来砍自己，不禁吓出一声冷汗。一会儿又看见那只装满了烧掉一半信件的竹篮。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燃向自己身边，又出了一身冷汗。一会儿又看见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蒋介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满嘴獠牙，正想咬自己。宋美龄则变成一个美女蛇。他更吓了一身冷汗。蓦地从梦中醒来，大喊一声，定睛看看四周，原来是在自己家中，方知刚才是噩梦一场，心还在怦怦地乱跳。
在那些日子里，季羡林变得神经兮兮，迷离恍惚，茶饭不思，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环顾眼前，自己现在已是待罪之人，阶下囚徒，人人得而辱之。不仅公社派的人，个个对自己怒目而视，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就连原来一派的井冈山的人，态度也与公社派的人毫无二致。当公社派把季羡林“打倒”后，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红卫兵到他家里去，把他押去审讯。季羡林恍如大梦初醒，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季羡林完全不能理解，自己二十多年来担任东语系主任，所有的教员，都是直接或间接由自己聘请的。他自己虽然有不少缺点，惟独在对待教员上，从不敢摆架子，作威作福，总是诚恳待人，鼓励后学。平时教员们对他都十分尊敬，大家相处，亲如一家。可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分派，怎么一下子就视自己若仇敌，怒目相向呢？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贫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学得不怎么样，但是季羡林当年为了贯彻所谓的“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自己的助教。另一个也是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的人。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季羡林在课堂上给他们吃偏饭，多向他们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就是这两个在“山上”的人，把他揪去审问，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他的耳朵。天下竟有这样不仁不义以怨报德的人！季羡林毫无办法，只能叹道：“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奈之何哉！”
总之，季羡林此时感到，“自己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又是刀山火海”，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一年多来，他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辱，曲背弯腰；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季羡林作为逍遥派时，看到这样的场面，胆战心惊，但毕竟还是个旁观者。而今自己已成瓮中之鳖，笼中之兽，任人宰割，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何况自己还有别人都没有的一篮子半焚的信件、一把菜刀和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季羡林知道，自己的前途要比他看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更无希望。
环顾眼前，众人怒目相向；瞻望未来，漆黑一片。季羡林完全绝望了，他已经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何去何从，季羡林必须作出抉择。
“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道路一途了。”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前面说过，季羡林一生中曾多次碰到过“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不过，那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抉择，只不过是套用其意罢了。这一次，季羡林可真正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他必须二者取其一。
他选择了死亡！
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常言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决定的。况且，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法令：谁要是走这一条路，不管什么原因，都叫作“自绝于人民”。是党员的，以叛党论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按对抗革命论处，定为“现行反革命”。凡“自绝于人民”者，都要累及亲友，株连九族。有许多人在当时之所以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并不是他们怕死，而是怕因为自己的死祸及后人。季羡林既已下定决心，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他继续写道：
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惟一的一点权力，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士可杀，不可辱。”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尊奉的人生信条。从屈原投汩罗江到老舍自沉太平湖，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他们在面对侮辱时惟一能保全自己人格尊严的一种选择。据《北京大学纪事》公布的材料：“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1年底，我校有30人自杀身亡。”自杀在当时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变得习以为常。每当听说某某自杀的消息，闻者往往并不吃惊，也不去追问自杀的原因，只会发出一声感叹：“哦，又死了一个！”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一样。
季羡林一旦做出了“自绝于人民”的决定，心情反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他想了很多，很细致，很具体，很周全。
他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历史系教授汪海А！拔母铩笨济患柑欤头裁咭┳陨绷恕Ｋ凰谰捅欢ㄎ胺锤锩肿印薄！按虻狗锤锩肿油艉＇！”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当时曾引起了全校极大的震惊。季羡林与汪海欠浅Ｊ煜さ摹Ｍ粼诮夥徘跋γ白派奈Ｏ占尤肓说叵碌常夥藕笠恢被彻ぷ鳎酥窝Ф己芎茫欢幌伦泳统闪恕胺锤锩肿印薄＜鞠哿质翟诓荒芾斫猓鞘滞樗�
季羡林想到的第二个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季羡林与程也是非常熟悉的。程在解放前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主席。年纪虽然不大，也算是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季羡林看见过他颈悬木牌在校园里劳动。季羡林想，大概他对这种侮辱实在忍受不了，于是自己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喝下白酒和敌敌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季羡林一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里像火烧一般，痛得满地打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
他还想到了一些别人的自杀方式，比如跳楼，摔得粉身碎骨而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一想到死后的惨状，就使他心惊肉跳。他想到每个自杀的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都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他无法再想下去了。
他的思绪又转到了古代。他想到了屈原的投水而死。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自刎而死。对这种死法，他很担心，太痛苦，太原始了。
他又想到国外。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自知作恶多端，最后自杀身死。据说他是服氰化钾而死。德国化学工业名震寰宇，他们把化学技术应用到自杀上，非其他国家的人所能望其项背，也是无法学到的。日本人则以剖腹自杀闻名于世，这是日本人的专利，想来是十分痛苦的，而且需要别人帮忙，一般人也难以做到。
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思量，他想，服安眠药应该是最稳妥、最少痛苦的一种死法，也是世界上颇为流行的自杀方式，而他由于几十年神经衰弱失眠，对安眠药颇有研究，且积存不少。最后，他决定采用这种方式告别人间。
季羡林在决定了自杀的方式以后，便开始考虑时间和地点问题。时间问题很容易解决，立即实行，越快越好，此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至于地点问题，则颇费了一番周折。最方便当然是死家里，但他又顾虑重重。他写道：
我们家里只有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子。如果在家里实施我的计划，夜里服下安眠药，早晨一起床，两个老太太看见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她们即使不被吓死，也必然被吓昏。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呀！我一生替别人考虑过多，此时更是不能不尔。把我的尸体抬出去以后，死过人而且是死过亲人的房间，他们敢住下去吗？不敢，又待如何？值此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的时代，谁肯谁又敢向这两位孤苦无告的老太婆伸出援助之手呢？我现在已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新北大公社已经给我戴上了这样一顶帽子，如今又“自绝于人民”，是在反革命之上又加反革命了。总之，在家不行。
——《牛棚杂忆》
那就在外面吧。他首先想到了西山。西山山深林密，风光秀丽，“倘我能来到此处，猎猎松涛，琮琮泉声，头枕松针，仰视碧空，自己亲手消灭掉一生最可宝贵的生命，多么惬意，又是多么诗意呀！简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首最美妙的诗。”但是他想，那地方太远，路上倘被红卫兵截获，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否定了这个想法。他又想到颐和园。过去有不少名人到这里来寻短见，最著名的是王国维。可是季羡林不想学王老先生投水自尽。他又想，到颐和园山后找一个洞穴，吞下安眠药，把花花世界丢在身后，自己一走了之。但是他又怕惊吓了游兴正浓的仕女君子。这个主意也不妥。最后，他忽然想到一个绝佳的地方。
我想来想去，想到了后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圆明园。这里有极大的苇坑。时值初冬，芦花正旺。我倘能走到芦苇深处，只需往地上一躺，把安眠药一服，自己的目的立即达到。何等干净，何等利索！想到这里，我对自己非常满意。我高兴得简直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认为，这简直是我的天才的火花的最后而又最光辉的一次闪烁。
——《牛棚杂忆》
想到这里，季羡林心情异常的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害怕。但是决心已下，决不回头。于是，他继续考虑这五十多年的一生最后几个钟头必须做的事情：
我有点对不起陪我担惊受怕的我那年迈的婶母，对不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伴我度过了四十年的老伴，对不起我那些儿女孙辈，对不起那恐怕数目不多的对我仍怀有深情厚谊的亲戚和朋友。我对不起的人恐怕还有很多，我只能说一句：“到那边再会了。”我把仅有的几张存款单，平平淡淡地递给婶母和老伴，强抑制住自己，没有让眼泪滴在存款单上。我无言地说：“可怜的老人！今后你们就靠这一点钱生活下去吧！不是我狠心，也不是我自私，茫茫宇宙，就只给我剩下这一条独木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牛棚杂忆》
两位老人大概明白季羡林的意思，知道他已经走投无路，自己也无力救他。她们显得很平静，感情并不激动，也没有流眼泪。季羡林没有考虑立什么遗嘱，因为那毫无用处。他环顾四周，伴他一身的那些珍贵的书籍，他现在也管不了啦。这生离死别的一幕，竟然这样平静，平静得让季羡林感到心惊肉跳。
季羡林把平日积攒下来的安眠药搜集在一起，既有丸的，也有水的，找来一个布袋子，把它们统统装在里面。他准备走出门去，在楼后爬过墙头，再过一条小河和一条马路，前面就是圆明园了。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他迈出门。
忍辱偷生
就在季羡林准备上路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敲门声。季羡林知道，红卫兵光临了。果然一开门便闯进来四个学生，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他们是来押解季羡林到什么地方去批斗的。
季羡林此时毫无反抗的能力，他像一只被赶进屠宰场的牲畜一样，只能任人宰割，任人驱使。他立刻偷偷地放下那只装着安眠药的袋子，俯首贴耳，跟着出去。走在路上，季羡林被夹在中间，一边一个红卫兵，后面还有一个，像是后卫。他们边走边大声训斥，说他态度恶劣，今天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季羡林脑子里懵懵懂懂，一会儿清醒，一会糊涂，乱成一团。季羡林意识到，一场大风暴正等待着自己。过去看过的那些残酷的场面，不意今天竟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像是被绑赴刑场的囚徒，在燕园里走着。一路之上，他不敢抬头，不敢看人。他只感到周围有一大群观众，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就像鲁迅小说《示众》里描写的一样，而他现在就是那个被示众者。
他被押解到了一个地方。一看地面，知道这是大饭厅，这是全校最大的室内聚会场所。红卫兵押着季羡林从后门走进去，走到一间小屋子里。那里已经有几个“囚犯”，都成了达摩老祖，面壁而立。季羡林也被命令面壁而立。他不敢看任何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他此时耳朵还没有被堵上，从杂乱的说话声中，他听出了几个熟悉的声音，这是新北大公社的人，由此他判断，这是新北大公社组织的批斗会，井冈山的人是不会来的。他屏气地站在那里。蓦地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声，而自己脸上并没有什么感觉，知道是响在别的“囚犯”的脸上，心里得到一点安慰。但是立刻又听到一声更清脆的耳光声，他的脸上有点火辣辣的。他意识到，这一声是打在自己脸上了。他心里有一点紧张。接着，他背上又是重重的一拳，腿上重重的一脚。他既紧张，又恐惧；既清醒，又糊涂。浑身神经都集中到耳朵上，身体上的一切部位，随时都准备着承受拳打脚踢。他知道这些都只是序曲，大轴戏还在后面。
果然，一会儿大轴戏来了。他忽然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他的右臂，拧在他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一只手来，重重地压在他的脖子上，不让他抬头。他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于是，他弯腰。“低头！”于是，他低头。“往下弯！”于是，他往下弯。这时腿上被狠狠地踢了一脚。“再往下弯！”他就再往下弯。他有些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他双手悬空，全身重量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把他变成了那样子。季羡林双腿又酸又痛，他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他不敢。他知道，若是跪下，必然招来一阵拳打脚踢。他现在惟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被斗的主角是一个姓戈的老同志。论革命资历，他早于三八式。论行政经历，他担任过河北大学校长和北大副校长、副书记。这样一位老革命，只因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今天抓来批斗。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