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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已经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仅两人，即聂元梓和孙蓬一。其他人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会议决定：“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出党，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同时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结束。”原来天地间根本没有一个什么“五一六”组织。这真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笑话中最可笑的一个。
第二件事是关于恢复党组织生活的情况。大约到了1973年，北大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工作已经快要结束了。剩下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全校只有两三个人了，季羡林是其中之一。
一天，东语系的党组织找季羡林谈话，季羡林知道，这下轮到自己了。系领导是一个解放军军官，由总支书记陪同，告诉他，领导上决定不但发给他整个的工资，而且以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季羡林一听，当然非常感动。他决意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当东语系一位同志先递给了季羡林一千五百元时，季羡林立即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系党总支。这位同志告诉他，还有四千五百元以后给他。季羡林打算，一旦得到这四千五百元时，也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突然有一天，系军宣队的头儿和总支书记又找到季羡林。总支书记问他：“你考虑过没有，你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季羡林一听，愕然不知所对。他想，要说思想问题，自己有不少毛病。可是要说政治问题，自己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只能说没有。当时季羡林被问得很窘，半天没说话。那个解放军颇为机灵，连忙用话岔开，就这样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谈话。不久，总支宣委一个从中文系调来的干部又来找季羡林，告诉他，支部决议：恢复他的组织生活，但给他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季羡林一听，勃然大怒。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由于我反对了那位一度统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诬陷，被迫害，被关押，被批斗，几乎把一条老命葬送了，临了仍然给自己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世界上可还有公道可讲！世界上可还有正义可说！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令人寒心！这位干部看到我的表情，他脸上也一下子严肃起来：“我们总支再讨论一下，行不行？”他说。说老实话，我已经失望到了极点。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方出太阳，太阳出来了，却是这样一个太阳。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筋了，够了，够了，已经足够了。如果我在支部意见后面签上“同意”二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我签上“不同意”三字，还有不知道多少麻烦要找。我想来想去，告诉那位干部：“不必再开会了！”我提笔签上了“基本同意”四个字。我着重告诉他说：“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么意思！”继而又一想：“我戴着留党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么资格把补发的工资上缴给国家呢？”结果预备上缴的那四五千块钱，我就自己留下。
偷译《罗摩衍那》
季羡林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在当门房时，除了有电话有信件时外，无事可干。这种不动脑筋其乐陶陶的日子，他很不习惯，甚至很难受。一个人孤独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内，瞪眼瞅着出出进进的人，久了觉得很无聊。这时他心里忽然想起古人的两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想，自己为什么不也找点“无益之事”来干干，以打发这“有涯之生”呢？世上“无益之事”多得很，比如打麻将，可是季羡林不会，况且当门房的处境也是不可能打麻将的。想来想去，他一生惟一擅长的事便是舞文弄墨，要找点事干，还是跳不出这个圈子。在这个环境里，写文章还是可以的，但他当时丝毫没有写文章的心情。而且，把大摞大摞的资料搬到门房里去做学问，在别人看来，简直是荒唐透顶的事，是绝对要受到批判的。最后，他想到了翻译。这件事倒是可以干的。他不想翻译原文短而且容易的，原因是看来门房这个职业很可能成为“铁饭碗”，短时间内是摆不掉的。原文长而又难的最好，这样可以省去经常换原文的麻烦，即使不能一劳永逸，也可以一劳久逸。为什么说是“无益之事”呢？因为当时他想到，像他这样的人的译品永远也不会有出版社肯出版的。翻译了而又不能出版，难道能说是有益吗？于是他经过反复的考虑，最后决定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部史诗够长的了，精校本还有约两万颂，每颂译为四行，至少有八万行。他想，这够自己忙活几年的了。
《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并列为印度古代两大史诗。同古代希腊两大史诗《奥德赛》与《伊利亚特》一样，都属于伶工文学一类。也就是，最初它们是由伶工歌唱的文学。最初的文学都是口头创作，没有文字。有了文字以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师徒授受，口耳相传。最后，大约由一个人把流传的各种“版本”的史诗经过增删润色，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诗。古希腊两大史诗最后总其大成者为荷马，《罗摩衍那》的作者则是一个叫蚁蛭的伶工。
《罗摩衍那》被称为“最初的诗”，大约产生于公元前三四世纪，一直到公元初几个世纪才定形。旧传本约24000颂，新出版的精校本有18745颂。《罗摩衍那》的内容也是以英雄美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中间插入许多神话、童话、寓言、小故事等等，幻想丰富，文采绚丽。由于这部史诗产生于印度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所以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印度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俗学等方面的内容。《罗摩衍那》在印度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它是印度古典文学的伟大典范，也是后来印度文学创作取材的重要源泉。《罗摩衍那》很早就传到印尼、伊朗、中亚一带，并对那里的文化产生过影响。19世纪《罗摩衍那》传到欧洲，引起了广泛重视，很快就有了意大利文、德文、英文的译本。20世纪又有了俄文、日文译本。美国有一个专门的学会，集中人力来翻译和研究该书。总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罗摩衍那》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入，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遗憾的是，与印度有着两千多年文化交流历史的中国，在季羡林翻译之前，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把这部史诗从梵文翻译过来，所以在中国知道这本书的人很少。原因很简单，这部史诗是宣传印度教思想的，中国古代的佛经译者当然不会去翻译它。进入现代以后，中国懂梵文的人本来就极少，即使有能力翻译的人，又有谁敢去啃这块“硬骨头”呢？所以《罗摩衍那》这部闻名于世的印度史诗，始终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个空白。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错综复杂，有时一件宏伟事业往往起源于一种巧合，或者说一种机缘。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季羡林没有当门房的际遇，虽然他精通梵文，也有能力翻译它，也绝不会想到去翻译《罗摩衍那》的。因为他的主要工作是搞学术研究，翻译只是副业。而且要翻译这部浩大的史诗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无论在“文革”前或“文革”后都是一个忙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空余时间来翻译这部宏篇巨制。可现在“机缘”出现了。
季羡林运气不错。他抱着有一搭无一搭的心情，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当时订购外国书籍本来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可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了季羡林的眼前。他看着这几大本书，似乎感到它们熠熠生光。这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几年中，惟一使他感到高兴的事。他那早已干涸了的心灵，似乎又充满了绿色的生命，他那早已失掉的笑容，此时又浮现在脸上。
可是，他当时的任务是看门，是个门房。而且他头上“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沉甸甸地压在头上，他哪里敢把厚厚的原著公然拿到门房里去呢？想来想去，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妥善”的办法。《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季羡林决心也要把它译成诗体，这样才能传达出原文的风格。于是他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先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再把散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带着它去35楼上班。在去35楼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之中，在闲坐无事的时候，他就把纸片拿了出来，一字一句地推敲、琢磨。此时，他身在门房，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译诗，他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矣。”
翻译《罗摩衍那》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就译诗的形式而言，就是一件颇费脑子的事。要把每首三十二个音节的“颂”译成四行汉诗，这本身就不容易，还要押韵。季羡林认为诗不押韵，就不是诗。他不按唐韵，也不按平水韵，而是按照普通话的发音大体押相同的韵，这样读起来才上口。可是八万行诗要押韵，仅就找韵脚这一件事，就是非常困难的。他常常为了寻找一个恰当的韵脚，两三天日冥思苦想，夜不能寐。其中甘苦，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外人是很难想象的。
为了让读者对季羡林译的《罗摩衍那》有一点感性认识，在这里引其中四颂，以飨读者。这四颂是对印度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的描绘：
春季
在那美丽的林中平坦处，
林中生的树木多种多样。
微风乍起，吹动了树木，
把繁花吹落到了大地上。
（4。1。7）
夏季（雨季）
黄昏的霞光染红了云彩，
边缘上镶着一缕浓黄，
好像一片片可爱的云布，
把那天空的创伤来裹上。
（4。27。5）
秋季
他们观看着许多池塘，
涨满了水，就在路旁；
点缀着带蓓蕾的荷花，
活像那吠琉璃一样。
（4。13。7）
冬季
林中地上落满了严霜，
浓绿已经有点凋落，
这土地看上去就显示出，
那里炎阳已经变得温和。
（3。13。2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历经五年多的时间，季羡林竟把长达八万行的《罗摩衍那》翻译出来了。当“四人帮”像《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一样完蛋之后，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罗摩衍那》，至1984年出齐，厚厚的八大本。季羡林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了一座丰碑。
《罗摩衍那》汉译本一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也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1985年，季羡林被邀请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蛭国际诗歌节”，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并给最高礼遇，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分会主席。1994年，《罗摩衍那》汉译本荣获了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逆境成材，发愤著书的人算过一笔总账，他写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长长的名单上再增添一人：“季羡林身陷门房，而《罗摩衍那》译出。”
1976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季羡林在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悲剧中，犹如炼狱里的游魂一般，历尽劫难，九死一生，隐忍苟活，总算活了下来。
按照前文的惯例，在这里应该总结一下季羡林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然而这已经无从谈起。作为一个终身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季羡林在这十年里的学术研究成了一个空白点。这十年正是季羡林从五十五岁至六十无岁的十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这个年龄段，应当是成熟时期，收获的季节，是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大放异彩的时期，可是，在这大好时候，季羡林却在文革的“炼狱”里受难。不过，既然是在劫难逃，慨叹、惋惜也毫无用处，只好效法季羡林，说一声：“天凉好个冬！”
*第八章晚年生命积淀的喷发
人生的神秘之处，同样在于它的难以预测。季羡林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牛棚里受尽折磨，在门房里消磨掉几年宝贵的光阴，早已放弃了学术研究念头，打算当个门房了此一生以后，会“柳岸花明又一村”，迎来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浩劫过后的辉煌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同日，中共北京市委对“四人帮”在北大的爪牙迟群、谢静宜实行隔离审查。l0月10日，查封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梁效”（两校）。所有大批判组成员集中学习。10月24日，北大四千三百多名师生员工兴高采烈地参加了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粉碎江、王、张、姚反党集团的胜利大游行。1977年11月23日，进驻北大的军工宣传队撤离学校。邓小平点名请周培源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拨乱反正”，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是清理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以便把干部和教师们解放出来，投入新的工作。据《北京大学纪事》载：“十年内乱中受审查的正、副教授共184人，占当时正、副教授总数185人的99。4％。经复查需做出书面结论的有l1l人，已全部平反，其中迫害致死的18人。”又载：“根据有关规定，全校共清理1l39人的材料，清理后共销毁材料2040公斤。”
这真是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数字！全校一百八十五位正、副教授中，仅一人未受到审查，这正应了当年军工宣传队所谓“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估计。北大岂不真的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了吗？被迫害致死的十八人，这些冤魂即使得到平反，又有什么意义呢？重达二千多公斤的“材料”更让人闻之不寒而栗。人们不禁要问，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
不管怎样，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噩梦已经过去了，迎来的是灿烂的朝阳。北大党委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步子较其他院校走得更快一些。到1981年，北大正、副校长七人中，教授四人，中层干部中，正、副教授七十七人，占30。3％。三级以上教授均配备助手。一、二级教授家均由公家出钱安装电话（家庭电话在当时还是很稀罕的事）。由于按规定可享用汽车的教授人数太多，而缺少车辆七十七辆，学校不得不表示遗憾。改善教授、副教授的住房条件，虽经过努力，几经调整，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是“目前矛盾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正、副教授的配偶、子女调京问题，经校方努力，已解决得八九不离十。总之，历史再次重复。知识分子的命运，像烙饼一样，又翻了一个个儿。他们又重新受到了党的重视和群众的尊敬，被视为国家的财富而不是垃圾。中文系的教师们又开始讲授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的诗词；西语系的教师们再次开设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巴尔扎克的专题讲座。
“文革”以后，季羡林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
为了明晰起见，且把“文革”后季羡林的“官职”择要如下：
1978年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3月，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l978年7月，“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1978年12月，再次当选为北京大学工会副主席。
1979年1月，官复原职，被任命为东语系系主任。
1980年5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1980年11月，被选为北京大学第七届党委委员，并且被选为北京大学出席北京市第六次党代会的六名代表之一。
1983年5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且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除此而外，他还兼任：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