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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认为，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如果让济贫院中的穷人比现在生活得好，则货币分配的这种变化将使食物价格上涨，将更为明显地使济贫院外的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他还说，下层阶级的贫乏是根深蒂固的弊害，非人类智力所能疗治。他说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如果某些人根本没有可能自立，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区施舍，便结婚成家，那这些人就是受了不正当的诱『惑』，不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生活不能自立，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损害同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
马尔萨斯提出了废除济贫法后的缓和社会矛盾的办法，一是废除教区法，给予英国农民行动自由，使他们可选择工作的机会较多、劳动价格降低；二是开发新的耕地，增加农业的产品，降低工资；三是设立济贫院，收容贫民。济贫院提供的饮食应该粗劣，其所收容的穷人凡能工作者都强迫工作。1834年英国实行新的济贫法，实际上是采纳了马尔萨斯的主张。新济贫法取消了货币和实物救济，规定贫民只能在设立的习艺所才能得到“赈救”。一切金钱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一种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去。这种习艺所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那里的规则，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请求救助，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地把习艺所变成一处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在习艺所里的贫民担负着繁重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恩格斯当时指出：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马尔萨斯认为济贫法还会使工资普遍降低和很多工人失业。按照马尔萨斯的看法，维持劳动的基金实际是不变的，工资高低决定于工资基金的多寡，救贫法会助长人口增加，同时使在乡村靠津贴抚养起来的人口自然并且必然地流行到城市去。劳动的供给超过对它的需求，就会导致降工资。劳动供大于求，要获得充分就业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此外马尔萨斯还从多方面论证救贫法有百害而无一利。他的主导思想是穷人没有被救济的权利，贫民是他自身贫困的原因，救济手段在他们自己手上，而不在别人那里，政治和社会对此无能为力的。实行救贫法，只会制造更多贫民，使物价上涨，工资下降，社会各阶级生活普遍下降，人口增加。由于不具备有效需求，所以也不能刺激生产发展，反而会阻碍生产的发展。因此马尔萨斯坚决主张废除济贫法。
土地贵族的孝子贤孙
19世纪20年代，萨伊、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人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理由是商品与商品相交换，无异于商品以商品来购买，买和卖是均衡的，供给和需求也是平衡的，所以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马尔萨斯驳斥了这种错误理论，认为商品同商品交换的理论是错误的。他说：“事实上，商品决不都是和商品交换，很多商品是直接和生产『性』劳动或私人服务相交换的。显然，这很多的商品，和他们所要交换的劳动比较起来，它们的价值可能因过剩而下跌，正像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与劳动或货币比较起来，会因供给过剩而下跌一样。”马尔萨斯正确地认为把商品交换简化为物物交换，毫无根据地把货币抽象掉是没有道理的，譬如说：“当一啤酒花种植者运1万袋啤酒花到威希尔市场上去时，他决不会想到帽与鞋的供应情况，正像他不会想到太阳上的黑子一样。那么他想到的究竟是什么呢？他想用啤酒花换什么呢？穆勒先生的意见似乎是：如果说他所需要的是货币，那就说明说话的人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然而我个人宁可让人说成一窍不通，也仍然毫不犹豫地明确指出，他所需要的的确是货币；并且还要说，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他送上市场进行交换的大宗商品必须换取货币，否则他就不能进行他的啤酒花种植。”因此他认为在消费和生产、需求和供给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将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
马尔萨斯从西斯蒙第那里抄来了“消费不足”的危机的观点，反对李嘉图、萨伊等人否认危机的看法，但他承认危机的目的却与西斯蒙第完全不同。西斯蒙第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在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各生产者之间完全受自由竞争的支配，
使用机器进行生产，企业不断集中，这一切都造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又使得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生产劳动者却收入不足，日益贫困。这样就破坏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缩小了国内市场，使产品实现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因而必然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马尔萨斯作为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辩护人，掩饰和抹杀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他的天职。他提及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矛盾、需求和供给的矛盾，但并不批判它。其目的在于证明土地贵族、国王、神甫，以及形形『色』『色』的寄生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他断言，正是他们只买不卖，只需求而不供给，才使商品、利润得以实现。这样一来马尔萨斯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吹捧土地贵族，论证土地贵族和地租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因此，必须有一个相当大的阶级，他们愿意也能够消费掉比他们所生产的数量更多的物质财富，否则商人阶级就不能继续有利地生产多于他们所消费的数量。在这个阶级中，地主无疑地居于显著的地位；但是，假如地主没有他们所养活的大批从事私人服务的人手的帮助，单靠他们自己的消费就不足以保持和增加产品的价值，并且不能使产品数量的增加足以抵消其价格的下降而有余。”如何解决有效需求的问题，也就是消除生产过剩的危机问题。
马尔萨斯认为要促进生产的持续发展，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就必须经常保持足够的有效需求。在马尔萨斯看来，单纯的社会生产力，是不能刺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他认为就财富的生产来说，“最有利的三种重大因素是：资本的积累、土地的肥力和节约劳动的新发明”。但这三大因素能够便利生产，增加供给，然而却不能对需求提供刺激，它们与需求无关。增大的供给没有与之相适应的需求增加，就会出现供给超过需求而引起产品价格下降，使资本家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利润，这样生产就不能持续地按比例发展，并往往会造成产品过剩，发生生产过剩危机，阻碍财富的增长。因此，必须提高对产品的有效需求。马尔萨斯指出：“对于决定于分配的产品价值的增加，最有利的因素是：（1）地产的分割；（2）国内和国外贸易；（3）使社会中占适当比例的一部分人从事于私人服务，或者可能以其他方式提出对物质产品的需求，而不直接参与产品的供给。”在这里的第一条措施是土地财产的分割，就是要巩固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在马尔萨斯看来，土地如果像封建时代那样集中，或者像法国那样分割成小农经济，都是于有效需求的增加十分不利的，因此，英国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应当很好地巩固下来。可见它是直接保护土地贵族的利益的。第二条意思是说发展国内外商业可以增加社会对商品的有效需求。土地贵族可以因此享用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在以上三个能增大有效需求的原因中，他特别重视的是第三个原因，其目的在于说明在财富增长过程中，只从事消费而不生产的阶级的存在和发展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而且在马尔萨斯看来，应当尽量的扩大他们的这种个人消费，不然经济危机就要爆发，资本家就要遭到损失，甚至破产。
马尔萨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会出现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而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主要原因就是资本积累。因为在他看来，资本积累会使那些本来从事私人服务方面的非生产劳动者变成生产工人，造成市场上的商品大量增加。但是生产工人的增加并不会引起他们的需求或消费的增加，其原因是这些增加的工人不外是从原来从事私人服务的部门转移过来的。这种转移不会增加他们的总数。因此对社会来说，总劳动维持基金是不会变化的。然而就资本家和地主来说，由于积累，削减了个人消费，因此他们的有效需求显然是下降的。这种下降使得增加工人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找不到买主，导致普遍『性』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必然发生。他说：“由于资本积累，本来从事私人服务的人转变为生产『性』劳动者，于是，市场上各种商品的数量显然会异常地增加，可是两类劳动者的意愿和能力根据假定是下降的，这样与劳动比较的商品价值就必然会降低，以致大大地降低利润，因而暂时抑制进一步的生产。这正是过剩这个名词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过剩显然是普遍的而不是局部的。”因此，资本积累不会被利润率的下降自动限制，“过度热心的积累，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商品的供给超过社会结构和习惯所允许的消费。”认为，由于过度的积累降低了对商品的有效需求，才破坏了生产的动机。他同意李嘉图的意见，食物的成本上涨，通过影响工资，会逐渐削减利润，因为工资和利润是相反方向的变动。但是解释商品过剩的现象，必须根据短期利润变动的理论来论证。他认为当利润率上升时，将出现一种积累量大、消费量减少的趋势。增加的积累虽然将会使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受到雇佣，从而较多的商品将可供购买，但因为短期内人数不变，又因为要弄清楚消费习惯需要时间，消费品的有效需求抵消不了由于资本家和其他有钱人的积累或储蓄所造成的有效需求的下降。结果商品只能按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降低了利润，最后破坏了积累或储蓄能力。
从增加有效需求的3个因素看，他认为资本积累增加的财富，不能由生产者增加消费来实现，因为这会导致生产费用提高，利润下降，从而减少或消灭资本积累的动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消费，因为他们的欲望是资本积累。
马尔萨斯强调，要维持适当水平的有效需求，单靠工人和资本家的支出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工资冲击着利润，而资本家对积累的兴趣，总是大于购买消费品的兴趣，于是生产力随着储蓄的增加而扩大，更恶化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由此马尔萨斯提出食利阶级和其他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对维持有效需求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属于只买不卖的阶级，对消除生产过剩可以作出贡献。特别是地租是来自土地级差的剩余，出自这种收入的支出，只增加有效需求，而不增加生产成本。
此外，他还指出，还有一批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如卑贱的奴仆、政治家、医生、法官、律师、僧侣等，他们的支出也增加了有效需求，抵消了由于积累过程所产生的消费不足。马尔萨斯由此向社会证明，一批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及其他寄生阶级，是绝对不可少的，这些人不仅不是社会的累赘，而且还成了“功臣”，应该让它呼奴使婢，任意挥霍，尽情享受，不然的话，社会就会遭到劫难！不仅如此，就连土地贵族的地租收入，马尔萨斯也是吹得神乎其神，他说：“事实上，没有这一部分，就没有城市、没有陆军、没有海军、没有艺术、没有文化、没有精良的工艺品、没有来自外国的便利品和奢侈品，也就没有那种不仅使个人高尚和尊严，而且使全体人民蒙受其利的文明而优美的社会”。非生产『性』的消费是社会的安全阀，没有它，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这就是马尔萨斯为什么要承认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尔萨斯明明白白为大土地所有者等寄生阶级辩护。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并不打算掩盖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相反，他是想要突出这些矛盾，以便一方面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他们的贫困确实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向资本家证明，为了给他们出卖的商品创造足够的需求，养成脑满肠肥的僧侣和官吏是必不可少的。”
马尔萨斯的观点说穿了非常可笑。他说的这些不生产的消费者究竟用什么来购买商品呢？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他们不过是以地租及租税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生产物价值的一部分，然后再用这部分价值在等价以上去交换资本家的生产物，全部利润就得到实现。这等于是说，一个人生产出来的商品没有人来买时，他应该先付钱给别人，然后叫别人再用这个钱来买他的商品。可见，这种庸俗的辩护『性』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普遍萧条，才被凯恩斯吸收到他的学说并加以发展，形成消费需求不足理论。从此，“有效需求不足”就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失业和“危机”的根源，他们抹杀了这个“根源”的根源——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马尔萨斯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但是他把消费不足作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不正确的。消费不足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的经济现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存在广大劳动人民的消费不足，但并没有造成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马尔萨斯妄言以扩大非生产消费的支出来避免它，那完全是一种骗人的鬼话。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尔萨斯为了维护土地贵族这个没落阶级的既得利益，编造出一套理论，拼命吹捧一群寄生虫，真可谓土地贵族的孝子贤孙。
“寄生虫”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马尔萨斯为土地贵族辩护的立场贯穿于他的整个著说中。在他看来，不劳而获的寄生阶级不仅是避免经济危机发生的“功臣”，而且还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实现经济增长的“功臣”，似乎离开了这群寄生虫们，整个世界就停滞不前了。马尔萨斯的这一观点具体体现在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他区分了“静止局面”和“早熟停滞”。所谓静止局面是指在土地资源衰竭以后所发生的资本和人口出现零增长状态。马尔萨斯认为这是在资源约束下人口和资本动态均衡增长的结果。根据马尔萨斯的观点，人口增长率是工资水平的函数，而资本增长率则是利润的函数；并且，资本与人口相互需求将调节工资与利润，资本和人口不同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会成为自身的限制。即是说，当资本增长快于人口时，会形成很大的劳动需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必然导致高工资水平，从而使利润率降低，于是资本积累的动力和源泉逐渐减少；当人口增长超过资本积累速度时，则工资下跌，利润率开始回升，工资下跌到一定程度人口便不再增长。所以，在人口和资本增长过程中，每一种利润率都转化为某一资本增长率，而这一利润率是与一定的人口增长率相联系的；同时，每一种工资率都可以转化为某一特定的人口增长率，而这一工资率又是与一定的资本增长率相对应的。因此，人口与资本彼此协调的均衡增长率只能在运动过程中实现，相对的供求关系变化成为这一过程的动因。最后，“当一国的资本由于积累的不断增进以及可耕地枯竭，而不复增进的时候，资本和利益及劳动报酬必然在长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它们最后都低得不能进一步鼓励资本的增加，也不能进一步对于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维持生活资料为止”。这时，整个经济增长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