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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尊毛夫人之命，写了《沙家浜》。
换了谁，有那样的胆子，不尊毛夫人之命，连一朝宰相周恩来不是也得对她退让三分？
她哪里是夫人，分明就是一个毛“分号”。别人怎样不敢说，如果命令下给我，我反正没有勇气说“不”，说不定还会因为她的“宠幸”而沾沾自喜。
第37节：目前有人比得过吗
从古到今，为皇帝歌功颂德的文人还少吗，哪怕是已经退位的皇帝。为什么对皇帝歌功颂德，不言自明。所以先想一想自己，再非议汪老哥也不迟。
作为新式京剧《沙家浜》到底好不好？那样润滑的起承转合，那样精彩的唱词，那样不着痕迹的新旧融会。。。。。。不说以后，目前有人比得过吗？“因人废事”是毛夫人那种贵人的毛病。
放眼文坛，满眼繁华，真应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诗句。只是，少了昂立枝头的一朵。
不管怎么说，相信有人会重读并珍爱他的文字。
这不是对他的悼念。
在美国一所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与来自某个岛子上的一位汉语女教师有过同事之谊。
有天她的学生问我，“通奸”是什么意思？
我想也没想对她名下学生的提问做个回答有何不妥，张嘴就回答说：“大部分指不合法的性关系。”
她知道后，礼义廉耻地教育我：“你怎么可以对学生解释这种下流的词汇？”
我大惑不解地说：“怎么不可以解释？如果他将来用错这个词汇，对她的父母或对总统夫妇说'你们通奸了吗'那才糟糕呢。你翻过《辞海》了？《辞海》上说这是一个下流的词汇吗？”
即便文人相轻，不也就我一位讲授当代中国文学？但如此这般的芝麻粒儿，却经常撒入我平淡的教学生活。并无大碍，只是不好打扫。
不久后的一个中午，本该休息片刻的时段，忽然想起一件马上要办的事，只好到办公室去。既然是自己的办公室，自然长驱直入，没想到该女教师和一位来校客串的名教授，正在我的办公室里热吻。
我这个人很不礼义廉耻。相反，我认为在配偶之外与他人偷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也理解来客串一把的名教授没有办公室的现实。只是他们应该去旅馆租个房间，名教授又不缺钱，却不该占用他人的办公室。在西方，这才是非常不礼貌、甚至是粗鄙的行为。我不喜欢轻易用“下流”这个词，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的一个词。
第38节：撞见他人偷情
撞见他人偷情，当事人其实并无大碍，这位撞入者的态度却很微妙。如果是你的朋友，一笑了之，如果不是你的朋友而又认识，比较难办，特别对方还是一位红了半边天的名教授。
我极其讨厌扩散这种事，多少次对他人议论圈内人的绯闻，拒绝合作、掉头而去。
这一次偏偏让我撞个正着。如果我不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该有多么简单！
作为这间办公室的主人，我却不得不对此有所表示，否则就有阿谀奉承之嫌，反倒可能被当事人视为下贱。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事情却偏偏如此，人们可以发生这种行为，你却不可阿谀奉承这种行为。
于是转身到系秘书办公室，请求秘书为我写一张告示，贴在我办公室的门上：未经本人同意，请勿占用。
秘书奇怪地看着我，何以提出这等多余的要求，不过她也不多问，照办就是。
我觉得这样处理比较稳妥，大家心照不宣。既尊重了自己，也给当事人留足了面子。
再一次讲到某作家的作品，正值该作家滞留美国，便请了作家前来现身说法，该女教师也慕名前来听课。课堂上，作家对中国知识分子发表了很不公正的看法。这种看法如不得到纠正，那些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知识分子毫不了解的美国学生就可能产生极大的误解，而且我也不敢担保这些学生日后一定有消除这种误解的机会。那么这种误解，将使中国知识分子长久处于恶名之下。于是忍不住对那不公正的看法作了一些纠正，当场受到作家太太火力密集的扫射。
我不过举了个例子，说明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至那样不堪，同时也不能一概而论。。。。。。并无其它不敬，最后还一再声明是“商榷”。
课后，按照系里惯例，请客人到饭店进餐。进餐过程气氛异常，几乎每句话都包含着与字面不同的歧义。。。。。。难怪“冷战”年代最后投降的是资本主义，就连这位民主代言人的太太，也不愧为一名冷战高手。
我其实是个相当没出息的人，又十分厌倦战争，特别是“冷战”。即刻便有了悔意，他愿意编派中国知识分子就编派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要我多什么嘴！
第39节：爱上一个不回家的男人
事情到此并未了结，与我关系极为亲密的一个学生对我的态度变得有些奇怪，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那天有事不能前来听课，该女教师对所有未能前来听课的同学说，我在课堂上不但与那位作家大唱反调，而且是一个反对民主的人。
在美国，反对民主的人是什么人！？尤其在我们那间以民主和开放著称的大学。
即便没有出息，面对这种莫须有的、且份量不轻的传言，也不能听之任之。只好去找这位汉语女教师，说：“如果你不懂得汉语，随便乱说情有可原，可你不是教授汉语的教师吗，然而你却对学生谬传我的发言，我不得不请教这是什么意思？”
。。。。。。。。。。。。
不知道你办公室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爱找茬儿的女人或是男人？你将会知道，那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男人”一样，度日如年。
以上种种并不影响我们的同事之谊，也可以说我们的关系相当西化……相当就事论事，所以当她又通过我向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的太太……英格，借用一批摄影作品的时候，我认为也很正常。
“某某教授正在撰写一部重要的著作，需要一些有关的照片，希望你能帮忙。”她说。
哪位教授？大家心照不宣。
英格是摄影艺术家，在中国拍摄过很多有意思的照片，对研究中国的西方人，很有参考价值。
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润滑上次的尴尬，该是顺水行舟，皆大欢喜，可是这个要求超出了我的能力。
在西方，就是向亲娘老子借钱也得打借条，难道她不晓得？闹得我只好再充当一次衰人：“非常对不起，我和他们朋友归朋友，却从不掺和经济往来，所以你得找她的经纪人。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非常愿意效劳。”
没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我效劳。
要是找英格的经纪人，恐怕就得大大破费一笔。
有缘再次在吕同六教授的帮助下，对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作品，做一次比较系统的观摩。
通过各位意大利文学研究者和专家的翻译、评介，相信读者像我一样，对卡尔维诺在意大利文学史上的地位、风格，将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第40节：非常地想起一个人
当我阅读卡尔维诺这些作品的时候，非常地想起一个人，一位著名的、已故的意大利服装设计师范思哲。这并不是说小说家卡尔维诺和服装设计师范思哲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可是当我阅读卡尔维诺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范思哲先生。
同时我也想到了将要开始的，一种以电脑代替人脑进行写作的方式。
如果说范思哲在某些方面颠覆了人们的审美趣味，以及对颜色的感觉，那么卡尔维诺早在二十、三年前，就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了一个颠覆。把文学从“手工业作坊”里押了出来，将文学从一种“手工操作”变成“机械化生产”。尽管他的故事、结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但内中确有一个公式。只要能破译这个公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相信很多作家，对创作谈之类的东西，很难就犯。而在卡尔维诺，不要说创作谈，就连操作的精密之处，或只能体会、不能言传的感觉也能通过他的公式解析出来。
很奇怪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同时进入中国的卡尔维诺，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赢得一大批追随者，不然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可以形成气候。可能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很赞成卡尔维诺的时间“零”理论，一语道出创作的一个精髓。
在阐发他时间“零”这一观念的《寒冬夜行人》中，我们看到了几个绝对出色的故事，但在故事与故事间的“轴承”部位，却与时间“零”的理论，失控相悖。致使这一“轴承”部位，运转得相当不灵活。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卡尔维诺时间“零”的理论失败，我相信在创作过程中，信马由缰、作家不能控制自己叙述的时刻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在那种时刻，颠覆被再次颠覆。
所以，有多少文学理论，也就有多少、甚至更多，不能规范的作家。
还有，他文字中那点玩世不恭的怀疑，不傻困在“文学”上的自信，也让人神往。
简介
作品：以女作家吴为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讲述了她及其家族几代女性的婚姻故事，描摹了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各色人等的坎坷人生遭际，展现了中国近百年间的时代风云，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进行了独特的记录与审视，描写了一个说不尽的时代。
作家：张洁，女，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北京市作协专业作家，国家一级作家。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祖母绿》（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森林里来的孩子》（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是我国第一个荣获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三项国家大奖的作家。
另有短篇小说集《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篇小说集《方舟》、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以及《张洁文集》（四卷）等。
简评：张洁说过：我以前写的所有小说都是为这部小说做的练习……哪怕写完这部长篇马上就死，我也甘心了……《无字》是她用生命写就的大书。写《无字》，张洁竟用了整整12年。《无字》不仅有凝重恢弘的宏大叙事，也有堪称经典的精妙细节，有丰厚的人性、社会内涵。
小说写情，写爱，写婚外情，写性，但并未囿于男女私情，而是将人物命运置于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下来展示，从而也写出了那个一言难尽的时代。在这部规模宏大的史诗体小说中，表现了中国女性，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心灵醒悟，因而具有了某种思想文化意义上的启蒙。
获奖经历：该书曾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第六届中国国家图书奖，《小说选刊》评选的2001年至2002年优秀小说奖。
第一部 第一章
1
尽管现在这部小说可以有一百种，甚至更多的办法开篇，但我还是用半个世纪前，也就是一九四八年那个秋天的早上，吴为经过那棵粗约六人抱的老槐树时，决定要为叶莲子写的那部书的开篇——
“在一个阴霾的早晨，那女人坐在窗前向路上望着……”
只这一句，后面再没有了。
这个句子一撂半个多世纪……
2
她为这部小说差不多准备了一辈子，可是就在她要动手写的时候，她疯了。
也许这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地方，一个案不过于造就那个案有关联的事物才有意义，对他人，比如说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这件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每时每刻有那么多人发疯。事实上你并不能分辨与你摩肩接踵，甚至与你休戚相关的人，哪个精神正常，哪个精神不正常。
但吴为的疯却让人们议论了很久。
当然，这不仅和她是一个名人有关，还因为她从小到老，一言一行，总不符合社会规范，在她那个时代、那一代人中间，甚至说是很不道德。哪怕与她仅有一面之交的人，也能列举出她的种种败行劣迹，——虽然现代人会对此不屑一顾。
所以她的疯，在疲软、需要靠不断制造轰动效应来激活的人际社会，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淡资，至少有那么——会儿显得不那么萧条。在她发疯之前却没有显出蛛丝马迹。
相反，据她的一些朋友说，她甚至活得意趣盎然——
就在不久前，由她出面，为一位年届八秩，门前车马稀落的前辈，安排了一个生日聚会；
她刚从西藏旅游回来，给每个朋友都带了礼物，那些礼物晶位不俗，总能引起朋友们的意外喜悦；
还给自己买了一套意大利时装，据说价格不菲；
又请了几次客，并亲自下厨，偶尔露峥嵘地做了一两个菜，在她并不稳定的厨艺记录上，那儿道菜肴的口味真是无可挑剔；
还有人说，在一场盛大的、庆祝什么周年的文艺活动中看到她，装扮得文雅人时；
一个要发疯的人，怎么可能对已经沦落到不三不四的日子，还有这样的兴味？在别人看来，她的发疯实在没有道理——不幸如叶莲子者并没有疯，吴为又疯的什么意思？虽然她发疯的那天早晨，有位记者打过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有个私生子？”
她语焉不详地放下了电话。想不到三十多年后，还有人，特别是一个男人，用这个折磨了她一辈子的事情羞辱她。但她已不像三十多年前，像美国小说《红字》的女主人公那样，胸脯上烙了一个大红A字，赤身裸体地成为众矢之的，任人笑骂羞辱那样人地无门了。要是这样的羞辱能解救她反倒好了。惨就惨在她的伤痛是这样的羞辱既不能动摇，也不能摧毁的。
有多少年，她甚至期待着这样的羞辱，以为如此可以赎去她的罪过，按照以毒攻毒的赎罪理论，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这种电话算得了什么！比这更惨绝的羞辱她忍受了几十年，可她的灵魂从未感到轻松，没有，一点也没有。不但没有，反倒越来越往深处潜去。
有那么一天，她豁然开朗，便不再空怀奢望，撑起心肠，归置好她的万千苦楚，明明白白地留下一处规矩方圆的地方，端端正正地安置好这只能与她同归于尽的耻辱。
每当想起这些，她的眼前就漫起一片冥暗、混沌。在那冥暗混沌之后，一道咫尺天涯、巨无尽头、厚不可透的石墙就会显现，渐渐地，又会有一束微光射向那石墙的墙面。
那束微光的光色，与叶莲子去世数天后她看到的那缕暗光的光色分毫不差。在那个凛冽的冬日，趁黑夜尚未交割清楚的时刻去到天坛公园，并在那几百年来不知存储了多少奇人脚步的小径上流连。一板一眼，按照一位据说能开天眼伪高人指点，应在受到无论什么由头的惊吓时猛然回头——突然，她被凌空飞来的一嗓剧嗽吓得一惊，回头一看，果然有一缕暗光在她身后一闪即逝；据说那就是母亲对她最后的关爱、眷顾。
回家的路上，天色仍旧晦暗，她走在行人还很稀少的路上，仰面朝对沉暗的天幕。那时，只有众生顶上的苍穹才能包裹她的创痛，且得是不见光明的、晦暗的。除了这晦暗的苍穹，一事一物似乎都在不过几步之遥却无望消抹的距离之外冷眼相望，毫无恶意却着实戳痛着陷于孤绝的她。
走着走着，她猛然看见天幕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恕”字。
这个“恕”字，是她很少想到，也很少用到的一个字，遍查她所有的作品，的确很难找到。
“恕”字和“谅”字不同，它只能解释为对他人所犯之大罪，相对以牙还牙这一极端的另一种极端，如宽恕、饶恕、恕罪等等。那恰恰是叶莲子的典型语言，是她从幼年时代就沦落于苦难之中学会的第一课：如何掂量这个世道的轻重？
这不也是对吴为不孝的回答？
在重要的关节上，吴为总能于冥冥中看到什么文字或是形象。
好比每每面对那石墙，便会在溟蒙中看到有铭文在墙上时隐时现，铭刻着与她休戚相关而又不可解读的文字。起先那铭文像是刚刚镌刻上去的，而后如遭风霜雨雪的经年琢磨，反倒越来越深地蚀人石墙，或那石墙如血肉之躯不断生长，渐渐将那些文字无痛无觉地嵌入自己的身坯。
那是一种莫测的，说有形又不可见，说无形又很具体的力量，日夜镌刻不息的结果。
之后，她安安静静地吃完了一顿早餐，包括一片奶酪，一片抹了黄油和果酱的烤面包片，一杯咖啡和一杯牛奶，一只很大的梨，然后去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