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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去之后呢？“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能够忘忧的，是什么样的酒呢？
薄酒可以忘忧。我所爱的，乃故乡用糯米制作的“醪糟”。到北京以后，少有一饮的机会。雪花飘飘的冬夜，故乡来人。那时，我正经历一段幽暗的心路历程，偌大的都市里，我如同落进眼睛里的一粒沙，怎也也融不进去。于是，与老乡一起冒着鹅毛大雪，穿了不知多少大街小巷，终于找到一家挂着“川妹子”的招牌的小饭馆。饭馆是不入流的，稍有身份的人都不会踏进来。在清脆如“大珠小珠落玉”的乡音中，我们相对而笑。两碗煮得滚烫的醪糟端上来了，雪白的糯米粒悬浮在半透明的液体中，中间是一只黄白相同的荷包蛋，真是一幅天然去雕饰的好图画。轻轻地品一口，闭了眼，外婆的小镇出现在面前：长满青苔的天井，堆满坛坛罐罐的厨房。而每到过年的那段时间，总有一个坛子里装着外婆亲自做的醪糟。那时，我常常偷偷地舀上一勺子，躲到天井的花台后品尝半天。外婆发现了，少不了既疼爱又生气地责怪：“生醪糟怎么能吃呢？吃了会闹肚子的。要吃，外婆给你煮。”但我还是更喜欢吃没有煮过的原汁原味的醪糟。而今，外婆老矣，已经没有精力做醪糟了，妈妈和姨妈们都没有学会外婆的绝艺，醪糟怕是永远留在记忆里了。
拿醪糟来对抗轩尼诗、人头马，似乎太“土包子气”了。但我觉得，人的尊严还不至于非得用酒的价值来衡量。中国成为法国名酒的最大销售地，我不觉得有什么骄傲之处。相反，我倒觉得国人的心理太脆弱。我喜爱一块钱一大碗的醪糟，因为它能解我的忧苦，解我的乡愁，仅此而已。
说完酒，再说女人，这是中国文人的劣根性之一。没办法，黄老先生的诗句就这么写。我也只好东施效颦。以丑妻为荣，黄老夫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坦率而可爱的男士之一。据说袁枚大才子的妻妾也个个姿色平庸，旁人问其缘故，袁枚说天机不可泄也。天机为何？黄庭坚一语点破：“白头”也。老夫子着眼于“白头”，而不在乎美丑，眼光之高远，实非时下“非美不娶”的芸芸须眉所能比拟也。
“多情却被无情恼”，东坡居士的告诫犹在耳朵边上，又有千千万万男士掉进美女的陷阱。假如你是一个平凡的男人，那么你在追一个美丽的女孩前，首先得作好“上刀山、下火海”的准备，把自尊心像一张废纸一样揉成一团扔到垃圾堆里去。尽管如此，我们也算准了失败的机率为百分之九十九。当然，这也怪不得漂亮的女孩，骄傲本来就是漂亮的影子，骄傲是她们无须用法律来保障的权利。谁能怪海伦有罪呢？特洛伊战争与她无关。我又想起了一则动人的希腊神话：阿尔弗斯在打猎时爱上了仙女亚丽苏莎。但美丽的亚丽苏莎不答应他的求爱，总是从他面前逃开，直至在奥第加岛上变成一泓喷泉。阿尔弗斯哀伤着，苦痛着，终于变成了伯罗奔尼撤半岛上的一条河。他仍未忘记他所爱，就到海中与那喷泉相融汇。
变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那浪漫的时代也过去了。今天还有美丽的女子变作一泓与世界一无挂碍的纯澈的喷泉吗？一个上海作家不无夸张地说：“上海的美女一半嫁到外国去了，一半住在酒店的包房里。”那么，就让我们姑且做一次阿Q吧，说不定退一步海阔天高呢？在池莉的《烦恼人生》中，妻子是一个趿拉着拖鞋、头发乱蓬蓬、脸上已有皱纹的平庸女子。可是，早上丈夫离家上班的时候，都市千千万的窗户下面，只有她的眼睛一直目送丈夫消失在人流中。想到这一幕，丈夫烦恼的心也就暖乎乎的了。美妻并非不能白头，可丑妻却绝对能白头——只要你飞黄腾达的时候不要充当陈世美。
“白头”的观念于新潮男女看来，简直保守到了极点。“只要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这一生已够沉重的人，何必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包袱呢？大学城里，恋爱成了一本薄薄的“半月谈”，没有一句是真话。被奉为校花的美女，周旋于几个男士之间，说爱就爱，说翻脸就翻脸。不是你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就是这么快。爱与不爱，冷漠与深情，成了一张随时可以翻转的扑克牌。但我还是想寻找“白头”，在将近八旬的数学家程民德先生家里，我看到了最平凡而最动人的一幕。老院士兴致勃勃地要找年轻时的照片给我们看，翻了几本影集却没找到，转身问老太太：“是不是你藏起来了？”老太太行动不方便，眼睛也不好使，撇撇嘴说：“自己胡乱放，却好意思怪别人！”老头老太真的象青梅竹马的小孩一样拌起嘴来。我们在一边，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忽然想起辛弃疾的句子来：“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当我们自己也白发苍苍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同样白发苍苍的、可以拌嘴的伴侣呢？
薄酒喝过了，尽管只有几度，却也微微醉了。美丽的女子远远地走过，行走的风景，夺人魂魄。多情是一把对准自己心窝的刀，伤的只能是自己。
父亲的自行车
有人说，十岁的小孩崇拜父亲，二十岁的青年人鄙视父亲，四十岁的中年人怜悯父亲。然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父亲是唯一值得一辈子崇拜的人。
父亲是建筑师，工地上所有的工人都怕他，沙子与水泥的比例有一点差错也会招来父亲的痛斥。然而，父亲在家里永远是慈爱的，他的好脾气甚至超过了母亲。在县城里，父亲的自行车人人皆知。每天早午晚，他风雨无阻地骑着吱吱嘎嘎的破车接送我和弟弟上下学，那时，我和弟弟总手拉着手跑出校门，一眼就看见站在破自行车旁穿着旧蓝色中山服的、焦急地张望着的父亲。一路上，两个小家伙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而父亲一直能一心两用，一边乐滋滋地听着，一边小心翼翼地避过路上数不清的坑坑洼洼。等到上了初中，父亲的车上便少了一个孩子；等到弟弟也上了初中，父亲便省去了一天两趟的奔波。可父亲似乎有些怅然若失，儿子毕竟一天天长大了。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半夜里听见客厅里有动静，起床看，原来是父亲，他正在台灯下翻看一本发黄的相簿。看见我，父亲微微一笑，指着一张打篮球的照片说：“这是我刚上大学时照的！”照片上，父亲生龙活虎，眼睛炯炯有神，好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此刻，站在父亲身后的我却蓦然发现，父亲的脑后已有好些根白发了。父亲一出世便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惨痛的经历使他深刻地意识到父亲对儿子的重要性。因此，在他的生活里，除了工作便是妻儿，他不吸烟不喝酒，不钓鱼不养花，在办公室与家的两点一线间生活得有滋有味。辅导儿子的学习是他最大的乐趣。每天的家庭作业父亲一道道地检查，认认真真地签上家长意见，每次家长会上他都被老师称赞为“最称职的家长”。母亲告诉我一件往事：我刚一岁的时候，一次急病差点夺去了我的小命。远在千里之外矿区工地的父亲接到电报时，末班车已开走了，他爬山涉水徒步行了一夜的山路，然后冒险攀上一列运煤的火车，再搭乘老乡的拖拉机，终于在第二天傍晚奇迹般地赶回了小城。满脸汗水和灰土的父亲把已经转危为安的我抱在怀里，几滴泪水落到我的脸上，我哇哇地哭了。“那些山路，全是悬崖绝壁，想起来也有些后怕。”许多年后，父亲这样淡淡地提了一句。
父亲是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与父亲在一起沉默的时候居多，我却能感觉出自己那与父亲息息相通的心跳。离家后收到父亲的第一封来信，信里有一句似乎漫不经心的话：“还记得那辆破自行车吗？你走了以后，我到后院杂物堆里去找，却锈成一堆废铁了。”我想了好久，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给父亲回信：“爸，别担心，那辆车每天晚上都在我的梦里出现呢，我坐在后面，弟弟坐在前面，您把车轮蹬得飞快……”
毕业生
一
北大的夏天，只有记忆是潮湿的。我们不是植物，不能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青春在窗边的风中飘逝了。玻璃做的风铃摔下来，发出最后短暂的呼救声。
谁来救我们呢？水瓶躺在床脚，布满灰尘。大四了，没有人像以前那样勤劳，跑到水房去打水。宁可渴着，要么喝凉水。床头女明星的笑容已经苍白，像一朵枯萎的忘忧草。录音机里还是那首令人心恼意乱的老歌，劣质的磁带，快要转不动了。
毕业论文上的字，像蚂蚁，各自回自己的家。我们或留下或离开，这座城市，我们呆了四年，尚未熟悉。
某某人出国了，某某人上研了，某某人找到了一个肥得流油的工作，某某人被遣返回偏远的家乡。一切都以平静的口气诉说，一切都不能引发一点激动。大四的最后几个月是一潭死水。
一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研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没意思。”他拿到那张梦寐以求的通知书后，静静地端着一盆衣服，到水房中冲洗去了。水房中哗哗的流水，总有好心的同学去关上。而时间是关不上的，虽然我们谁也不说。
蝉还没开始鸣，我们的心便开始鸣了。毕竟我们还年轻。
那支烟一直燃到尽头也没有吸一口，那根琴弦寂寞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弹一下。许多老房子消失了，校园里正在大兴土木。老房子留在照片里，我们呢？我们也能留在照片里吗？包括那些做作的微笑和夸张的“V”形手势。
深夜，一长排自行车哗啦啦地倒了，是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干的。楼上传来几声遥远的咒骂，却像是上帝在说话。翻个身，又迷迷糊糊地睡去。把愤怒留给新生们，把倦怠留给自己。
快毕业了，粉刺一点也不理会这个变化，依然肆无忌惮地生长，在我们胡须还未茂盛的脸上。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摔了好几个缺口，还是舍不得扔进垃圾堆里。照来照去，这个脸庞怎么也不能让女孩喜欢。月光都是伤人的，在一个接一个的不开心的夜晚。
昆德拉说，聚合都是为了告别。
还在想江南吗？还在写那些关于江南的诗吗？还在为那江南的女孩子牵肠挂肚吗？
“没有”——说没有的时候，有气无力。大讲堂拆除了，没地方看电影了。而那最后一场电影，恰恰又是看过的。
爱和被爱，似乎都没有发生。自行车骑得太快了，蓦然发觉该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停在没有方向的十字路口。
同窗们比陌生人还陌生，即使是那位睡在上铺的兄弟。一直都搞不清楚他的发型是怎么梳出来的。好多次想问，却没有问。
大家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馆里有四百六十万册藏书。躺在床上是自由的，看不下去的时候，便随手把武侠和爱情扔到床下。
宿舍的墙也会写诗，受诗人们的熏陶，墙上爬满甲骨文，等待着下一届的古文字学家们来解读。他们想像得出，自己所住的铁架床上曾住过怎样的一位前辈吗？女生楼前的白杨树，听惯了那五花八门的呼喊，或悠长，或短促，或如巨钟，或如电子琴，或深情，或绝望。那些呼喊的男生站在树下，日复一日地呼唤一个个女生的名字和名字后面的如花似玉。以后，还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呼喊，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
白杨树拱卫着女生楼，一言不发，一对恋人靠着它接吻。另一边，是另一对恋人。
这座宽敞而狭小的校园。
男生都在打扑克，女生都在织毛衣。
打扑克不是为了打扑克，织毛衣不是为了织毛衣。毕业前的日子，必须找一种办法来“打发”。前途是否如意，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对于离开，多少有点恐惧，虽然豪言努力地掩饰着恐惧。毕业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彼此的不同，水底的鱼浮到了水面，水面的鱼沉到了水底。
校园是不能缩到鞋底带走的。被单已经洗得发白。系领带的时候依然觉得别扭。教授的批评和表扬都忘记了，因为我们将生活在彼处。
蝉鸣的时候，行李都打点好了。上路吧，毕业生。
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唱到一半，就已泪流满面。仅仅是为了这座圆明园废墟上的校园，为了我们未曾燃烧的青春？
毕业前夕的小饭馆时挤满了毕业生，大声嚷嚷着劝酒的，默默地一杯杯喝光的。酒是青春的象征。那些最撕心裂肺的话，是刚刚喝醉的时候从心里流出来的。
第一次喝醉酒。原来醉酒的滋味这么难受，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稳，大脑是停止转动的风车。
老板娘说，每年六月，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她已习以为常。而对这一茬毕业生来说，这是最后的狂欢。
剩下的钱刚够点一盘花生米，那就来一盘花生米吧。
有人提议焚烧教科书，可没有多少人响应。走道里真的有焚烧的痕迹，纸灰在风中飞舞，像是香港鬼片里的镜头。
尘埃落定。把多余的自荐材料揉成一团，扔到屋角里。那些美丽的字句痛苦地呻吟着，它们的主人又爬到床上去了。世界上有这么小的床吗，书占去了一半的空间，剩下的不到两尺宽。
简陋的床上往往会做出美丽的梦来，因此我们将永远怀念它们。
毕业生是最早光顾食堂的一群。学弟学妹们都还乖乖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他们就趿着拖鞋走进食堂，一边皱眉头，一边挑选能够下咽的菜。从凉拌海带里吃出一只壁虎的尸体来的经历，以后将成为一个流传不衰的典故。大学食堂里，好吃的就只有典故了。
毕业生不再给家里写信。每次在电话里，懒洋洋地应付几句。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爱父亲和母亲了，他们只是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毕业生比新生更爱母亲。新生最爱的是女朋友，而经历过酸甜苦辣的毕业生们明白，最可爱的还是母亲。
毕业生们更多地谈论起故乡，无论回乡还是不回乡的，无论语气是炫耀还是鄙薄。谈故乡好像在谈校园，谈校园又好像在谈故乡，谈着谈着便谈混了。校园，即将成为另一座岛屿，另一个故乡。
故乡的小屋和校园的宿舍，两张照片重叠在一起。
哪里才是真正的家？
哪里才有家的感觉？
围墙外，车水马龙。“三三二路公共汽车，开往颐和园。”这是我们出门必坐的公共汽车。以后还会坐么？
一生何求，这是陈百强的歌。
一生何求，这是毕业生的歌。
那么多的哲学著作，还是没有解答这个问题。两点一线间匆忙的日子里，也没有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考试分数、名次、奖学金，这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及格、无所谓、糊弄过关，这是另一部分人的生活。
两种生活都是一样的。嘲讽对方不如嘲讽自己。试卷就像枯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回想起绞尽脑汁向老师套题时的情形来，每个毕业生都想笑。
怎么就到大四了？能够标识大四的，是蚊帐上的洞洞眼眼，是饭盒上坑坑洼洼的摔掉瓷的地方。而我们自己，失去了什么呢？可惜我们不是蚊帐，也不是饭盒，镜子里还是那张不英俊的脸。
领到毕业证书之后，再看一眼校园，才发现校园陌生得像大观园。
照不照一张穿学士袍、戴学士帽的照片？分辨是庄重多一些还是滑稽多一些？
翻开那些读过的书，密密麻麻的批语是自己写的吗？怎么自己也读不懂了？
每本书都代表着某些时间某些场合某些心情。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两个像“书”与“学生”一样亲近的名词了，大学里，我们做过的事情中，相同的只有读书。
六点钟，等待在图书馆的门口。门卫一开门，便像一群疯狂的股民冲了进去，其实里面不是阿里巴巴的宝库，里面只有书和看书的座位。有一次，哗啦一声，门上的玻璃被挤得粉碎。
在图书馆的电脑前查自己的名字，查自己所借过的书的名字，像跟遥远的老朋友打电话。第一本书是冰心的《致小读者》。那一瞬间，泪眼朦胧。
毕业了，没有挥手，那太矫情。驼着背，背上背着沉重的行囊。记得来的时候，行囊没有这么重。
三
那辆骑了四年的自行车该传给师弟们了，师弟们还看得上伤痕累累的自行车吗？曾经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孩远在天涯，天涯真的很远，不是心灵所能包孕的距离。
自行车的轮轴发出悠长的声音，像江南水乡的桨声。江南，江南，诗里梦里的江南，在北国凛冽的风中凝结成一块透明的琥珀。
冬天，校园的小路上多冰雪，骑车摔跤是常事。有时，一长串赶去上课的学生摔成一堆。大家笑笑，爬起来拍拍雪花，又疾驰而去。
只是因为年轻。那些垂垂老矣的高官，在带着恒温装置的高级轿车里，真的比我们舒服吗？他们混浊的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