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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机成为军阀中的强者的冯玉祥，还是西北文化的化身、以土财主的思想方式解释儒家典籍、稳做山西王的阎锡山；无论是马匪出身、杀人如麻、满口脏话的大帅张作霖，还是上海滩流氓出身、代表东部财团利益、最有“领袖”气质的蒋介石，他们之所以拥有脚下的土地，是因为他们首先向土地及土地代表的文化俯首称臣。这个时代的强者只有一种人：手捧《论语》，心想《厚黑学》；外表是圣人，骨子里是草莽。
其实，过去的中国大地便是一个京剧的大舞台。想上舞台当主角，你就得抹上花花绿绿的油彩，穿上奇奇怪怪的服装，做出扭扭捏捏的动作，或男人扮女人，或少年扮老人。在这个舞台上，只有高度扭曲的人，没有丝毫的真实与美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国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只是一场“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戏剧而已。没有一个演员演的是自己喜欢的剧目与角色。正如李敖所说，“中华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举手一投足，就可能跟过去搭上线。你以为你举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它们全被线上的老相好操纵，这老相好，就是历史。”
草莽时代，意味着旧秩序的失控与新秩序的空缺。草莽英雄们，显然不可能有追求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意向。草莽们曾经一无所有，甚至于饿肚子，所以他们的理想便是天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在肉和酒都少得可怜的中国，要想“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得拥有权力。文化的缺陷与人性的弱点相结合，使这个民族只剩下对权力无休止的渴望。还要记住一点，在这个国度，权力是没有制约的。这样的权力谁不爱呢？霍布斯这样分析草莽们孜孜不倦追求权力的心态：“这样不仅是在现状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权力不能满足。而是一个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现有丰衣足食的条件与能力，已确切在自己的掌握中。”
一位西方著名的观察家认为，二十世纪“理解中国”的只有三个中国人，即：鲁迅、蒋介石、毛泽东。我认为，鲁迅是唯一有相对的免疫力的人。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毛自诩自己颇有“山野之气”，田家英则私下里批评毛“古书读得太多，深味权谋之术”。
在鲁迅看来，历史是鬼们的庇护所。而福柯则说，深藏在历史背后的是“存在的话语”，这种话语在某一瞬间抓住某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如何了不起，他也像齐大大圣一样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时间久了，被害人与作案人，吃人者与被吃者的界限模糊了，历史成为牛鬼蛇神们一起加入了一次狂欢节。
这是一种非常悲观的看法。在我读完像三部曲一样的三本书的时候，我不得不接受悲观的摆布。那么多美丽的谎言像秋天金黄的银杏叶一样随风而逝，那么多巨大的青铜像被拖到炼狱里五马分尸。
雅斯贝尔斯低沉的声音自回音壁的那一端传过来：“谁以最大的悲观态度看待人的将来，谁倒是真正把改善人类前途的关键掌握在手里了。”
生活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只能这样。
望断天涯路
——民主化进程中的旧俄、台湾知识分子比较
一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晚于欧洲诸国，却早于亚洲诸国。 从某些层面看，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军事的强大，地理的扩张，以及文学、科学、艺术、音乐、美术领域的星光灿烂，都是其引以为自豪的。然而，不可否认，从最基本的层次，即建立一个健全、整治、民主、蓬勃有生机、能适应现代世界的国家这一点来看，长达两个世纪的改革却彻底失败了。民主遭到践踏，在大动乱、大革命之后旧俄罗斯变成了新的“古拉格群岛”。新引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历了七十年仍不能适应俄罗斯的环境。七十年之后，俄罗斯又一次忍受整体崩溃的打击。
我认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堪称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一群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等文学大师，赫尔岑、巴枯宁、舍斯托夫、奥加列夫、列宁等思想大师，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也无法提供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无法拯救自己的祖国？他们在旧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们致命的缺陷究竟在哪里？
这些问题，在俄裔历史学家拉伊夫的名著《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一书中有精辟的回答。这本著作中，他首次剖析了几代知识分子所犯的错误，而在以前，人们只是歌颂那些伟大的心灵。
早在十八世纪，俄国文化的诞生以普希金为标志。这是一种态度暖味的文化，即受欧洲启蒙主义的影响，又吮吸着东正教——专制君主制精神的毒汁。彼得时代，俄国文学中充满了揭露暴行、暴力的描写和宛如脱缰野马的讽刺小品，但是，新的知识分子人格的产生依然遥遥无期。
叶卡特林娜二世时期，由于控制的加强，知识分子作为上层的先锋，敏锐地感受到两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是上层的道德使命和为人民做好事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对国家、对最高权力的化身即独裁君主所承担的义务。
两者之间如何选择？“不选择”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不幸的是，“不选择”是俄罗斯的传统，它可追溯到普希金的《奥涅金》中——我什么不也不干，总不至于有罪孽吧？我只救出我自己，算不算一种进步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是一个醒目的标志。独具慧眼的别林斯基称之为“高耸在当代文学沙漠上茕独的金字塔”，用意显然不在于书中对高加索山水的诗意描绘，也不在于作者故事套故事的叙述技巧，而在于“当代英雄”毕巧林本身的哲学内蕴。所谓的“英雄”，却是一个“心灵的残缺者”，莱蒙托夫是个严肃的作家，他并不把此书当作喜剧。“我的躯体中有两个并存的人：一个完全体现了‘人’字含意。另一个则是在思考、判断着的人。”后一个“人”不断地揭露着一个“人”的卑鄙与无耻、荒淫与无聊。他指责“我的心灵让上流社会给毁了”，他以被上流社会驱逐来作为唯一的反抗。在那个时代，能够如此，确实算得上“英雄”了。
“我是为了自己才爱别人，为了满足自己心灵中的一种怪癖的需求。”毕巧林的这种“爱”给他周围的人带来灾难，他成了人间悲剧的“成全”者。莱蒙托夫不愧为伟大的诗人，他洞见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心灵的秘密：他们游离于社会整体之外，是名副其实的“多余人”。而“多余人”在俄罗斯文学中是最为光彩照人的人物系列。
为什么出现毕巧林这样的“多余人”？难道仅仅是性格的因素吗？那又如何理解“多余人”的普遍性？拉伊夫的发现与莱蒙托夫一样，他用的是史学家的显微镜。他分析十九世纪初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时认为，他们首先领悟了伦理和理智准则，并从这些原则产生他们日后的社会与精神理想。孤立与自我专注是这些年轻人成长的特权环境的不幸产品，圈子里的人与外界隔断，和社会上的人形同陌路。他们反对官僚作风，也看不惯国人那样在乎物质利益。有些人朝内心退缩，没能发挥在社会进程中起积极和建设作用的能力。在批判现有制度、谴责社会不平等现象时，他们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标准，有时还充当社会的榜样。但他们没有几个人能够顺利回到自己所属的社会中去，而只能生活在自己造成的封闭世界里，经受梦想和幻觉的诱惑——也就是说以空谈代替现实，对他们来说，那似乎是唯一的现实。到了契诃夫那里，他们都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赫尔岑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界的领袖，即使是列宁也把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作旧俄的“思想库”。拉伊夫第一次对赫尔岑及其集团提出异议：这群精英知识分子一方面背叛自己的贵族出身，另一方面又不愿与政府或商业社会合作，他们根据“人民”来界定自我——其实，“人民”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作为一小撮，他们在“圈子”里过着孤立的精神生活。“与农民一样生存”只能在口头上说说而已 。正如拉伊夫不无嘲讽的说法：“除非他们显示能为远远落后于俄国文明进步的农民的前途发挥何种特殊作用，否则这个目标是达不到的。”
知识分子不参加改革，缘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劣根性。他们太迷恋于真理和“新启示”，不屑于零星的改革活动。“即使帝俄没有采取检查和处罚等愚蠢手段，知识分子骨子里也不可能在帝国政权的指导和鼓励下参加创造性活动。于是他们索性对种种改革的努力袖手旁观。”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改革，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国家倒是强大起来了，但制度的核心却是极权主义的。“沙皇”一直是一片拨不去的乌云，这片乌云甚至越来越厚，“新沙皇”斯大林的可怕就超过了老沙皇千百倍。暴行无须再描述了，从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中就能感受到：“恐惧和缪斯轮流／在失宠的诗人家中值日／夜来了／何时黎明它不知。”
暴政是夜，民主是昼。但旧俄知识分子向来不太重视民主的意义，这也跟旧俄的传统有关。旧俄信仰那些最有终极性的理想，如绝对的善、最后的真理等等。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因此，中间性的、过渡性的、用以制衡恶的、承认人的局限的“民主”，在旧俄知识分子眼里变得非常次要了。他们不理解，民主虽然仅仅是一种不太坏的生活方式，它本身也有太多的弊端，但与独裁相比，它毕竟是一大进步。参与民主的进程，比起袖手旁观来，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呢？
袖手旁观一阵就要卷起袖子来放火了。孤芳自赏，和外界隔断，一心等待通过社会革命来一次剧烈的彻底的大变革的知识分子，逐渐对“守株待兔”感到绝望。为了坚持最终目标，他们反对任何妥协方案和温和改革，拒绝参加当时正在逐步形成的公民社会。拉尔夫的的分析是准确的：“既不能接受任何不按他们条件进行的改革，他们便采取不妥协的反对态度。这是知识分子深刻的本性使然。”
当民主被悬置起来以后，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便泛滥起来，异化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分恨强烈而冷酷无情。这种仇恨超过了法国大革命的仇恨。不管社会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除非专制独裁彻底垮台，他们不会甘心罢休。加缪写过一部重要的剧本《正义者》，主人公正是一群从事暗杀活动的旧俄青年知识分子。悲壮的献身精神是否能维系事业的正义性？这是加缪所怀疑的。拉伊夫发现了这个悬崖：“从这个方面看来，不是激进知识分子的行动而是他们的思想带有极权主义色彩。”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人民意志党成员暗杀。那声枪响已然预示着旧俄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下，尽管那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还只是星星之火，列宁主义还未成形。就像君主独裁由于它在专制政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能改变，激进知识分子的立场也注定一成不变。这样，一面是独裁的沙皇，一面是激进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俄国社会对立的两极。这两极都不接受民主。于是，悲剧便诞生了。
当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给自己套上绞索的时候，再想挣扎已经迟了。革命首先毁灭了便是知识分子。相反，知识分子的生存依赖民民主制的保障。诗人曼德尔塔姆这样描述当代的生活：“它们宣称它们的事业与人无关，它们需要利用人，像利用砖石、水泥一样地利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着人。社会的建筑是以人的规模为度量的。有时，它也会与人相敌对，用人的屈辱和渺小来滋养它的伟大。”斯大林消灭了托尔斯泰，这是俄罗斯最大的灾难。
民主的困局一直延宕到二十世纪末，苏维埃联盟的解体，也是“两极对立”的思维的解体。新俄罗斯开始的民主尝试是艰难的，要把为“真理”而奋斗的传统扭转到为“民主”而奋斗上来，不是立竿见影就能办到的事。在新俄罗斯，拉伊夫所赞赏的“有根”的专业知识分子渐成气候。“在白银时代”，这类知识分子势单力薄，未能帮助公民社会产生出一套本身的、包括价值、原则与实践经验的完整的意识形态，藉以引导它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而今天，这一切似乎又成了可能。
专业知识分子与民主互为因果。公民社会越成熟，专业知识分子就越活跃。拉伊夫所列举的“白银时代”的专业知识分子，如：自由职业者、工程师、化学师、律师、医生、教师等，还包括一九零零年前后出现的职业艺术家、作家、“思想家”——他们忠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艺术，除了本行之外，在社会上不担任任何角色，并靠出售作品过活。他们最终未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原因在于：没有作为目标的民主来让他们追求，也没有作为制度的民主来保护他们，只好听任激进分子主宰了，民主，既能保全君主本身，也能保全知识分子。可惜，知识分子和君主都对它视而不见。民主，像一块磁石，能将两极之物吸到一起来，可惜，旧俄没有这块磁铁。
如果把金字塔看作是专制体制，那么哥特式建筑则可看作民主体制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使我们迷恋的不是一座新的社会金字塔，而是社会的哥特式建筑；重心和力量的自由游戏，人类社会被想象为一座复杂、浓密的建筑森林，在那儿，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一切都是个性化的，每一部分都与巨大的整体相呼应。”
二
台湾是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概念，这块土地的美丽与苦难成正比。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地历史里，像微量元素一样的台湾知识分子，一面抗议、反叛、揭露异族残酷的统治，一面对本民族腐朽麻木的精神痼疾痛加针砭；一面从大陆的新文化运动中盗来民主和科学的火种。一面加强保护着遭受摧残的传统文化。一九四九年以后，民族分裂时期，台湾知识分子更是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下，自觉地肩负起尚未完成的启蒙使命，为了自由，像杜鹃啼血般呐喊；为了爱，像耶稣一样登上十字架。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民主化进程迅速推进。时至今日，一个“开放社会”，已初步形成，国民党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权力的制衡正在整合，新闻出版全面放开，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与领袖人物的开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几代知识分子以身相殒、前仆后继的奋斗。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与现行体制抗衡，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积极地、坚韧地反抗极权制度。正如加缪所说，“在这不可敬的历史中，用可敬的方式努力于人的尊严。”民主在台湾的开花结果，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如经济的腾飞、教育的进步、信息的传播和美国的压力等等。但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乃是“重中之重”。他们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播下种子，数十年如一日地培育，终于诞生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如果说俄罗斯知识分子“上究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脱离于现实也脱离于历史，从而被排斥于风驰电掣的社会进程之外；那么台湾知识分子则是“脚踏东西文化，手写家事国事天下事”，敏锐地为时代把脉，当仁不让地给孤岛开出药方，从而成为历史进程的有力推动者。
重走几代台湾知识分子的肉身和精神之旅，寻觅那些杰出的代表人物的足迹和屐痕，对我而言，充满的诱惑力。因为，这是解开我自己心中一团乱麻的最好办法，也是我从黑暗的迷宫般的隧道里突围的最佳方式。为何不试一试呢？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颁布“戒严令”，严酷控制岛内人民，在台形成“大屠杀大恐怖”的局面。尤其注重对舆论的监控，凡是出版物、印刷品，必须送警备司令部备查。在三十多年的“勘乱”时期里，台湾知识分子所受的赤裸裸的迫害、压制、折磨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有过入狱的经历，如下表所列：
知识分子姓名 被捕原因 入狱时间
杨逵 二·二八事件中起草“和平宣言” １９４９～１９６１
雷震 办《自由中国》杂志、“掩护匪谍”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陈映真 参与“民主台湾同盟” １９６８～１９７５
柏杨 “大力水手”事件（《文季》事件） １９６８～１９７８
李敖 “妨害公务”、“叛乱” １９７１～１９８１
陈鼓应 台湾大学学运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