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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所谓“文运与国运并隆”、“臣心体君心而共济”，简真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的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具是太监入宫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
《明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廪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廪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廪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廪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廪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些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缜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人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舒芜曾在一九七六年作《四皓新咏》，用汉代“商山四皓”的典故咏北大的四位文化大师。舒芜
本人就是“反胡风运动”中挥刀自宫的急先锋，残疾的痛楚他有亲身的体验，因而对比他迟几年登场的四位大知识分子的心态洞若烛火。《四皓新咏》在当时知识界中激起很大的反响。
我不愿意引用舒芜的诗句，他本人其实是没有资格写这样的诗句的。不过，唐兰先生有四首《和四皓新咏》，却是写得入木三分，不妨引用在下面：
（一）
贞元世论阐天书，元老丘明学谴儒。
耳畔缪然环佩响，招摇过市女同车。
（二）
盲目诗人辱爱罗，少年轻薄记曾呵。
濯缨濯足须重论，山鬼能知事几多。
（三）
司寇重新论孔丘，尚须含蓄隐机谋。
捉刀尽尔翻云雨，学舌鹦鹉岂识羞。
（四）
獭祭虫鱼老玉溪，巫山沧海总无题。
郑笺昨日翻新样，前度刘郎温比齐。
王利器先生也有四首《和新四皓》。第一首注为“河南佬”（冯友兰），第二首注为“苏北生”（魏建功），第三首注为“徽商”（周一良），第四首注为“福建子”（林庚）。在讽刺之余，也有沉痛的反思：
（一）
东鲁归来道益尊，无端狗曲恣穷经。
世间笑骂由他去，自有诸生呼圣人。
（二）
盗丘女谒启宗风，国子先生一脉通。
若问当年齐楚事，是咻是传大江东。
（三）
迥黄转绿无定期，又是经筵侍讲时。
一部宫闱彤管史，野鸡先讳汉宫仪。
（四）
美人芳草寄幽思，不尽亲扯说楚辞。
自古谈诗无达诂，腐儒集注有朱熹。
今天重提这些诗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令未死的或已死去的先生们难堪，令先生们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难堪。然而，难堪与事实真伪无关，它只能提醒我们：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必须付出精神的残疾为代价。当然，他们四人参加“梁效”写作班子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积极主动的，有的是半推半就的，还有的是被逼无奈的。那是一个精神遭到普遍扼杀的年代。虐杀是合法化的，被虐杀也是合法化的，指责谁的品德毫无意义，正如指责泥鳅为什么生活在污泥中。我所思考的角度是：污泥如何让泥鳅适应它，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它。
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所谓“知识”，便是“应帝王”的本钱。一代大哲冯友兰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在《三松堂自序》中，他这样评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实在论占优势……后来我的哲学思想逐渐改变为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后来他却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畸形的文化造就畸形的学问，畸形的学问则导致畸形的用途。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召见一批学者，每个人进去谈几分钟。出来以后，其他学者们都没有说什么，独独冯氏大大地赞美蒋：“真英雄也！”可惜，不久之后“英雄”败退台岛。于是，冯氏又把新的统治者毛泽东当作“伟大领袖”供奉起来。“文革”期间，他写下了不少歌颂领袖甚至领袖老婆的文字。天地大境界，人生小舞台，可怜哲学家，侍奉江娘娘。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老子》还是《论语》，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绝对找不到读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全集时的那种感觉——清晰的逻辑、严密的体系、超乎于功利之上的对知识的单纯的渴求，这一切都充满了阳刚之气，令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我想起美国社会学家西尔斯论述知识分子本质的一段话：“在每个社会里，总有一些对神圣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引导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在每个社会都有少数人愿意经常苦思冥想一些象征性的事物，这些事物通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很遥远。这些少数人有一个需要，需要把这种追求，表现在真挚的笔下对话中、诗歌中、雕塑中、历史回顾和写作中、仪式操演和崇拜活动中。”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恰恰少了这少数非太监化的知识分子。
既然魏连殳、范爱农们都逃脱不了太监化的命运，那么阿Q、华老栓们更是无知无觉地生活在庞大的“蚕室”里。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事，“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舀汤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舀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上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舀了一片肉，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性禁锢大大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觉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物质利益。”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在了。
赖希认为，“自由”指的是每个人为了以合理的方式塑造个人的、职业的和社会的存在而承担的责任。那么，中国人之所以不需要自由，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责任感。而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责任感，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生殖器。这就是国民性问题的实质。就好像一处悬崖，智者们中有不少人到达这里，张望一会儿，发觉深不可测，便又悄悄地缩了回去。因此，“什么是中国”或“中国是什么”，至今仍是学者们手中理不清的一团乱麻。
一个冬日的黄昏，我骑着自行车沿着皇城根儿赶路。疲惫的太阳斜挂在角楼上，几个缩头缩脑的老头在护城河边聊天，厚棉袄包裹下的，是一颗颗怡然自得的心。我忽然想起老舍的《四世同堂》来，这座古老的城市，这个古老的国家，在蹂躏在践踏中生存了下来，但却只剩下一副残缺的身躯。一切都在过去，一切都在重演。一些丑陋的面孔在微笑，一些美丽的面孔在流泪。梦还得做下去，只有在梦里才不知身是客。时间打磨着鲜活的记忆，空间定格着飞扬的想像，无处逃遁，无从挣扎，无法改变。
鲁讯说，这是一间黑屋子，满屋子熟睡的人们。我说，这是一间蚕室，满屋子快活的太监。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七十二周年祭
一
那一天，阳光如此灿烂。那一天，人潮如此汹涌。那一天，青春如此妩媚。那一天，枪声如此清脆。
七十二年了，岁月无声无息地过去。五千年的文明，在这一天之前，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在这一天之后，也有比这一天更沉重的记忆。于是，我们忘却了这一天：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我们已然不堪重负，过去的就让它们过去吧。英特尔给我们奔驰的心，宝洁给我们洗发水，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听着刘德华长大的一代人，需要全副精力面对一个变化太快的世界。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报纸，热热闹闹的。一个电影明星赴外国电影节，她佩戴的钻石的价值相当于一名工人一千年的收入总和；又一座巨型商场开张了，世界名牌的春装全面打折酬宾……关于七十二年前的那一天，只字不提。仅仅是疏忽么？有的火山被海水淹没，睡着了。谁也没有权利谴责今天，但关于昨天，关于记忆，关于爱和恨，我还有许多话想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北大、清华、师大、师大附中等八十多所大中学校及社会各界人士共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会议，大会通电全国民众，反对段祺瑞政府签证卖国密约。会后，与会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在执政府门前，卫队突然向群众开枪，打死四十七人，打伤一百五十多人，失踪者四十人。三月二十一日，《京报》记载当时的情景：“民众在此枪林弹雨之下，血花飞溅，尸骸遍地，血流成渠，陈尸累累，景象惨酷，悲痛之极。”“悲痛”前面没有主语，谁悲痛呢？段政府的高官和士兵们是不会悲痛的。他们书写公文，盖章签字，优雅如诗人；他们端起枪支，挥动大刀，潇洒如侠士。他们面带微笑，看着你们像稻谷一样一茬一茬地倒下；他们说现在胜利了，“暴徒”统统被消灭，可以安安稳稳地举起装满香槟的酒杯；他们说鲜血不是鲜血，尸体不是尸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往事如烟。
他们以为杀戮能够保护他们罪恶的生活，他们以为死亡能够威胁所有的心灵。他们错了。一位身材矮小、神色凛然的文人站了出来。“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他的心原本是一团死火，冻在冰层里，这一刻，喷涌而出。我想，鲁讯先生的这段文字是和着泪写成的，尽管他绝少流泪。“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死者无法开口说话，但是死者还有爱人，还有师长和朋友。死者的声音通过爱人、师长和朋友留存、传播。要么，杀死所有的人？杀死“历史”？像爱因斯坦那样，穿越时空隧道，打碎那面惨白的镜子？
一九二六年三月底，京师地方检察厅在调查结果中承认：“群众并无犯罪行为，且未达到不正当侵害之程度，府院卫队实无开枪之必要，不能认为正当防卫。”墨写的谎言怎么能掩盖血写的事实呢？“大学者”陈源教授嘲笑学生“自蹈死地”。鲁讯先生说，这样的议论“比刀枪更可惊心动魄”。这是不见血的屠杀。七十二年以后，陈源式的“学者散文”似乎重新复活。制造“流言”的技巧，或许可以换取红顶戴。我在书店里看到“陈源”的著作，便想猛吐唾沫。周作人很少这样愤怒地骂人：“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段祺瑞们为什么不怕“史官”呢？因为陈源之流就是他们的“史官”。我用刀枪写经典，你用笔墨来注释。狼与狈的亲密合作，完成了一部中国“大历史”。
二
然而，我却想写一部中国“小历史”。三月十八日，是一扇透出微光的窗户。
刘和珍，一九零四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自幼丧父，家境清贫。我可以想见你的勤劳，你高超的针线与厨艺，你与母亲相依为命，你在一盏如豆的灯下读书到天明。一九一八年，刘和珍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西女子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校刊《江西女子师范周刊》的编辑。我在图书馆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你的文章，但我猜想，你的文字必不同于卓文君，不同于薛涛，不同于袁枚的女弟子们。蕴藉中有锋芒，温婉中有热情。一九二三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预科，不久，转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鲁讯先生的印象是“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然而，子弹却不会还报你以微笑。一颗子弹从你背部入，斜穿心肺。你才二十二岁。
杨德群，一九零二年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九一三年考入湖南女子师范学校，深受杨昌济、徐特立的赏识。一九二四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一九二五年到北京求学，先考入艺术专科学校，后考入女子师范大学。我想，你的案头一定放着《娜拉》，放着《狂人日记》，放着《新青年》，放着《新潮》。然而，潮已落，新已变旧，你愤慨地说：“处在这个内敌外侮交相逼迫的次殖民地之中国，倒不如死了干净。可是，我要死，也要先炸死几个卖国贼才甘心。”你仿佛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鉴湖女侠的转世。当刘和珍中弹后，你想去扶起她，弹从右肩入，穿胸偏右出。你倒下了，但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你的头部和胸部猛击两棍。二十四岁的你殒身不恤。
魏士毅，一九零四年出生于天津商人家庭。你的父亲一定想要个男孩，否则怎么会给你取一个男孩的名字呢？你是锦衣玉食的小姐，偏偏又极有才华，读书过目不忘。十岁时入天津普育小学读书。一九一九年秋考入有名的严氏女中。一九二三年，考入北京燕京大学预科。你没有丝毫大家闺秀的娇气，在湖光塔影间认认真真地做功课。你本来可以成为一名女学者。那一天，你自告奋勇举起校旗，走在女校队伍前头。你的手臂纤细，风吹乱了平时“一丝不苟”的头发。两颗子弹击中了你的胸膛，你还来不及理一理额前的刘海儿便倒下了。卫兵又用刀砍，棒打，鲜血染红了人雪白的棉布衫。你快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