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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乾隆阴险毒辣，令人发指，直抵李宗吾“厚黑学”的最高境界。
这位“十全老人”御宇六十余年，不能说没干过好事，但干的坏事也堪称是空前的。仅以文字狱而论，乾隆朝大案就有一百三十多起，文网之密、文祸之巨，让人瞠目结舌。
第一大案为伪造孙嘉淦奏稿案。该稿在民间流传，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遍劾满朝重臣。乾隆震怒，酿成巨案，缉捕人犯上千，革职拿办督抚大员十数名。乾隆所发上谕就达三万余言。大学士孙嘉淦心惊肉跳，对围在他身边的妻儿说：“皇上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我真是罪无可辞！”终于惊惧而死。
禁书运动。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查禁明末清初野史为主的禁书，乃是乾隆的独创。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即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且让后代子孙也掉了脑袋。乾隆严斥江宁布政使陶易：“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成何心！”指示办案官员，“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用《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郑少秋扮演的笑嘻嘻的乾隆，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么！王锡侯花十七年时间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因未避讳，乾隆发现直书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不容诛，应照大逆律问拟。”结果，王锡侯斩立决，子孙七人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之子为奴。在乾隆眼里，人的性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自己的江山无价。于是，杀人便成了保卫江山不变色的正义行为。
我对乾隆这个“明君”的厌恶超过了桀纣等“暴君”。
一百八十二
上古我欣赏刑天，欣赏他断首之后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赏嵇康，欣赏他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近古我欣赏李贽，欣赏他天牢中挥刀自刎的豪迈；近代我欣赏谭嗣同，欣赏他留下来为求一死的决绝；现代我欣赏鲁迅，欣赏他让海婴“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脱；当代我欣赏李敖，欣赏他稳占五百年来汉语写作前三名的骄傲。
有一天，我将欣赏我自己。
一百八十三
以前我很佩服书读得多的人，他们在我的面前宛如庙里的菩萨。后来我发现菩萨是泥塑的，心里顿里凉了。王韬在《淞隐漫录·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刻险狠，阴贼乘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学院是伪君子最多的地方，一个个作高蹈状，一有风吹草动，便成为画眉的张敞。人没有知识并不可怕，人没有骨气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虽有知识却没有骨气的人。
一百八十四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句名言：“要么著书立说，要么退职回家。”这句话令教授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普大的传统：一本好书能提高大学的声望，反之，一个没有建树的教授将影响学校的声望。
北大可不这样认为。北大出版社近年来出的最好的书却是比尔·盖茨写的《未来之路》，这本书与北大无关。北大的教授数目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但数目却与研究实绩不成比例。
一百八十五
泰戈尔与甘地见面。
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
是艺术重要，还是“我们”重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也百思不得其解。
一百八十六
殷海光说过：“当人的思想不通时，需靠固执或依靠权威来维持自己的中心观念；当人的思想不透彻时，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词泛语的摇惑；当人的思想严密且灵动时，他既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的摇惑。”中国知识分子中，前两类人居多，后一类屈指可数。读书破万卷的经学大师们，没有几个是思想“通”了或“透彻”了的，只好走向权威和大众。“帮闲”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实在找不到自己，姑且这样混口饭吃。
一百八十七
小说的命运。
舍斯托夫说：“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加缪说：“小说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由是，小说的命运是悲惨的。
肯尼亚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吴奇古，因小说中的反独裁倾向被当局逮捕入狱，一九八零年被迫流亡英国。他的《笔杆子：抗拒新殖民时期肯尼亚的压迫》一文，揭露了独裁体制的“自我殖民”，比昔日英国白人的殖民主义更加可怕。他的小说《一粒麦子》、《血之花瓣》对非洲的命运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杰作《战争的幸存者》在肯尼亚被查禁，是小说的主人公“马迪加里”闯的祸。肯尼亚总统莫依听见大家说，有个叫马迪加里的家伙在全国宣传革命，他便下令逮捕这个人。警察头子领命后折腾了半天，才发现这个人是小说里的人物。于是，小说便被禁了。
非洲作家也有非洲作家的幸运，他们的独裁者愚昧得有些天真。
一百八十八
杰姆逊说：“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这句话击中了乐观主义者的要害。
一百八十九
爱一个人，不要恋栈他。恋栈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悲剧。谁能白头偕老，谁能海枯石烂？
爱一个人，就要离开他。或说，当你离开他，才会明白你对他的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爱情。
尽管这是一首最让人哀伤的唐诗。
一百九十
最愚蠢的猎人。
最愚蠢的猎人们在熊皮还在活熊身上的时候，便开始讨论、争吵怎样分配熊皮。结果，他们全都丧生在熊掌之下。
一百九十一
倘若用听单口相声的心境去听元首们的讲话，那么将保证永远不受其迷惑。可惜的是德国人太老实，把希特勒这个相声演员当成了布道者。
一百九十二
检查制度。检查制度划定一个圆圈，规定：禁止踏入！懦弱的写作者，则在自己心中划定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面积是前者的很多倍。
一百九十三
《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战死疆场。出征前他说：“如果避而不战能永生不死，那么我也不愿冲锋在前了。但是，既然迟早都要死，我们为何不拼死一战，反而把荣誉让给别人？”
说人有选择的自由极度虚妄。我们的处境比赫克托尔要好，我们的表现却比赫克托尔更糟。放弃自由，成为俘虏，充当异族奴隶，多数人走这条道路。
一百九十四
奥勒留说，死亡如同果实从树上熟落，或演员幕落后退场。这是浅簿的乐观主义。绝大多数果实还没有熟便被鸟儿啄坏了，绝大多数演员幕还没有落便倒在舞台上。
一百九十五
大家结党去革命，结果党外的人便成了反革命。
一百九十六
古来清君侧的人太多，但知道问题出在君本身的，却太少了。
古来杀皇帝的人很多，但杀了皇帝之后自己不做皇帝的，至今还没有一个例外。
杀来杀去，血流成河，帝国体制却秋毫无损。
一百九十七
正如人有左脸右脸，社会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当半边脸长了个艳若桃李的大疮，另半边脸也不会再有动人的魅力。
一百九十八
胡适说：“不论在什么国家，只要政治不上轨道，只要政权不能和平转移，只要缺乏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政治改革的责任就永远是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青年人易受激动，无须为妻子儿女着想，敢冒争斗之险而追求理想；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出于纯洁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是出于自然的动机。”
韩国的今天，是青年学生争来的，全斗焕、卢泰愚是否想过自己会成为被告？看到他们在法庭上的虚弱表情，死者瞑目，生者欣慰。没有等来的民主，只有争来的民主。俱往矣，杀气腾腾的全、卢二君的同伴们，且看你们朋友今日的下场！
一百九十九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系人才济济，半个多世纪出了七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问及其奥秘，系主任曰：“物理系教授和学生的原则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做别人让你做的事。我们不做实用的、尤其是和武器有关的实验，而长期从事纯理论纯科学研究。”
中国高校却像喧哗的菜市场——把所有研究都变成现实生产力。
二百
文章写出来后，朋友减少，敌人增多。这样的文章必是能千古流传的好文章。
二百零一
研究人性，与其在哲学系里听教授高谈阔论，不如到动物园里去看禽兽张牙舞爪。
二百零二
赞美现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中人，他们的蚊帐里没有一只蚊子，心安理得在床上打坐修行。
否定现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外人，被蚊子咬得活蹦乱跳，自然要把蚊帐撕扯掉。
二百零三
只能让儿童读的童话不是好的童话。好的童话还能净化污染了的成人的心灵。
二百零四
历来，“好人”的定义就是：认认真真地生活在虚伪里。
二百零五
最好的文学艺术都是悲哀的，第一流的天才也是悲哀的。叔本华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缘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一副可怜相，便油然兴起悲哀之念。”所以黛玉写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悲哀的诗句。
二百零六
所有的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的理发师都恨秃子，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孩子。
二百零七
旧梦是不能重温的，一旦重温，旧梦便破碎了。每个人都常常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每一种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正如鲁迅所说：“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有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返顾。”
重温旧梦，是人们所做的最煞风景的事情。
二百零八
选举制度是民主的橱窗。
有的橱窗仅供参观，有的确是为了买卖。
二百零九
“锻炼”是当代汉语中运用频率极高的新词，主体是上级、长辈，受体是下级、青年。对后者而言，“锻炼”是求之不得的荣耀，是被信任、被器重的起点。
“锻炼”的意识畸形发展，结果是很多人把摧残当作了培养。
二百一十
李敖说：“每在电视里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纪录片。”
仅凭这一句话，李敖稳坐汉语写作的头把交椅。
二百一十一
连危机意识都没了，危机便像决堤的黄河水一样席卷而来。
二百一十二
人最脆弱的时候便相信爱，人最坚强的时候便相信恨。
二百一十三
有歌唱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夜莺，而是喜鹊。
有写作的权力的，往往并非大师，而是御用文人。
人们被迫听最难听的歌声，被迫读最难读的作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喜鹊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夜莺。
二百一十四
弱者的影子是善良，因为弱者没有作恶的条件。这与弱者的本性无关。
没弄懂这点的人，会吃大苦头，“文革”中许多人便稀里糊涂地因此而送命。
二百一十五
爱情产生于错误。我以为自己一贯正确，因此爱情便离我而去。
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爱情还会降临吗？
二百一十六
杯子是用来装水的，诗是用来装灵魂的。
现代汉诗是一堆空杯子。
二百一十七
德富芦花有篇短文《写生帖》，讲了一个凄美的故事：从前有人画家，只画过一幅画。其他的画家有更丰富与更珍贵的颜料，而且画出更惊人的画。然而，这位画家只用唯一的一种颜色，画中却泛着奇异的红色光辉。其他的画家问他：“你是从哪里弄到这种颜色的？”他只是微笑，依然低头画着画。画越来越红，画家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终于有一天，画家死于画前。人们在埋葬他前，为他更衣里，在他的左胸前发现一个旧伤。可是，人们还在说：“他是从哪儿得到那种颜色的呢？”不久，那位画家被人们遗忘了，只有他的画永远活着。
这是一个寓言，它道出了艺术创造的本质：艺术之于人如同吸血鬼。艺术毁灭了艺术家的健康，艺术夺走了艺术家的生命，但艺术家无怨无悔。
想从艺术中获得名誉、金钱和权力的人，趁早改旗易帜吧。
二百一十八
黑格尔死于肆虐全欧洲的黑死病。
病菌并没有因为他是黑格尔而特别对待他。他的智慧，他的哲学，全都救不了他。到头来，他还得和愚夫愚妇一样在病床上呻吟，然后死去，尘归尘，土归土。
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实啊！我们一辈子追求智慧，但智慧在好多领域内都无能为力。往往是我们受苦的时候，它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帮不了我们。
二百一十九
一切的占有都是走向丧失。成吉思汗拥有整个世界的时候，却失去了童年最喜爱的小马，他想用整个帝国去换小马，却换不回来。
爱情往往以占有为标志。但加缪却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任何人，那怕是最被爱着的人和最爱我们的人，也不能永远占有我们。在这严酷的大地上，情人们有时各死一方，生又总是分开的，在生命的全部时间里完全占有一个人和绝对的沟通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年轻的恋人们互相欺骗着，自欺亦欺人。
占有与丧失的尴尬对峙，使生活沦为一种在其形式后追赶而永远找不到这种形式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日的夸父，将渴死在中途上。
二百二十
研究历史的朋友，以为熟读了正史便抓住了历史的“脉络”，我不以为然。真的历史在哪里呢？在零落的报刊里，在杂乱的日记里，在心灵的回声里，在文字及文字之外。
一九三二年，中原西北灾荒。五月二十日，“国闻通讯社”郑州电讯：“鹿邑拓城春粮告竭，流离归德者七千余人，僵卧于途者日众，死亡枕籍，惨不忍睹。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恺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十文，十一二岁幼童仅易千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帐而换得此幼女。”西北的甘肃、陕西、山西等本已贫瘠不堪的省份，情形就更悲惨了。灾荒战祸，百业萧条，唯“人市”兴旺，全国形成了潼头、天津、武汉、上海、厦门、广州六个贩卖女婢的中心。
只有从这些材料中才能捕捉到历史的触角。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大地上并非只有国共两党在开战，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件在发生和演变着。忘记这些平凡的人、事、物的学者，不配搞历史；对于曾经生存过的人们苦痛的生存缺乏悲悯感的人，不配搞历史。历史是热的学问，而不是冷的学问，我以为。
二百二十一
徐志摩死于天空；聂耳死于大海；瞿秋白死于荒野。秋白了望四周山水，驻足说：“此地甚好”，遂平静坐地，从容就义。
死亡也富有诗意的人，可以成佛矣。我们应为他们欣悦，而不应悲伤。
二百二十二
中国是否是“儒教中国”，我一直心存怀疑。我以为，中国更像是“法家中国”。对“法家”这种说法，我也不以为然。申韩一派，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末流，是为独夫民贼张目的鹰犬，他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法”？他们那里，哪里有古希腊的法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权力制衡的观念？与其称之为“法”家，不如称之为权术家、阴谋家。
儒教徒都是书呆子，书呆子玩政治是玩不转的。政坛上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都是阴谋家。只会注六经的儒生在朝廷里不过是一堆花瓶。真正儒生当国的，二千年来不过只有王莽一人而已。
中国正统史家一向对篡位者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因此王莽也被史家王马分尸，肢解得不成样子。史书描绘他“侈口蹶项，露眼赤精，大声而嘶”，我认为是一派胡言。相貌凶恶到这样的程度，他焉得在朝廷里有升迁的机会？王莽的本来面目乃是一地地道道的儒生，是一个大学者。少年时代他即摈弃声色犬马，拜名儒陈参为师，折节向学，穿戴完全像穷书生。后人往往把王莽看作热衷于虚名假誉的伪君子，我看问题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