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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胸膛，你还来不及理一理额前的刘海儿便倒下了。卫兵又用刀砍，棒打，鲜血染红了人雪白的棉布衫。你快满二十三岁了。
如花似玉的年龄，诗与歌的年龄。你们如许平凡，以致我想找一点更为鲜活的资料也未能如愿。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恋爱过或者正在恋爱。我想，你们收到男孩子的情书时一定脸红心跳，你们去约会前一定不忘在鬓角插一朵栀子花。你们读《伤逝》，为子君的不幸而流泪。你们除了校服以外，以喜欢鲜艳的旗袍。你们在宿舍里，制造着女孩子的秘密，同学亲如姐妹。你们到北京才一两年，还没有吃够冰糖葫芦，还没有看够香山的红叶，还没有听够飒飒的风声。你们原本以为，古老的北京城一团和气，就像北京腔一样平缓悠长。那一天，你们放下那本没有看完的书，小心地折个角，想：回来再接着看。三三两两地，你们上路了。
母亲还在遥远的家乡等你们归来，等你们静静在伏在膝下。最后一封家书还没有寄出，最后一句是俏皮的笑话。你们抬着头，蹦蹦跳跳的。你们与我同龄，还是孩子呵。三月早春，北京的天空中飞满各式各样的风筝。冰刚化，草刚绿。风沙很大，扑打在你们娇嫩的皮肤上。
谁会想到呢，枪声在风声中响起来，你们吃惊地看着士兵们举起枪，你们举着小旗的手捂住突然喷血的伤口。你们还来不及奔跑，白色的围巾飘落。你们呼叫着同伴的名字，却没有回答。
鲁讯先生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你们喜欢读先生的文章。先生写道：“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逝，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七十二年之后，我读先生的文章，看你们的照片，流我自己的眼泪。这眼泪与你们的鲜血相比，该是怎样地微不足道呵。活着或者死去，已然不是一个问题，正如知堂在挽联中的叹息：“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著，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
三
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合作完成了音乐史上最悲愤的歌曲《呜呼！三月一十八》：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民贼大试毒辣手，
半天黄尘翻血花！
地流赤血成血洼！
死者血中躺，
伤者血中爬！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养官本是为卫国！
谁知化作豺与蛇！
“豺与蛇”都是你们的同胞，你们的“兄弟”。他们整齐地瞄准，然后射击。他们家里也有跟你们一样年轻的兄弟姊妹，然而他们还是开枪。他们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他们屠杀手无寸铁的同胞时是勇敢的，他们面对比他们更凶残的侵略者时是胆怯的。先生说得好，中国军人只会屠戮妇婴！
他们服从谁的命令？段祺瑞、徐树铮、贾德耀、章士钊……惨剧既成，段祺瑞及其阁员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电，称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一人，伤警厅稽察及警察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暴徒手枪数支。”在领袖们的谈笑风生中，年轻的生命们灰飞烟灭；在刀笔吏们绞尽脑汁之后，天真的孩子全都成了“暴徒”。他们心安理得，咀嚼着金黄的北京烤鸭。他们学习王阳明、曾国藩的“修养”，一手拿笔，一手拿刀；一手写诗，一手剃头。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国家，就像面前的蛋糕一样，想怎么切就怎么切。他们的勋章挂满胸膛，一枚勋章抵多少条人命？
目击者称，“当时共开排枪三四次，众人四散，当学生逃时，犹枪击不已。”开枪的，是卑微的士兵，是农民的儿子，是工人的儿子，而不是段祺瑞的儿子。士兵的老父老母在家里忍饥挨饿，士兵的姊妹已沦为街头的妓女，士兵自己也被官长像狗一样地责打。但士兵还是开枪，还是挥刀，还是无情地剥夺跟他们同样年轻的生命。他们把你们逼向墙角，他们的枪口滚烫，他们砍钝了锋利的刀刃，他们发出野兽一样的喘息。你到死都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在帝国时代，就连专制的皇帝也没有这样赤裸裸地杀害一群请愿的太学生啊！何况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白纸黑字神圣地写着，这是“共和国”。领袖们挥舞戴着白手套的手时，和蔼得像家庭里的父亲。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商报》电报：“此次惨剧，政府早有决心。”原来如此！
尸体真的那么沉重吗？你们错了。他们照样唱他们的戏，程式一点也没有改变。“民国”并不因你们的死亡而成为真正的“民国”，他们有的是子弹，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忏悔”这个词。他们还会屠杀，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还会有更残暴的屠杀降临。他们教唆那些病痛者：来，快来，快来蘸人血馒头吃！
而你们的眼睛永远睁着，眸子里定格的是最后一眼看到的蔚蓝的天空。那时候，北京的天还很蓝很蓝，不像今天一样灰蒙蒙乌沉沉的。你们的眸子像钻石，晶莹透明。母亲握着你们冰凉的手，同伴梳理你们凌乱的发丝，暗恋你们的男孩伤心欲绝。你们太爱这个国家，太爱这个世界，这便是你们的报应。你们的裙裾再不能飞扬，你们的乌发再不能编起来。一盏盏的灯熄灭了，一颗颗的星坠落了。
他们又开始开会，围着巨大的圆桌。他们说，没事了，吃蛋糕吧。死者如同尘土，被他们轻轻抹去。他们讨论通辑令的名单，追捕那些还能开口的生者。他们自认为是强者，而你们是弱者。先生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先生不知道，在以后的时代里，我们还将遭遇到更深广、更厚实的黑暗。
七十二年过去了。保存下来的只有文字和图片，我的案头，一片狼藉。我听见了枪声，看见了鲜血，红色的大地与蓝色的天空，黑色的军警制服与白色的学生装，悠宛的鸽哨与短暂的枪声。那一刹那，我已经死过，紧紧地挽着你们的手。那一刹那，我重新复活，在你们的血泊中前行。我知道，你们的眸子注视着我，你们将为我祝福。
（后记）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八日，我在北大中文系会议室听钱理群先生讲鲁迅、讲北大精神、讲王瑶先生。王瑶先生本来身体很好，但是一九八九年夏天之后，他的健康状况便迅速恶化了。心爱的女儿浪迹天涯，有家不能归。有一次，有人要上门来查抄他女儿的物品。系里的老师担心王先生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和刺激，便跟吴组缃先生商量，由吴先生给王先生打电话，请他去做客。这样，王先生就可以避免跟有关人员碰面了。如是，王先生来到吴先生的家中，一进门，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立即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学生这才明白：原来王先生什么都知道啊！不久，王先生就在上海的学术会议上病倒并迅速去世了，学者死在讲坛上，也算死得其所。然而，王先生直到逝世之前也没有见到女儿一面。
听完钱先生的讲座，我独自一人来到西校门附近的“三·一八”纪念碑。那里，寂静无人，人们都去舞厅跳舞去了。在微弱的月光下，我阅读着墓碑上的文字，想象着她们燃烧的青春。她们跟我一样年轻。她们为这个“老大帝国”而香消玉殒。
我想，有的东西是不能忘却的。忘却了，我们就生活在虚空之中。于是，回到宿舍之后，我连夜写下了这篇文字，献给在“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的几位女孩——当然，又不仅仅是献给她们。
他们的世界
重新阅读这篇大二时候所写的文字，觉得分外亲切。那时，离我们结束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已经两年了，我有了足够的距离来对自己和自己同龄人的这段历史进行审视、进行观照、进行反思。北京大学1989级、1990级、1991级、1992级和复旦大学1990级、1991级、1991级的学生，一共大约15000人被迫接受了长达一年的所谓“军政训练”，而我恰恰好是北京大学最后的一批军训学生之一。我承受了历史的“后遗症”。当时，我被迫进入“他们的世界”，用他们的方式存在，忍受了巨大的精神上的磨难。我有怨，但我不悔。
1994年所写的这篇文字，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些幼稚，但是它们如此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我的情感状态和思想状态，展示了当时我对军训的反思所能达到的深度。我把这篇文字看着自己思想历程中的一篇重要的文字，说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毫不夸张的。很快6年过去了，我在整理这篇稿纸都已发黄的文章时，却觉得宛如是昨天所写的，墨迹刚刚干。
我拒绝遗忘，以我自己的方式。
——写在前面的话·2000年春
其实，那根本算不上苦难。当我看到自己放在箱子底的几套几乎还是崭新的军装时，终于有勇气对自己这样说。军装代表着他们的世界，而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融入他们的世界。即使我自己的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宁愿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之中。
其实，那仅仅是一段注定了要由我们划上句号的历史。我们充当了这列火车的最后一批乘客，这没有什么幸运与不幸。我们都没有资格抱怨命运。并不是我们缺乏合理的理由，而是因为抱怨本身毫无意义。比起抱怨来，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我的一个生活准则：与其同情自己，不如尊重自己。我有替自己感到无比骄傲的原由——当时，虽然我仅仅是一个不谙人事的少年，但是我坚持下来了，我没有被黑暗所吞没，我没有陷入到卑劣之中。我保持了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些最本质的东西。我让那些试图“惩罚”我们或者“改造”我们的人感到了后悔——拙劣的“惩罚”和“改造”反而使得对象变得更加聪明。我相当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想到此，我早已身在美丽的燕园。而燕园的花开花谢也已经两个轮回了。
一切都需要距离。尤其是回忆。当我身处黑暗之中的时候，整天害怕自己被黑暗所挟裹而去，我是一个脆弱的孩子；当我身处光明之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也曾经是肩负过闸门的那群人之一，那么，我又是一个勇敢的少年。脆弱和勇敢，集中在我的身上。军训的过程中，在我们中间流行着一句笑话——“哥哥调皮，弟弟挨打”。1989年的时候，我们这届学生都还在上初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面对这句充满禅宗机锋的幽默，我却没有一丝一毫想笑的意思。这种幽默无法让人笑。从短暂的、特定的时空来看，我们确实是无辜者，因为我们与上一段历史无关，我们是“身家清白”的70年代出生人；但是，从更加长远的、更加阔大的时空来衡量，我们却又并非完完全全的无辜者，自一出生起我们就被镶嵌在历史之中。
我不是受虐狂。我对耻辱比谁都敏感。然而，我又对自己说：既然渴望光明，就得直面黑暗。谁让我选择钻石的命运、而不选择沦落为泥潭呢？既然自命为钻石，就得经受最初的、与黑暗为伍的历程，之后才可能从黑暗中冲杀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暗当然不可能赋予钻石以光辉，但是它却能够让钻石的光辉更加耀眼、更加夺目。1992年我参加高考，在填报志愿之前，我就清楚地知道，选择北大对我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到此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的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一年的“军政训练”。至于“军政训练”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怎样进行的，那却不是一个18岁的、一直就呆学校园里的单单纯纯的少年所能洞悉的了。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一旦选择上北大，就意味着自己将在未来的365个日日夜夜里失去选择的权利。一旦选择进入“他们的世界”，自我将遭到最残酷的压制乃至于消灭。
我不想渲染自己所经历过的苦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它轻如鸿毛。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著名学者张志扬来。他在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时代里身陷牢笼。据张先生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张志扬在仅有四平方米的囚笼中整整呆了8年的时间，一个人。他的手中只有两套书：一套是中文版的马恩全集，另一套是德文版的马恩全集。他用了8年的时间，仅仅依靠这两套全集，使用最原始的中文词语与德文单词对照的办法，居然完全掌握了德文——不会听、说，却能书写自如的德文。正是用这种办法，张志扬才让自己的精神免于崩溃。我在向张志扬先生的意志和毅力表示深深的敬意的同时，自知本人决没有这样的意志和毅力。如果说没有丝毫的痛苦会让人容易喋喋不休，而过度的痛苦却又会让人陷入永久的沉默之中，那么既然我还有想表达的意愿、而且我的表达又不至于冗长，这就说明我所承受的痛苦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当时，18岁的我猛然看到鲜活的绿色之后无边无际的沼泽地时，震惊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我虽然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世界”，但我能够坚执说：我不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从小就恐惧“井”。在外婆家，有一口深深的老井，我老是担心掉进去。如今，我能否跨过这口“井”呢？这是在我生命历程中，第一次，爱、尊严、希望和怜悯被恨、冷漠、绝望和苛刻所取代，真、善良、坦率和友好被假、恶毒、虚伪和敌视所压抑。石家庄陆军学院这所号称“中国西点”的军营，与我想象中的太不一样了。我的梦破灭了，我追问——人与人之间难道应当这样？应当是一种施加恐惧与承担恐惧的关系？我从小就厌倦甚至厌恶有关军队、有关武器、有关战争的一切。在情感上，我是一个胆怯的、懦弱的孩子，天生如此。自从出生以来，我就与暴力无缘。一个凶恶的眼神就能够让我恐惧半天，更何况粗暴的语言和行为呢？这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是不“正常”的。与我同龄的男孩子，一般都喜爱军队、喜爱武器、喜爱战争，以勇猛、以粗犷、以凶狠为美。就连女孩子也“不爱红妆爱武装”呢。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成了一棵在荒漠中固执地生长着的小树。1992年9月8日，我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的那一天，18岁突然离我而去，虽然我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变得坚强，但我学会了如何保护脆弱。我知道，生命中有一份重荷是属于我的、一定要我来承担的。
小时候，我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孩子。在军训的时候，我找到的许多做白日梦的机会。军训的全称是“军政训练”，一半是“军事”，另一半是“政治”。所谓的“政治”，对我来说无非是考试时背一条条的条文罢了，这难不倒有记忆天赋的我。于是，当教官在讲台上热情澎湃地宣讲他自己以为正确的或者连他自己也认为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我便倾听窗外白杨树在风中的沙沙的声音。我们的教室在四楼，但高高的白杨树远远比四楼还高，它们才不管什么规矩呢，一个劲地往天上长。树干上的斑痕就像是一双双的眼睛，它们注视着我。我也注视着它们，同时开始做自己的白日梦了。我羡慕白杨树的自由，虽然被种植的时候，它们也是不自由的，但是它们却自由地生长着，向着无穷无尽的天野。每一丛树枝都是一只伸开的手臂，每一丛树枝都是一颗敞开的心灵。我在梦中变成了一棵白杨树。直到猛然醒来，才发觉教官已经讲到《毛选》第三卷了。现在，我在北大的校园里读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中有这样的几句话：“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观古今于一瞬，抚四海于须臾。”回想起当日的白日梦，简直与书中的描述一模一样。吟咏着这几句话，顿有隔世之感。当时，做白日梦是解放自己的唯一办法——在一个没有一分钟私人的时间、也没有一厘米私人的空间的环境里，难道还有解放自己的其他办法吗？古代有哲人说过：“思想是不说话的言语。”然而，有些愚昧的人，总是以为不让人说话就能够断绝思想和扼杀思想。在那最艰难的环境里，我依然与这一邪恶的理念对抗着。有了白日梦，看上去一点自由也没有的我，却拥有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而那些企图剥夺他人自由的家伙，却沦落到最缺乏自由的境地——他们连因和果都分不清。在历史的链条上，我们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他们最多是上面的尘埃罢了。他们以为自己是主人，把我们当作奴隶来驱使，殊不知我们才是主人——他们连奴隶也不配。
白天，规范与命令淹没了我们的生活。已经有多久没有追问过“为什么”了呢？他们要我们绝对服从，要我们放弃思考的权利，他们说我们没有权利思考，也没有必要思考。他们说这里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制定了严格的规矩，这些规矩是屡试不爽的，你们只需要执行就行了。夜晚，等他们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