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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土地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俄罗斯人的家园是生活艰苦、视野空旷的乡村原野。俄罗斯人在富饶而贫瘠的土地上吃苦耐劳，并用宿命的观点看待自己的不幸，为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感到自豪。他们的精神缺乏均衡感，时而激情迸发，时而郁悒沮丧。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是在这样的河床上形成的——如果说西方人在认识真理时是通过个体去研究人身上的宇宙，那么俄罗斯人的意识要认识的对象首先是在宇宙中的人。这样，悲剧的因素便蕴含在其中了：极权统治的秘密在于蔑视“人”、遮蔽“人”、迷惑“人”，将人“锁定”在某一位置上；而文学家的使命在于发现“人”，拯救“人”，张扬“人”，让人按自己的意愿活活泼泼地生存。两者之间必然展开一场不可调和的战争。
一九一九年，少年纳博科夫随同父亲离开动荡的祖国。船匆匆起锚时，岸上响起的机枪声是他关于故国最后的回忆。“孤独意谓自由与发现，一片广阔无垠的沙漠，会比一座城市还令人兴奋。”这位贵族后裔漂泊于德、英、法、美、瑞诸国，不仅疏离于新政权，还疏离于形形色色的流亡组织。“我一直过着独立清醒的日子，我从不附属于任何党派团体，因为我并没有在哪个公司商号当过白领阶级，更不曾在矿坑里干过普罗阶级。任何党纲或信条都不会影响我的创作。”对于纳博科夫来说，流亡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我选择的。绝对的流亡带来绝对自由，而自由是创作的源泉。从旅馆到客栈，他只携带一只小小的行李箱，箱子里是一叠叠的文稿；从轮船到火车，他只携带一颗俄罗斯的心脏，心脏的博动宛如俄罗斯森林中霍霍的风声。
斯大林时代表面上万马齐喑，爱伦堡却说：“你可以用沥青覆盖世界，但是总有几株青草能自隙缝中萌芽滋生。”艾克萧洛夫便是这样一株青草。他的童年在“人民之敌后裔收容教养所”度过，如同置身于一堆人的废躯残体中，如同零落在战场或屠场上。几本破旧的古典名著拯救了他即将沉沦的心灵。他开始思考，写作，被捕，坐牢，最后流亡。
一九七九年，艾克萧洛夫在美国出版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钢鸟》。小说主要叙述一个背覆金属外壳、非人非鸟的怪物，强行住进大楼的公共电梯。不久，他便用暴力控制了全栋大厦和公寓里的居民。因为钢鸟日日夜夜肆意破坏，大厦溃塌了，只留下钢鸟依旧意气风发，昂首挺胸站在电梯顶端，冷漠地俯瞰大楼的断坦残壁。苏联当局恼羞成怒，将艾克萧洛夫定义为“人民公敌”。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流亡者都是“人民公敌”。其实呢，流亡者就像一只跳蚤，活跃在统治者的床头，使服了过量安眠药的统治者仍然无法安眠。
布罗茨基把自己形容为“一条残存于沙滩的鱼”。他的案头贴着一句中国的古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然而，归乡之途老是跨不出足下这一步，千里即意味着“严禁你回首望故乡”。回去了又能怎样呢？结果是无须猜测的——暴政时代，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遭遇是，“诗自然不可能发表，甚至不能用笔或打字机写出来。只能保存在作者的记忆里。有人因为比一张写了几行字的纸更小的东西失踪过”。为了防止遗忘，女诗人只好请密友低声朗诵。另一位诗人曼捷施塔姆去世后，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紧握在手中，夜深人静时默默背诵那些诗句，时刻提防执搜查证的便衣闯入内室。
民主时代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多次电请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返国。索尔仁尼琴确实也回过祖国，可最终还是走了。为什么呢？他坦白地说：“在长达十五年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潜匿于深处。而现在我刚露出地面就一夜成名，就好像一条惯于生存在高气压的深海鱼，浮出水面就死亡，因为这条鱼无法适应突然的低气压。”作家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然陌生的国度，他的讲演言不及意，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都企图利用他。古拉格群岛已经成为过去，民众也把他看作过去。他自己则已适应了流亡的生涯；流亡像一条大毒蛇，紧紧裹住了他。在一个不需要流亡的时代，索尔仁尼琴依然流亡。
流亡者生活在一个破碎的时空中，流亡者在这个时空中捍卫着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土地与历史在他们的笔下倔强地延伸。“流亡”是一个极为生动的词语。逝者如斯的大川，标识着这群人动态的生存。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乾坤在日夜流转。“流亡”成了不可终结的神话。
三
地球上，有一个民族，全部都是流亡者。《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二节中有这样的话：“你们一切赶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么？你们喜欢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痛苦像盐一样深在水中，而水在永恒地流动。
这个民族便是犹太民族。他们流亡了整整两千年，足迹遍布世界。他们曾经拥有家，拥有财富，拥有知识，但转瞬之间就可能丧失一切，包括生命。他们的自由是以丧失任何生存空间为代价的自由，是被抛弃、被杀戮、被追踪的自由。
我最喜欢读的是斯·茨威格的书。心灵的焦灼既是书中主人公的，也是作者自己的。当流亡并不是作为上帝考验人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本体而存在的时候，茨威格开始动摇了。他的书被从书店和图书馆里取出来，汇集到广场上付之一炬。这对写书的人来说，是一种近于原罪般的痛苦。面对这种痛苦，人天性中的脆弱最终都将暴露无遗。
茨威格一直在思索“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出走”的问题。在《茫茫苍天》中，他试图解答，却未能真正解答。茨威格本人是个不情愿流亡的人。他是个水晶一样脆弱的人——他常常希望得到爱、怜悯和尊重，而这些领域恰恰都具有脆弱的本性，它们需要周围的人无微不至的呵护。流亡生涯带来的却是冷漠与苛待，在陌生的环境里，绝望像爬墙草一样疯狂地滋长。
茨威格越走越远，告别了欧洲的心脏奥地利，告别了欧洲大陆，甚至不得不告别大陆之外的英伦，来到彼岸的巴西。他终于痛切地体验到：流亡并不是人生的某个阶段，也不是历史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那在记忆中美不胜收的“昨日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流亡不是一条通向胜利与光明的征途，而是自己终身承载的负荷。精神敏感、心灵脆弱的茨威格不可能向普罗米修斯那样，日复一日地忍受被苍鹰叼走心脏的痛苦。听到日军侵占新加坡的消息后，他静静地喝完最后一杯酒，向妻子微笑，相互告别。
那天，阳光灿烂，枪声清脆，流亡到此为止。
与茨威格对流亡的拒斥相反，同为犹太人的索尔·贝娄却选择了自觉的流亡——在他的作品中。贝娄一生在芝加哥大学里过着平静而优越的学院生活，但他笔下的主人公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流亡者。在浪荡与漂泊中，这些志高运坏、事与愿违的人物坚韧地忍受折磨，嘲笑着自己接二连三的挫败。
《雨王汉德逊》塑造了一个既成世界的背离者的形象。贝娄认为，根深蒂固的位移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明显的表征，“谁也不能真正在生活中占有一个地位，人们都觉得占据了正当的属于旁人的地位，到处都是离开原位而被取代的人。”拥有亿万家私、美满家庭的汉德逊应当满足了，可他仍然不满足。他的灵魂被贪得无厌的声音“我要！我要”所咬啮着。他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烦得要命，他是千千万万正在萎缩的灵魂中的一个。他离开美国，走向非洲，走向原始森林中的狮子与酋长。汉德逊的流亡不同于此前所有人的流亡——没有人迫害他，他也不缺少自由。流亡的原因只有一个：有诗人气质的人不可能适应散文的世界。
在实用主义泛滥的美国，当一个诗人，要干学者的事，女人的事，教会的事。俄狄甫斯感动了木石，然而诗人们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手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诗人之所以受到“爱戴”，正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无能为力。诗人的存在，仅仅是为某些人的玩世不恭辩护。那些人说：“如果我不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下流胚，不是一个讨厌鬼，不是一个贼和贪得无厌的人，那么我就不会取得成功。看看那些善良温顺的人吧，他们虽然堪称我们中间的精华，但他们却都被挫败了。可怜的傻瓜们！”汉德逊是个成功者，但诗性仍然顽强地与他的成功作对。他是犹太人，他也是诗人，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名“完美”的成功者。他孤独得可怕，而且恐惧，他对行为缺乏信任，对自命为英雄的行径表示怀疑。他想实现尊严，并给生命加上一种道德的量度。这一切，只有在疏离于“文明”的流亡中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贝娄笔下的流亡者都是“受苦和受辱的学徒”。作为一名心灵敏感的犹太人，贝娄保持了一种在盛世中的末日感。他看到，一般公民已经获得自由，不再像兽类似的每日劳役，天天都有奢侈的生活供人们享受，可是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悬空吊在新的安适之中，看不出应该享有此类生活的权力或理由。这样便导致了具有反讽意味的结果：新获得的自由反而使人们更加孤立，更加受制于权力。“人不能单独地生活，而应兄弟般地生活。”流亡的汉德逊们终于悟出这样的道理。回荡在他耳边的声音“我要！我要！”变成了“他要，她要，他们要”。生命的意义在艰苦卓绝的流亡的过程中凸现出来，我们都有一个“值得为之奔波的命运”。流亡是渺小的人与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搏。流亡的动因各不相同，流亡导致的结果却大致相同——那就是具有金刚石般的品质、文化与思想的诞生。伟大的流亡者们以流亡的行动来作为思想的前奏曲。所有的钟声在那一刹那间响起，流亡者们在路上聆听到钟声，清醒地知道：伊甸园是不存在的。流亡的姿态呼应着流亡者身上某种神圣的素质。能够改变什么，不能够改变什么，关于这一点，流亡者要流亡很多年才能给出真正的答案。
一部呆板的历史，因流亡者而生动。
一部虚伪的历史，因流亡者而真实。
一个平凡的人，因流亡而拥有不平凡的世界。
一个软弱的人，因流亡而在火与电中迫近永桓。
叛徒们
一
阿瑞斯山天然半圆形剧场人山人海。雅典最高民众法院及陪审法院五千人会的十分之一组成的陪审团业已就座。
这是雅典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审判。审判的罪人是全希腊最有名望的人——苏格拉底。他的罪名是“不承认国家信奉的神，另立新神，腐蚀青年”。
苏格拉底出生的时候，不是以哭声而是以笑声向世界致敬的。少年苏格拉底在父亲的培养下，已雕刻出伟大的作品，受到伯利克里的赏识。但他就在取得一位雕塑家最辉煌的成就之前，转行研究哲学——与其雕塑石头，不如塑造人的心灵。
尽管祭司宣布，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强调说，他不是有智慧的人，他并不拥有真理，但他是一个探索者、研究者、真理的热爱者。他解释说，这就是“哲学家”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即智慧的热爱者，智慧的寻求者，而与“智者”相反，即与自称有智慧的人相反。他认为，政治家必须是哲学家——他们还有重大的责任，它们必须是真理的探求者并且知道自己的限度。
苏格拉底的生命在街道上、运动场和广场里。他滔滔不绝地跟几十、几百个弟子和信徒谈话；或者赤足行走、突然站住，在街道中央立成一棵树。按照波普尔的说法，他是道德主义者和感情主义者，“他典型地属于这样的人，他批评任何形式的政府的缺点，但他又承认忠于国家法律的重要性”。他是纯粹的民主派，他曾勇敢地反对三十僭主的独裁政权，他更勇敢地反对日益失去自身真正目的的民主制。于是，统治者和庸众把他指认为“反对民主的叛徒”。
苏格拉底自己一生中没有写过一行字，他的思想通过弟子们的记录部分地流传下来。“谁想要推动世界，就让他先推动自己。”他领会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做一只“牛虻”，把民众从冷淡、驯服、自我安慰中唤醒。“不管有什么权威，我也只依赖于我知道得很少的这个认识。”他是个教育家，他相信教育的使命也是政治的使命。他认为改善城邦政治的途径就是教育公民进行自我批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宣称自己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政治家”。
这样的人无论在怎样的体制下都是最危险的人物。独裁者克里提阿斯说：“我们要除掉长痂疮的羊羔，痂疮传染得愈快，我们愈要加紧清除。”民主政体下的执政官阿尼特说：“这个流浪汉恨不得把我的肠子挖出来。”于是，一道一道的禁令下来了：禁止苏格拉底跟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谈话。
要以塑造活人的灵魂来代替塑造静止的人体，这是一种天真而危险的癖好。然而，命运选择了苏格拉底。他摆脱不了命运，命运像蝎子一样蜇得他发痛。他一贫如洗，承受妻子的责骂；他如履薄冰，面对敌人的暗箭。最可怕的还是那些他所接受的、教导的、为他们的利益而奔波的雅典公民们，他们背叛了哲学家，却宣布哲学家是叛徒。法庭上，由陪审员向瓦罐里投豆子——白的代表无罪，黑的代表有罪。结果，黑豆比白豆多，苏格拉底这位民主的捍卫者却被民主所处死，这位创造民众命运的人却被民众决定了他的命运。此时，他发现自己未能战胜人在走向真善美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贫困的邪恶”和“黄金的邪恶”。穷人和富人居然联合起来处死他。他终身与不平等作战，“我的智慧在此枯竭，我的痛苦和忧患由此开始”，但他却成了公认的罪人。
弟子们劝苏格拉底逃走，他坚决地拒绝了。他将以他的死来申明民主的不完善、法律的不正义。这是一个人对人类的背叛。正因为有这样的背叛，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幼稚。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换上雪白的长衫，静静地接过毒芹汁。喝下之前，他还微笑着欣赏碗上清晰的花纹。饮完之后，他开始在站成一排一动不动的朋友们面前走来走去。然后，他慢慢地，吃力地走近床边，躺下了，把一束黄金花紧紧贴在胸前。
最后一刻，苏格拉底笑了。他的眼睛没有离开黄金花，“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太阳——只是要让它发光。”被宣判为叛徒、邪恶地创造新神的苏格拉底、太阳神的教子，直到生命的终结，对尘世生活的美，对人和自然界的和谐一致，都抱有偶像崇拜的乐观信念。
他的死，震撼了所有身上有太阳的人。
他的死，与耶稣的死、释迦牟尼的死同为人类心灵史上的三块高耸入云的里程碑。
二
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绝对的追求真理的人。
有史以来，无数的“权威”以“真理”的名义，毁灭真理及探索真理的人；也有无数的“异端”对权威发出必败的挑战，在身败名裂之后完成了对真理的捍卫。
茨威格笔下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一名“异端”。“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而前行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这是叛徒们所共享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一理想的存在，使人类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它的分量比汗牛充栋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沉重。知识是死的，人是活的；智慧是天赋的，而人类追求智慧的精神渴求却是后天孕育的。与愚昧作斗争，除了智慧，还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热爱自由，首先就得为自由付出巨大的、超乎想像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这本身就是英雄的举动。
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他是一个穷学者，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然而，他站了出来，当狂热的宗教徒追猎异教徒并对持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时，他站了出来。
他的对手是加尔文，是日内瓦政教合一的最高统治者，是拥有数百万信徒的新教教宗，是权力足以同罗马教皇抗衡的大人物。这是一场“苍蝇撼大象”的劳而无功的战斗：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就物质力量来说，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后者远远比前者强大。
西班牙神学家塞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