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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战役中，李广进军的东路，路途遥远，又没有向导，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错过了会合的时间。李广因误期而自杀。
《漠北之战图》
根据汉武帝的作战计划，霍去病的东路是主力军，汉武帝给他配备的力量最强，汉军“敢力战深入之士”，都交给他指挥。霍去病深入漠北2000多里，与匈奴左贤王相遇，展开一场激战。左贤王的骑兵几乎全部被歼。霍去病乘机追击，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山），直到瀚海（今俄罗斯西佰利亚贝加尔湖），才奏凯而还。
第二部分霍去病墓
经过这次漠北大战，匈奴人马伤亡很大，逐渐衰弱下去。“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霍去病在抗匈战争中建立了大功，多次得到汉武帝的奖赏。汉武帝前后赐封他食邑17万户，并加官大司马。霍去病24岁那年不幸得病死了。汉武帝十分悲痛，为他修建了一座仿照祁连山模样的宏伟坟墓，来纪念这位建立了赫赫战功的青年英雄。
经济上：调整政策
汉武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再加上汉武帝个人好大喜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一方面坚持“以农为本”的既定国策；一方面又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节和控制，发展国有工商矿业以繁荣经济。
代田轮耕，兴修水利汉武帝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战略调整与准备。
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耕作方式、技术。武帝时期，广泛使用铁农具，在农业生产中推广牛耕。另外，注重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如试行代田法和发明播种工具。代田法是一种保护地力的先进的耕作方法，使垄沟和垄台的位置每年相互调换，以便恢复地力，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新的播种农具应用于生产，称作耧车或耧犁。用耧车播种不但速度快，而且下种均匀，对于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
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灌溉事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汉武帝指挥修筑的水利工程有漕渠、六辅渠、白渠、成国渠、洛水渠、龙首渠等诸多工程。
设置田官，移民屯垦，发展屯田制度。武帝采纳主父偃移民塞下的建议，在边地设置了“屯田官”。元朔二年（前127），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边10万户；元狩四年（前119），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诸边郡共725万人。屯田制度是武帝朝的一大发明，此后历代统治者颇有人仿效。
抑制豪强，稳定编户。汉武帝初期，土地兼并加剧，巧取豪夺的手段也变本加厉，因此，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扶持小农的经济地位，稳定在籍编户之民的人口数，无论是保证汉廷赋役来源，还是巩固统治秩序，都有重要意义。为此，汉武帝在不改变赋役制度的条件下，利用专制皇权的政治力量，对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加以打击和抑制。主要措施如下：
迁徙豪富。元朔二年（前127），下令将郡国豪杰及资产在300万以上者，通通迁徙茂陵。在迁徙豪族问题上，武帝与高祖不同：高祖是为了从政治上打击六国旧贵族；武帝则主要是以皇室之兼并对付豪强之兼并，从经济上打击大搞土地兼并的新兴暴发户，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任用酷吏，严厉打击。对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的豪强，汉武帝选任一些酷吏，予以严厉镇压。
经济限制。这是指对工商业主、高利贷者等豪富占田数量的限制。元狩四年（前119），颁布了《名田令》，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如田僮。”
经过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应用，汉代的农业在汉武帝时代达到了鼎盛阶段。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采用“轻重”理论，国家干预经济要解决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包括从制度上进行必要的改革。武帝先是用酷吏张汤，采取酷法手段，结果因违背了货币经济的规律，滥改币制而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元狩四年（前119）开始起用精通“轻重之术”的经济专家。
第二部分汉“半两”铜钱
“轻重”理论揭示了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具有“轻重”变化的特性：同一种商品，稀缺时价格就提高，此为“重”；过剩时价格就下降，此为“轻”。轻与重围绕市场需求的涨落变化而变化。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等人管理财政，号称“理财三杰”，他们都出身于大工商业主之家。汉武帝重用理财三杰，采用“轻重”理论，进一步把财权收归中央，从四个方面进行财政改革：
统一货币。汉初，允许郡国铸造货币，民间私自铸币也不禁止，货币制度十分混乱。为彻底解决币制问题，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下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郡国铸钱，铜送中央，指定由“上林三宝”铸钱，即由掌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均输、钟官、辨铜三官统一铸造，称为“三官钱”或“上林钱”，因重量为五铢，故又称为五铢钱。这是继秦统一六国货币后，汉朝著名的“铜本位”第二次货币统一政策。币制的稳定和巩固，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至武帝中叶以后至隋朝止的六七百年间，五铢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使用的标准货币。
盐铁官营。盐铁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但汉初，盐铁是由私人经营的，国家仅设官收税，不问其余。特别是文帝时期，对盐铁经营完全放任自流。
元狩五年（前118），桑弘羊等三人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专卖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后，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但是汉武帝态度十分坚决，不理睬反对意见，于元狩六年（前117），下令在全国实行盐铁官营。
置均输，行平准。为了增加汉廷的财政收入，打击商贾随意哄抬物价，元鼎二年（前115），任大农丞的桑弘羊试行均输法。所谓均输，是国家通过税收、征购、调集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组织商品流通的体制。原来汉法规定，各郡国每年要向汉廷进奉一定的贡物，称之为贡献。这些贡物往来运输烦杂，因此在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将所需贡物及时运往京师，储于大司农供官需；将不需要的物品运到价格较贵的地区出售，所得钱财上缴大司农，既减省郡国运输贡物的负担，又可以增加汉廷财政收入，还调节了各地区之间的需求，是很合算的。
桑弘羊还奏请在京师设置平准官，实行“平准”制度。“平准”是与“均输”配套并行的制度，它是国家控制各种商品的销售，平抑物价的制度。“平准”制度是国家实行全面的商业垄断。平准官利用均输官储存起来的物资，根据市场上的物价变化：当某种商品涨价时，就抛售；当某种商品跌价时，就大量购入，以此平抑和稳定物价，调控市场，打击牟取暴利的富商大贾。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三大政策，都是汉武帝实行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一方面，打击了商贾的投机，而且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人民带来诸多不便。由于官办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产品往往质量低劣；均输平准也不一定达到制止物价“腾跃”的目的，“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这正是官商必然出现的弊病。
征收算缗，鼓励告缗。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又下令征收算缗钱。这是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资产税。“缗”，指用绳子串起来的铜钱，1000钱1串，称为1缗。算缗令的颁行，对商人的打击和限制最重，大大增加了商人的负担。许多商人、豪富匿财不报。元狩六年（前117），武帝又下达告缗令，以告发隐瞒资产不报，或者呈报不实者。汉武帝使杨可主持告缗，被告发者一经查实即没收其财物。元鼎三年（前114），汉廷加紧推行告缗令，规定凡能告发隐匿资产及呈报资产不实的，将分给所没收资产的半数以资奖励，一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大多数都被告发。于是，汉廷分派官员到各郡国收缴缗钱，没收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以及大量的田宅。告缗令前后实行四年，至元封元年（前110）停止。这是自汉初实行“抑商”政策以来，在经济领域对商人打击最重的一次，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压抑。
上述经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限制和打击诸侯王、富商大贾的效果，使濒于崩溃的西汉政府的经济得以恢复，为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保证了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还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大土地兼并，使流亡农民以某种方式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其进步作用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西汉中央集权的经济结构转型，也加速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其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部分外交上：汉通西域
汉时所称的“西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包括今新疆地区及中亚、南亚、西亚乃至罗马帝国等地。西汉罗马玻璃器
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包括我国新疆地区及哈萨克斯坦中东部地区一带。
当时通往西域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月氏、安息（今伊朗）；一条是北道，出玉门关、阳关经车师前国，西行至疏勤，再过葱岭，即可到达大宛、康居、奄葵（今土库曼）。由于匈奴控制了西域诸国，这两条道路被阻断了。
张骞通西域图（敦煌壁画）张骞通西域建元二年（前139），汉武帝从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口中知道匈奴人打败了大月氏，大月氏已从水草丰美的祁连山下西迁了。据说，匈奴单于还把大月氏王的头颅砍下来制成酒器。大月氏十分痛恨匈奴。汉武帝对这个消息极为重视，便想联络大月氏，与其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是大月氏离开敦煌原地后，究竟迁往何处，当时并不清楚。而河西一带又控制在匈奴人手里，西行寻找大月氏必须经过那里。所以，联络大月氏的任务，既艰巨又十分危险，没有人敢承担，武帝只好悬赏招募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使者。
建元三年（前138），汉中城固（今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勇敢应募。武帝很欣赏张骞的胆识，当即给他选派100多名随行人员，还派了一名叫甘父（即堂邑氏之奴，故又名堂邑父）的匈奴人作向导。张骞第一次出使，被匈奴俘获，羁押八年后，他与甘父逃出，到达大月氏，没有达到结盟的目的，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历经艰辛回汉后，将西域一些国家的地理、风俗、物产、政治、军事等情况，报告给汉武帝，使汉朝政府对于西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为以后沟通西域做了初步准备，而且大大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后，一方面派遣副使到大宛（今乌兹别克安集延一带）、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安息（今伊朗）、身毒诸国，以加强汉朝和中亚地区的联系，发展贸易往来；一方面说服乌孙昆莫，争取乌孙东迁故地，乌孙虽不肯东迁，但在元封元年（前110）以后终究与汉朝结亲通好。
张骞墓
张骞归汉两年后，其副使才陆续归来。这些距汉廷十分遥远的国家，通过汉使知道汉王朝的情况，有的国家就派使节同汉使一起来到长安。武帝出巡时，让各国的使者也跟随前去。这样，他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回国后宣传所见所闻。从此以后，西域的许多国家便和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通西域”便在这时正式开始了。武帝又继续派出许多使者到西域各国，每年多则十几次，少则五六次。每次多达百余人以至数百人。比较远的如安息、奄蔡、条支（即大食，今伊拉克）诸国，都有中国使者的足迹。
汉朝对西域的战争张骞死后，丝绸之路上也时有险阻，尤其是来自匈奴的破坏。姑师和楼兰两国，正当汉通西域的要道。元封三年（前108），武帝派赵破奴和王恢统兵数万，征伐两国，楼兰王被擒，楼兰成为汉朝的藩属；姑师也兵败国破，于征和四年（前89）完全被汉朝征服。从此，通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
为了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夺取大宛及其附近的物产，尤其是大宛产的汗血马（这种马速度奇快，奔跑时肩胛处流出红色的汗珠，故名汗血马），当时的方士对武帝灌输求神成仙的思想，说大宛马是“天马”、“神马”。加上武帝也有改良马种的用意，所以汉武帝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大宛。
太初元年（前104），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进攻大宛，大宛坚决抵抗，经过四年的苦战，汉朝前后发兵十余万，于太初四年（前101）围困了大宛都城，最后，大宛贵族杀死国王投降，献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马3000匹，汉军才罢兵回师。
汉军相继击破楼兰、姑师和大宛，引起西域极大的震动。尤其征服大宛后，汉朝影响愈益扩大，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相继派人来汉朝朝贡，或以子弟为质子留居汉朝。汉武帝还先后以宗室女细君和解忧嫁给乌孙昆莫，建立了友好的和亲关系。为了使者往还方便，汉廷在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之间，沿途设置驿站，修筑烽燧亭障，还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一带）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达60余万人。汉朝又在那里置使者校尉，以处置汉在西域诸事。
汉武帝时期“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张骞通西域后，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冶铁、凿井术等，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精美的手工业品，如丝绸和漆器，也传入西域各地。西域的许多物产，如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葡萄等植物及骆驼、驴、汗血马等动物，也在此时或以后输入中原。尤其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对统一的多民族的西汉王朝的形成与发展，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二部分边事上：大力开发
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向南方、东南、西南和东北地区开边拓疆，大力开发，成果极其巨大。
武帝时代地图
经略三越我国南方及东南沿海的越人居住区，在秦朝时已被统一并设立了郡县。秦末农民起义爆发时，当地官吏和贵族分别建立了政权。汉初以来，共有三个政权，即东瓯（治所在今浙江温州）、闽越（治所在今福建闽侯县）和南越，合称“三越”。南越由赵佗所建，此前已述，而东瓯和闽越在秦末称东越，占有今浙江和福建地区。
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郢出兵进攻南越，南越王向汉廷求救。汉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率兵分两路伐闽越。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慑于汉军的强大，与宗族合谋共杀闽越王，投降汉军。武帝就立前闽越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繇王，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共同统治其地，而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余善手里。
元鼎六年（前111）秋，余善又发兵抗拒汉朝，同时，他又刻“武帝”印玺，自立称帝。因此，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冬，派兵攻入东越。越繇王居股杀余善，以其众投降汉军。武帝遂废除闽越政权，并将当地居民迁徙于江、淮之间。
南越在赵佗第四代孙婴齐为王的时候，有明显的亲汉举措，引起了以丞相吕嘉为代表的割据势力的不满。婴齐死后，子赵兴继立，南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表面化。元鼎四年（前113），吕嘉发动叛乱，杀死亲汉的王太后摎氏和赵兴，又杀汉朝的使臣，立建德为王。元鼎五年（前112）秋，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兵10万，水陆并进。汉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攻破南越都城番禺（今广东广州）。吕嘉和建德及其部属数百人逃入海中，后仍被捕获。南越政权至此完全消灭，汉廷将其地分置为九郡。
汉武帝消灭了三越割据政权，恢复为直属的郡县，促使了我国东南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有利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南越内属之后，更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印度之间海上交通及贸易的发展。
通“西南夷”汉代的西南地区，指现在的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