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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通及贸易的发展。
通“西南夷”汉代的西南地区，指现在的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一带，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这些少数民族有的仍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有的已经进入奴隶社会。
云南的部落景观，这里曾经是汉朝“西南夷”住过的地方。
建元六年（前135），领兵进击闽越的王恢，曾派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令唐蒙去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的枸酱，听说枸酱是巴蜀商人贩卖到夜郎，然后经牂牁（ｚāｎｇｋē）江（今北盘江上游）转运到南越的。于是，唐蒙上书汉武帝，建议通夜郎道，利用夜郎精兵，沿牂牁江而下，出其不意地制服南越。元光五年（前130），武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令他率领一千人前往夜郎。夜郎占有今贵州省北部和西部一带，并且包括四川南部、云南东北及广西北部地区。夜郎国王姓竹名多同，自立为王。唐蒙到了夜郎，竹多同闻知汉朝的辽阔、强盛，才晓得自己见识浅薄，孤陋寡闻，于是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此有了成语“夜郎自大”。汉武帝在这一地区置犍为郡（郡治在今四川宜宾市）。
元鼎六年（前111），汉廷攻破南越后，夜郎入朝。武帝又致力于西南的开发工作。汉武帝颁给滇国王的“滇王之印”
原来，战国后期楚将庄到达滇池（在今云南昆明），征服其地。秦末与中原隔绝，建立滇国。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兵深入西南，滇国降服，从此西南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入中国的版图。
护领北疆西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北地区，生活着许多民族，除汉族外，还有挹娄、乌桓、鲜卑、夫余和高句丽等。汉初，燕人卫满建立的政权与汉朝约为藩属。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在卫氏政权的基础上设置四郡。
汉武帝对边疆地区的大力开发，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扩大了中国的疆域。自此以后，历代的疆域虽有局部的变化，但大体上是汉武帝时期对外扩张之后的范围，因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
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祖国的力量。随着疆域的扩大，汉族以外的各族人民，更多地加入了中华大家庭，共同创造祖国的经济与文化，推动了祖国历史的发展；
开发了国内外的交通。经过武帝的对外扩张，开展了今新疆及西南一带的交通以及中国与中亚、南洋、欧洲、日本等地的陆路和海路交通，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国内外人民的活动范围，使各国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交流，推动了中国、亚洲以至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毋庸讳言，汉武帝时期各民族关系的发展，是伴随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同时存在的，这是时代的局限，不必苛责古人。
第二部分决策上：存在失误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业。但是，武帝的大功与大过并存，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评价他说：“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那么，他的“亡秦之失”有哪些？为什么能“免亡秦之祸”呢？
汉武“亡秦之失”汉武帝的专制独裁和暴行，与秦始皇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武帝的政策是“文武并用”，皇权与神权并用；面对社会现实，他又能改变统治政策。这正是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根本原因。其“亡秦之失”主要有：
征伐过度。汉武帝在位５4年，战争持续了４3年，武功极盛。其用兵少则数万，多则30万人，军费动辄数10亿，军功赏赐黄金一次达数10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海内虚耗”。
穷奢极欲。汉武的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同样给民众带来严重的灾难。汉武帝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专为皇家游猎的上林苑，把终南山和原来皇家林苑之间的全部土地都划进去。上林苑建成后，周长４00余里，周围有围墙环绕，苑中山林巧布，草木葱茏，湖泊清澈，麋鹿成群，70多座离宫错落有致。苑中有２1观、１0池，名果异卉种类繁多，南方的龙眼、槟榔、橄榄等等，也都移植于苑中。
信惑神怪。汉武帝以为自己的“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周期。于是，他要封禅泰山，祭告上天，得以“再受命”。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前110～前89），武帝共举行了六次封禅泰山活动。每次封禅，开支都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难以计算。
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经不能使武帝满足，他期冀自己的寿命无限延长。为此曾多次受方士的欺骗，元鼎五年（前112）方士栾大来到长安说自己找到了长生不老药。汉武帝信以为真，陆续封他为五利将军、天土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赐黄金万斤，还把自己的女儿长公主嫁给他，最后还专门刻一方玉印，以对待宾客的礼仪封他为天道将军。元封元年（前110），骗局败露，汉武帝腰斩了栾大。但他仍不断派人到海上求仙，幻想有人能够成功。
戾太子之狱戾太子是刘据死后的谥号，刘据是卫子夫给汉武帝生下的长子，又称卫太子。年近而立的汉武帝因得子兴奋异常，元朔元年（前128）三月，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元狩元年（前122），刘据被立为太子。
第二部分茂陵附近的卫青将军墓地
然而，刘据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元封五年（前106），大将军卫青病逝，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随着卫子夫年老色衰，汉武帝已经移情别恋。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在，但想见武帝一面已经十分困难。疏远便生隙、生疑、生仇。太子与武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一致：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武帝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关系，等等。其结果就是，由于长期缺乏思想的交流，缺乏感情的沟通，父子间的疑心越来越大：武帝怀疑太子可能抢班夺权，太子怀疑武帝听信谗言会取消自己皇位继承人的资格。这样一来，终究让佞臣江充通过制造“巫蛊事件”，使武帝和太子发生了父子相残的悲剧。
所谓“巫蛊”术，是将桐木刻制的偶人作为自己仇人的象征埋入地下，意在为其下葬，然后念咒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以祭祀祈求鬼神佑助法术成功。“巫蛊”术在西汉很盛行，武帝早年曾因“巫蛊案”废了陈皇后，没想到在他的晚年同一惨剧再次发生。
武帝晚年居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生病，精神恍惚不定，总觉得有人在暗中作怪。江充将武帝生病的原因归咎为巫蛊，武帝深信不疑，指令江充追查。江充便借巫蛊陷害太子。征和二年（前91）七月，陷入绝地的太子将江充逮捕并斩首。武帝闻讯，赶回建章宫，诏命丞相刘屈氂发兵攻击太子，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汉武帝认定太子为不肖子孙，严令各地缉拿。
征和三年（前90），经过调查，认定为冤案。武帝也明白太子的行动是被逼上绝路。武帝为自己的冲动内疚，命作思子宫，在太子殉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此刻，由血缘联系自然而生的父子之情在武帝身上复苏了。
戾太子之狱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和“终身世袭”的皇权的争夺，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延至大一统的秦汉皇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君权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绝对集权，也成为不容怀疑的理念。由此，觊觎和篡夺君位的事件层出不穷，即或是在骨肉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也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屠戮的事件不绝于史，戾太子一案就是父子因争夺皇位而酿成的惨剧。
轮台悔过戾太子一案对汉武帝刺激极大，促使他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从而使治国之策开始由“多欲”向“无为”回归。
征和四年（前89），武帝最后一次去泰山封禅，当走到钜定县（今山东广饶县）看到农民在辛勤的劳作时，武帝就亲自拿来耒耜，到田里参加劳动，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不久，大鸿胪田千秋请求武帝斥退方士，不要再搞求神求仙的事。武帝也十分同意。武帝终于醒悟，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
回到长安后，主管粮食的搜粟都尉桑弘羊，请求武帝派人到轮台修筑堡垒，驻扎军队。武帝于是下诏书深切陈述过去的后悔事，说：“前些日子专职衙门上奏，想把百姓的赋税每人再加30钱，用来资助边防费用，这是进一步加深老弱孤独的困境。……现在又要求派兵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垦荒，这不是扰乱天下，使百姓陷于愁苦吗？朕不忍心听这样的话！目前的要务在于禁止苛刻残暴的法令，停止任意增加赋税，专力以农为本，鼓励养马，恢复马复令（以养马免除赋役）。只要国家不缺乏费用，军队能维持边防就行了。”
这道诏书起于轮台屯田之事，所以历史上称它为“轮台诏”，称武帝此次下罪己之诏为“轮台悔过”。
“轮台悔过”说明汉武帝毕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自己统治的最后时期，能检讨自己过去的种种失误；也标志着汉武帝一生政策的一大转折，此后他采取了与民休息、恩富养民的政策。经过两年的努力，社会又趋于安定了，从而开启了后来的“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
第二部分汉武帝的茂陵
垂暮之年，武帝除了对自己一生的功过进行反思外，考虑最多的就是皇位继承人了。后元元年（前88）七月，武帝在决定立刘弗陵为太子后，下令将其生母、年仅20岁的钩弋夫人赵婕妤赐死。武帝赐死钩弋夫人之举让朝野臣民惊得目瞪口呆。面对臣民“且立其子，何去其母”的疑惑，武帝解释说：“是非儿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茂陵陪葬墓出土的鎏金铜马
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第二年，即后元二年（前87）二月，70岁高龄的汉武帝病卧五柞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同时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dī）为车骑将军，还宣布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与丞相田千秋同为托孤之臣，帮助霍光辅佐刘弗陵。只隔一天，武帝即崩逝，葬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太子刘弗陵即位，他就是汉昭帝。
刘彻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彻，字通，曾用名：刘彘出生：景帝前元年（前156）七月初七
属相：鸡卒年：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
享年：70岁谥号：孝武皇帝
庙号：世宗陵寝：茂陵
父亲：刘启母亲：王娡，后封为皇后
初婚：16岁配偶：8人，皇后2人：陈阿娇、卫子夫
子女：6子，5女继位人：刘弗陵（昭帝）
最得意：漠北之战大捷最失意：求仙落空
最不幸：嫁女于栾大最痛心：巫蛊之祸
最擅长：开疆拓土
第二部分元帝刘姡В�1）
汉元帝刘姡谡训墼搅辏ㄇ�75），属马，是刘询与嫡妻许平君生的儿子。他出生几个月后，其父即位做了皇帝。两年后，母亲许皇后被霍光妻霍显毒死。霍光死后，地节三年（前67）四月，刘姡П涣⑽印；屏辏ㄇ�49）十月，宣帝死后继位，在位16年，病死，谥号为元帝，庙号高宗。
元帝及其儿子汉成帝正处于汉代由鼎盛而趋于衰亡的转折期，他们在汉朝由盛而衰的过程中，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起了什么作用呢？是倒行逆施，促进了汉朝的衰亡，还是采用“以柔治国”的儒家方略，多少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延缓了汉朝的衰亡？我们还是应该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寻求解答。
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柔仁好儒”的由来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现在看来，西汉印花敷彩黄纱袍“柔”字用得恰切。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的是“俗儒”而功亏一篑。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就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并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刘钦来更易太子，后来因为怀念亡妻许平君，才终于没有废兄立弟。但是，宣帝对太子进行皇家教育时，却用儒生为师傅，用儒经为教育内容，所以，汉元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西汉帛书信札刘姡爸止惴海ā洞呵铩贰ⅰ妒贰ⅰ渡惺椤贰ⅰ独瘛贰ⅰ堵塾铩返取Ｔ鄣木ЧΦ祝唤鲈豆烁福褪窃谖骱阂淮械弁踔校部晌绞浊恢浮！ �
纯任德教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斤200斤，府第一所。孔霸去世，元帝两次穿素服去吊祭，赐给东园秘器钱帛，赠予列侯礼安葬，谥号“烈君”。初元二年（前47），起用师傅萧望之，赐爵关内侯，食邑800户。夏侯胜卒后，“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万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尊崇帝师的社会效应，必然导致人心向儒，这自然大大提高了儒家的社会地位。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因此，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籯（yíng，竹笼），不如一经。”儒学宗师夏侯胜也常常教导他的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指高官）如俯拾地芥耳。”可见读儒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