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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表明这位皇叔父的野心正在日益膨胀，摄政王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
但是促使布木布泰下最后决心的，却是一条由她的耳目私下传递，却又是千真万确的消息：多尔衮卧病时，曾对他的心腹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我哪里会得病呢？”
这句话的中心是“以我为皇帝”，“以现今的小皇上为皇储”不过是个陪衬。他若真的达到了做皇帝的目的，皇储未必还属于福临。
情势极其危急，母子们的前途顿时变得凶吉难卜，恐怕是凶多吉少。
布木布泰与多尔衮私会时，也探过他的口气，但这样的篡夺大事，又与布木布泰休戚相关，就是最亲密的情侣，也不可能透露一分一毫，何况多尔衮又如此精明、如此老谋深算？
布木布泰为了防止母子们坠入厄运，终于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国母太后之尊，下嫁摄政王多尔衮！
降尊下嫁，是布木布泰主动提出来的。时间当在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月前后。为了更有力地制约多尔衮的野心，她要把太后下嫁的婚礼办得格外隆重，格外豪华，格外引人注目！要办得天下人皆知！
首先，通过顺治皇帝表彰多尔衮治国平天下的大勋劳，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将皇叔改为皇父，已经表明了多尔衮与皇帝和太后关系上的质变。
其次，以顺治皇帝的名义，发布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书，布告天下。
再其次，命礼部为太后下嫁增添新的仪注，使这次婚礼成为一次国家大典礼。
最后，把婚礼定在了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的二月初八日，因为这一天是布木布泰的生日，太后诞辰称圣寿节，原是万民同庆的日子，再加上婚礼，喜上加喜，双喜临门，节庆的气氛更加热烈喜兴了。
婚礼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京师及天下百姓都沾到了喜气。诸王贝勒和满蒙贵族、八旗将士，都为此欢欣畅饮；汉官汉民尽管心里称奇，表面上一样称贺不已，传为千古佳话。真正了解布木布泰苦心的应该是中宫皇太后哲哲，后宫的两位太妃娜木钟和巴特玛·也全力支持这一婚事，道理很清楚，对她们而言，如果多尔衮篡位，她们只能是皇嫂，论尊论贵论富，比太后和太妃就差得太远了。
顺治皇帝这年已经十二岁，还不懂汉文、不会说汉话，在满蒙额娘和嬷嬷的教养下，熟知本民族的习俗，母亲再嫁并不是什么令他觉得羞耻的事情，以他的聪颖和额娘们的提示，他能够理解母亲的行动意在保护他的皇位。
太后宫中，张灯结彩，合卺宴罢，进入洞房。一双新人，原是旧相识，新郎三十七岁，新娘三十六岁，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爱爱恨恨，终于有了今天，也算如愿以偿了。
多尔衮并非傻瓜，但此时他被皇父摄政王的崇高称号捧得意气洋洋，被新婚妻子的柔情蜜意迷得晕晕乎乎，等到他明白自己掉进了桃红色的、甜美柔软的，却是难以摆脱的罗网时，已经晚了。
关键就在太后下嫁的这个“下”字上。
这一个字规定了多尔衮的名分和地位。
就像公主下嫁一样，驸马的地位再高，也越不过公主的尊贵；他号称皇父摄政王，也仅只等于是太后的“驸马”，地位总是在太后之下的。他只能是皇帝的继父、太后的后夫，仿佛此后二三百年后欧洲那些女王的“王夫”，决不是王一样，无论是名分还是等级，他都不可能称帝。婚姻关系的羁绊、以周公相许相期的激励，使他的野心几乎化为流水。他只能做那个在历史上因辅佐侄子成就帝业而德高望重的周公了。
公主下嫁，从来都不是嫁到夫家去，而是专建公主府。布木布泰身为太后，就更不会屈居睿王府了。只有摄政王不时进宫中陪伴太后，才是正理。但这桩婚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驸马”的多尔衮自己还有一个妻妾成群的大家庭、一处富丽堂皇不亚于皇宫的睿王府。他只能用大多数时间在大内与太后同宫而居，间或回王府照看照看。他的妻妾们纵然不满也不能说什么，因为论尊论贵，论才论韵，她们都绝对无法与太后匹敌。这更是对多尔衮的又一重束缚了。
不过，布木布泰也给了多尔衮极大的补偿：他以皇父摄政王的身份，处理一切政事及批示本章，可以不奉皇上之命，概称诏书圣旨下发。他已经握有皇帝的权力，其实就是代理皇帝，然而终究还是个假皇帝。因为他绝不能居皇帝之宫，绝不能登皇帝之宝座，绝不能称万岁在太和殿朝会时受诸王百官朝贺等等。天下仍然是顺治的天下，大清的皇帝仍然是福临。
太后下嫁（6）
顺治六年，是悲喜交集的一年，太后下嫁的后一个月，三月十八日，多尔衮的有力助手、他的同胞弟豫亲王多铎因患天花而病死，时年三十六岁。四月十七日，布木布泰最亲近的情同姐妹的姑妈、中宫皇太后哲哲崩逝，享年五十一岁。十二月二十八日，多尔衮的嫡福晋博尔济锦氏又亡故了。多尔衮失了臂膀，布木布泰成了后宫独尊。这一连串的丧事给他们都带来极大的悲痛，但在实际利害上，却是一失一得，布木布泰又胜了多尔衮一筹。
多尔衮的壮志难酬，心理不平衡，除了政事上许多失误失策以外，贪欲也日益膨胀，出现许多不明智的举动。
如，他私自为他的嫡福晋加谥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
如，在嫡福晋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次年正月，他又将他的政敌肃亲王豪格之妻、他的嫡福晋之堂妹娶过府来。同时还派人去朝鲜选美女。
五月，朝鲜派遣使臣送美女来到，多尔衮亲自到连山迎接，即日成婚。
至此，他的正式妻妾已达十人之多：
嫡福晋，科尔沁博尔济锦氏青巴图鲁桑噶尔寨台吉之女；
继福晋，佟佳氏尚书孟噶图之女；
三娶福晋，扎尔莽博尔济锦氏根杜尔台吉之女；
四娶福晋，科尔沁博尔济锦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
五娶福晋，科尔沁博尔济锦氏索诺穆台吉之女；
六娶福晋，朝鲜李氏金林郡公李开音之女；
媵妾，察哈尔公齐特氏布延图台吉之女；
媵妾，博尔济锦氏杜思噶尔卓农台吉之女；
媵妾，济尔莫特氏帮图武之女；
媵妾，李氏李世绪之女。
算上他夺得的豪格嫡福晋和下嫁的布木布泰，共十二人。
如果她们按本民族的风俗、按各自原有的身份穿着打扮起来，会是怎样丰富绚丽的景象呢？有满族，有蒙古族，有朝鲜族，有汉族；有成吉思汗黄金血胤的林丹汗的公主（第一位媵妾，应是皇太极的淑妃带来的那位她与林丹汗所生的格格）；有科尔沁蒙古诸多王爷的女儿；有朝鲜皇室的郡主；还有满洲皇亲大臣的贵女。身份最高的，自然是当朝太后布木布泰了。
这是一幅历史画卷，是清朝初年统一女真，征服蒙古、朝鲜和中原的开疆拓土历程的真实记录，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
尽管在一般人眼里，多尔衮是享尽了艳福，但他的最大烦恼也是尽人皆知：有十二名妻妾，却生不出一男半女。无奈只得从拥有八子九女的亲弟弟多铎家过继来一个儿子——多铎的第五子多尔博。多尔博的生母正是多尔衮五娶福晋的亲妹妹，血缘最近。
到了这年七月，身体虚弱又娇贵的多尔衮因嫌京师炎热，要在边外筑避暑城，竟不顾百姓死活、不顾国家的严重财政危机，向全国加派地丁银二百五十万两，一反他入关初废除明末加派三饷的初衷。
这些行动，可以看成是他对布木布泰的婚姻束缚的反抗和示威，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布木布泰的纵容，甚至怂恿。
多尔衮年近三十以后，身体就不很健康了。所以，顺治元年他刚刚当上摄政王的时候，豪格就曾与人私下议论说多尔衮身体多病，难以永寿，不是有福之人，活不了几天等等。豪格还因此得罪被幽禁除爵，直到顺治帝定都燕京，发大赦令，豪格才得以复爵。入关以后，军政事务繁杂劳累，多尔衮又大权独揽，负担很重，身体情况只会变差。用贪欲、用女色来诱惑一个体质本来就不好的多尔衮，只能使他越来越衰弱，戗害他的元气，甚至送掉他的性命。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布木布泰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真可说是煞费苦心了。
政治斗争是极其残酷的，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这种推测未必没有道理。
总而言之，这一年，即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的十一月，多尔衮仿照他的汗兄以打猎边外来消病健身，终于无效，十二月初九日病死在喀喇城。时年三十九岁。
最大的威胁解除了，布木布泰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可是回想与多尔衮二十多年的情爱和波折，又不免痛痛地大哭了一场。
多尔衮生前的最大愿望不过是做皇帝，没能得到，布木布泰决定在他死后给他一个满足：十二月二十六日，顺治皇帝下哀诏于中外，称颂多尔衮的至德丰功，决定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
可叹的是，即使是死后尊荣，也不是容易维持的。多尔衮专擅朝政、大权独揽的时候，树敌太多，引起公愤，追赠的皇帝也不过当了四十来天，就因生前的谋逆大罪而削爵、黜宗室、毁坟、财产入官，连过继来的儿子多尔博也归宗，回到豫亲王多铎名下了。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的乾隆年间，才由乾隆皇帝本人为多尔衮平了反，恢复王爵，追谥为忠，配享太庙，并命多尔博一支再次过继，承袭其爵世袭罔替，成为清初的八个铁帽子王之一。
太后下嫁之谜的主角布木布泰，经历了一场场政治斗争的洗礼，越加成熟老练，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辅佐了两代幼年皇帝——顺治帝福临和康熙帝玄烨，对清初的政治格局、对大清帝国的兴旺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是一位对国家、对民族有着重大历史功绩的政治家。
太后下嫁（7）
当她暮年回首往事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这一段延续了二十余年、几乎占了她生命的三分之一时间的恋情，一定不会忘记短短的一年多的第二次婚姻。这对后世人是一个谜的故事，对于她来说，不是更像一个美丽的春梦？
就下嫁这件事本身而言，既是民族习俗所规定，又是那个时期的道德规范所承认，说布木布泰会因此感到对不起丈夫，恐怕是用汉族人的心理测度来的。稳定了国家，抚育培养了两代幼年皇帝——太宗皇太极的亲儿子和亲孙子，布木布泰临死时应该是无憾的，她可以告慰丈夫于泉下了。所以她遗命靠近儿子的孝陵安葬自己，确是因为她自己所说的，太宗陵墓奉安已五十年之久，不可为她开启轻动，而且她的心最眷恋的还是福临、玄烨父子俩，只有不远离他们，她才得安心。
她逝世在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8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五岁。
作者对太后下嫁之谜的诠释，不过是一孔之见。对此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根据自己对清初历史的知识和理解，作出自己的判断，一定能揭示出更接近真实的谜底。
顺治出家之谜（一）
顺治帝出家了吗（1）
公元1638年的夏历正月三十日，入夜之后，沈阳清宫凤凰楼下一片沉寂，断断续续的女子悲泣声，使得这沉寂越发厚重，越发凄凉。
到了戌时，也就是现在的晚八九点钟，西永福宫里忽然亮起红红的灯火，人来人往，灯影憧憧，似乎很热闹，但人们都悄声细语，连安置铜盆、烧水倒水都尽量减轻声响，仿佛都悬着一颗心。几声细细的“咿哦”之后，突然间“哦哇哦哇”的婴儿啼叫响彻夜空！初生的孩子可不管宫里和大人们的忌讳，只顾大口地呼吸着人间甘美温暖的空气，亮开他的大嗓门，宣告自己的降生。
“是个男孩儿！”这一声报告，令疲惫的产妇脸上浮现出欣慰的笑，笑得不觉落下泪来。可是看到众人高兴得要拍手笑出声的时候，她又摇摇头，用眼睛向大家示意：不要得意忘形。
人们围观这个小小的婴儿，口里不住地赞叹：
“瞧呀，小皇子头顶胎发竖得那么高，将来定是长寿！”
“看他方面大耳，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哭的声音多有劲、多响亮！将来准是文武全才，国家的顶梁柱！”
“小皇子命好哇！前天皇太子刚走，今儿个他就来了，可不正好填了空吗？……”
最后这句话被产妇叱住了：“不许瞎说！”
这婴儿就是后来的顺治皇帝福临，他的母亲，是西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这一年岁在戊寅，是大清崇德三年，大明崇祯十一年。
那么多赞美的话，都在预言这个孩子的锦绣前程，如果当时有人说，这个孩子将出家当和尚、将英年早逝，此预言者不仅将挨耳光、挨鞭子、挨大棍、得罪下狱，旁人也实在不能够相信的。
遗憾的是，顺耳的颂词往往落空，而逆耳的预言却常常成真。
君主与和尚，确实是人生境界的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热闹，一个极端冷静。
皇帝称万乘之君，天下至尊，治理国家，统治万民；和尚却须斩断尘缘，不与世事，清净无为。
皇帝锦衣玉食，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可以穷奢极欲；和尚却须清苦修行，面壁持戒，不茹荤、不杀生。
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后宫佳丽三千人；和尚却须不动色欲，无妻无子无亲人，要修金刚不坏之身。
一个普通人，想要走向这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无论就机缘还是人情而言，都不容易；而要想从这个极端跳到那个极端，就更是令人人惊讶的奇闻了。
和尚参佛，道士修仙，再加上孔老夫子的儒教，佛、道、儒三教，都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还有三教同源一说，使之相互支持求得共同发扬光大。不过各朝各代的中国皇帝们，各有偏好。自西汉董仲舒提倡独尊儒家、使得儒学成为理国治民的基础以来，也还是有不少像样或不像样、有名或没有名的帝王，在实行儒学治国的同时，又崇信佛道。有的甚至因此而鹤立鸡群地掩饰了他们治国的无能。
比较而言，皇帝崇信道教的好像更多。
从秦始皇崇信方士烧丹炼药、海外求仙开始，帝王崇道便绵绵不绝，朝朝代代都有个把，最有名的当属宋徽宗和明嘉靖皇帝。
宋徽宗赵佶文采风流，是位书画大师，然而治国理政却是一塌糊涂。他在位期间，奸佞当道，民不聊生，腐败的政治和残酷的剥削压榨，激起全国各地老百姓的反抗，有名的宋江、方腊起义，就在这个时候。他对内血腥镇压，对外却忍辱投降，终于酿成靖康大变，和他的儿子一起做了大金的俘虏，落了个囚死异国的下场。
就是这个宋徽宗，对道教的沉迷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他奉道教为国教，率先在皇宫内院修建道观——玉清和阳宫；他诏令全国各地访求道教仙经和得道真人进京入朝，以至在皇帝亲自主持的冬祀国家大典中，也命数百名道士执威仪做前导，弄得不伦不类，贻笑天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他亲临典礼，亲自给人们俗称的玉皇大帝上了一个“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的徽号，奉上金页宝册，并敕令普天下洞天福地要广建道院道观，塑造圣像，务必崇丽高大，花多少钱粮也在所不惜。对此劳民伤财之举表示反对，甚至仅仅是不积极不虔诚的地方官员，都被他撤职查办。
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身为皇帝的赵佶，开始了大规模的道教活动。这年二月，他召集了两千多名道士在上清宝宫大会，讲道经作法事，闹得乌烟瘴气。不久又兴建葆真宫、神霄玉清万寿宫等极为崇丽豪华的道观，皇帝频繁出入其间，与他特别崇幸的真人林灵素、张虚白讲道论经。这两名道士于是得到皇帝的极高封赠，林灵素诏封为通真达灵玄妙先生，张虚白诏封为通玄冲妙先生，俸禄和官位视同朝廷大夫。
最滑稽的是，已经做了天下第一人的大宋皇帝的赵佶，竟还嫌不足，示意道院上奏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从此，他就欣欣然以道教教主、道君皇帝自居。后世的人们也常以道君皇帝来称呼赵佶，其中的意味就决非“崇敬”二字了。
入道教，做教主，并不妨碍赵佶当他的皇帝，糊里糊涂昏昏懦懦地处理国家大事；并不妨碍他以花石纲等名目敲骨吸髓地盘剥百姓为自己祝寿搞庆典；并不妨碍他金玉满堂、锦衣玉食、花天酒地；也不妨碍他在位二十多年中不停地立后封贵妃进婉容选宫女；更不妨碍他偷偷摸摸、没完没了地穿引地道走进京师名妓李师师家花楼，挥金如土地做天下头号大嫖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