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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爬上去就上了一个台阶，一爬过门槛一看，原来里外一边平。那天我忽然看到电影学院在上海招生的消息，就下决心要走。电影学院使我认识了这帮同学，对我的成长很关键，要是一直在上海这个环境里生活，没有北方城市的文化熏染，没有认识那么多人，我认为人生是不健全的。
壮壮对“五代”影响挺大
我是导演系年龄最大的，“老谋”是摄影系里最大的。我考电影学院的时候26岁，等到录取了之后已经27岁了。虽说我年龄大点吧，但自己也没觉得大，因为我们班里像壮壮、凯歌、子牛、军钊都是1952年的，尤其是壮壮，虽然比我小，但是特别成熟，所以他现在回到电影学院做导演系主任简直太合适了，太对了。田壮壮以前是很正统的，他不是大人们所喜欢的那种乖孩子，但是骨子里是很正派的一个人，其实他对“第五代”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几个年龄大点的，关系都比较好，包括对纪实风格的欣赏，对特别写实的作品的迷恋。我们当时都是学生干部，经常组织大家出去体验生活。我挺服壮壮的，他跟所有人都能聊，跟农民聊收成那叫一个熟悉。
在朱辛庄的时候我们真是认认真真读书。壮壮那时从北影资料室借了好多“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的“白皮书”，还有美国摄影师杂志。我记得还翻译过一篇有关制作影片《星球大战》的文章。还有就是对老舍作品的迷恋，到二年级了要排演小品，要自导自演，我演过祥子。记得那时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很多，凯歌排演的是《枫》，当时凯歌就很懂营造气氛了。记得有那么一个场景，在落日里，一个“武斗”的小孩和他的女朋友对着枫叶说话。我和壮壮演的一个小品叫《酒后吐真言》，我演一个木匠，壮壮演一个村干部跟我“喝酒”道歉，结果喝醉了开始批判当时社会上的“假民主”。
毕业分配就像鸡争虫
记得快毕业的时候开了最后一次班会，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紧张。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对大家讲我小时候总跟我哥哥吵架，我爸就给我看一张齐白石画的国画，是两只小鸡在抢一条虫子，那条虫子因为争抢被拉得很长很长，那幅画的名字叫做《他日相呼》，“他日”——以后的日子，“相呼”——别看现在为一条虫子争抢，以后会变得很亲热。现在就很应验了我说的这件事，所以78班的同学在一起总是最亲热的。
我后来回上影后一开始在艺委会，讨论彭小莲、江海洋他们的剧本，桑弧导演是我老师，桑弧老先生轻声细语地讲：“建亚，我一直觉得你的判断力非常的好，你看很多问题都很清楚，为什么说到你们同学的时候，你总归有点言过其实呢？”我讲：“桑导演，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要给他们机会。”上影厂有非常健全的班子，既有拍商业片的班子，也有拍主流电影的成熟班子。
《红象》让我们享受电影
对《红象》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这帮人分工特别好。看完外景后壮壮回到北京搭班子，我留在云南跟缅甸方面谈借大象的问题，谢小晶从《小院》开始就负责找演员，找来的人一个是一个——就是这个人了，所以《红象》里也由他来找几个小演员。真是服了谢小晶对角色的敏感，找到的孩子和人物非常吻合，那帮孩子对谢小晶崇拜得不得了。我负责打板、整理场记单，把第二天要拍的画一些示意图。田壮壮是“灭火”的灭火，“点火”的点火，因为大家都服他啊！以他为主摆机位什么的都听他的。侯咏属于做事特别稳重，特别精确的人，让人有一种信赖感；吕乐做事很有激情，有他独到的想法。所有写字的事情他们都让我来干，写导演总结时心想总得写得艺术点吧，就加了很多理论感受进去，结果大家觉得，写得挺好的，就不太像我们做的事！我们真的是那种特别能干的人，特别受用。我现在依然是这样很受用这种制作过程，享受这个过程。其实真正的精彩都是存放在我们的记忆里的，这要比最终展现在银幕上的东西精彩得多。
1990年我拍了一个反映田径运动员的片子《挑战》，就忽然想到“夸父逐日”这个传说，其实夸父不只是传说中的那一个，而是整整一群，是“夸父族”，我指的是精神。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1978年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张军钊都已26岁，他们以阅尽人间悲欢的心态，面对大学考试的审判，以他们成熟和各有擅长的知识储备力争中榜。刘苗苗不同，这位来自宁夏的小姑娘当年仅仅16岁，比起长兄般的对手她小了足足10岁。她的激情、敏锐、读书领域之广，在表演中透出的灵气和想象力都使得众考官决定录取这个“小不点儿”，她成为电影学院里当年年龄最小的学生。
“78班”之刘苗苗
当年年纪最小的学生
1978年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张军钊都已26岁，他们以阅尽人间悲欢的心态，面对大学考试的审判，以他们成熟和各有擅长的知识储备力争中榜。刘苗苗不同，这位来自宁夏的小姑娘当年仅仅16岁，比起长兄般的对手她小了足足10岁。她的激情、敏锐、读书领域之广，在表演中透出的灵气和想象力都使得众考官决定录取这个“小不点儿”，她成为电影学院里当年年龄最小的学生。
致朱辛庄
2000年，我在位于京北方向的回龙观地区置了个窝儿，回龙观离当年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址很近，若不是这些年在回龙观和朱辛庄原本开阔、平坦的土地之间有了许多这样、那样的建筑，站在我家门前是应该望得见当年的校舍的。夕阳西下，暮色四合，秋去冬来的瞬瞬间间，我恍然又是那个1978年从西北边陲来北京学电影的女孩儿，她的心悸、惶惑、痛楚又极乐的青春记忆像周遭苦涩清新的白杨树散发着……不，那些硕壮的杨树已经看不见了。
还有一片旷野吗？让我们在雪夜走出去，身体在白雪上展开，留下一个个印迹。你的吉他呢？是否还有那么多人跟你一起迎着皓月歌唱吗？你画的麦田呢？还有被你摘下的青苹果，你的冰刀，你那只破旧的牛皮旅行箱和发黄的禁书……你梦见的是我还是窗外在寒风中劲舞的枯枝败叶？谁泄露了你的心里话？后来你为什么原谅他（她），那天下雨吗？最后一堂课是谁讲的……
我不能分辨也无力归纳当年的朱辛庄对我的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朱辛庄只是一个无法磨灭的存在。原以为是我选择了电影，如今明白是电影选择了我。这一切就是从朱辛庄简陋的校舍和着那些人、肥沃的土、植物一起成长起来直到不可收拾。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爱电影需要理由吗？费里尼说：“奥秘难解的缘分总是有的，否则怎么解释一个第一次被带到教堂去的小男孩，不像我或不像大多数其他小孩因为寒冷、惊愕、害怕而却步，反而浸浴在日后迟早会引领他成为神父的激动和狂喜中呢……”
在许多年前的朱辛庄，我已经对自己有了一个承诺，此后努力地做，都是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害怕过，疑惑过，后悔过，有时候离朱辛庄很远，有时候又很近，就这么走走停停所幸并没有迷失目标。
“一个人为了这人间而受苦，同时又掌握着艺术时，他就会感到需要通过艺术而征服人间。一个人在通过欢乐或哀愁——不管哪一种——而对生活发生兴趣之前是不会感到这种需要的。”
承诺是不可以调侃的，爱是不可以调侃的。 （刘苗苗）
刘苗苗：选择电影是一种天命
25岁，刘苗苗独立执导的《马蹄声碎》讲述长征中八位与大部队失去联络的女兵寻找部队的惊险经历，在战争题材的《一个和八个》、《喋血黑谷》等男性导演拍摄的战争片外豁来了另一方天空。1993年当《杂嘴子》在威尼斯电影节响起一片由衷的掌声时，刘苗苗刚过30岁。生于宁夏那片大漠旷野的刘苗苗独自游走在探索的边缘，那些瀚海阑干风物，那些暮雪纷纷柔情，就在她怀抱的“寂寞天堂”之中。
大漠旷野是我的摇篮
我出生在银川，父亲算是功勋卓著的少数民族干部。9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后来我就住在宁夏南部山区固原的哥哥家，“西海固”属于全球十大贫困地区之一，我在那里度过中学时代。就像我自己的电影《杂嘴子》，为什么会写一个孩子，他的父亲坐牢也在这个孩子八九岁的时候，那种痛苦的感觉是相似的。可能是家里面这么大的变故使我懂事特别早。
我的个性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大，记忆中母亲纯真得甚至幼稚，非常敏感，她不把我当小孩儿，每次她伤心的时候就对我说“妈妈很难过”，并告诉我她为什么难过。我是不足月出生的，在暖箱里睡了七天七夜，母亲曾经说生我的感觉像是从她身体里游出来的一条热鱼，没有痛苦。
银川当时只有一家影剧院叫红旗剧院，是那里最豪华的建筑，我和姐姐们是这里的常客，很多电影看过无数遍。应该说从小在学校里我就是文艺骨干，排小话剧、自创歌曲等等。看书也是很早就开始，上小学五年级时就读了两遍《红楼梦》，在固原县的图书馆拼命看书，那里的图书管理员都认识我。那个时代因为各种政治运动都说是“不读书的时代”，我却觉得书本成为我当时最大的安慰，能读书就很幸福。
我觉得我们的父母是真正的浪漫，受理想感召的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父亲给我起名时想的是“留下革命的苗苗”，我弟弟后来在北大读书，他让我猜一个谜语：“斩草莫除根”，那就是我的名字嘛。
因为年龄小而自卑
我性格其实挺温柔的，电影让我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我认为有很多损失。到了40岁忽然明白，或者这是天命，你没有办法重新选择。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是诗人，我认为你不应该是一个孩子，也不应该是个老人，不应该是男人，不应该是女人，应该是一个一直长不大的孩子，一直是睿智的老人。不应该有绝对的年龄和性别，应该是这么一个理想的生存状态。所以说很容易出危机，很容易走到绝境或者无法平衡，尤其对女孩子来说。
当时电影学院分三个考区，我算西北考区，西北五省，后来导演系录取了三个人。张军钊从新疆来，吴子牛从四川重庆来，我从宁夏到西安，就算出了一趟远门，从固原出发到甘肃平凉换车，一路颠簸到西安。
当时一下子打动了老师，可能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很本真，或许是同龄人中我知道的比较多一些。我觉得当时电影学院考试完全是素质考试，那些老师能够很明显地看到学生身上的艺术气质。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人家都对我当时年龄小考电影学院的事情那么注意，我现在看到我的女儿16岁了，就感觉她好小，当时一点没觉得自己小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是感觉紧张。
年龄小好像就没有能力独立工作，或者不应该与他们成年人为伍。当时没人跟我玩儿，他们都说我是小屁孩儿，当时田壮壮老吓唬我，就不带我。我当时有一个男朋友，只能找他跟我玩儿，别人又说我早恋，老师找我谈话。吴子牛当初想退学是因为觉得学校没什么好学的，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是觉得压力实在太大了，人家都比我强，好像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20岁大学毕业分配到潇湘厂，22岁时我对厂长说：“我要当导演！”厂长拍拍我脑袋大笑着说：“听听，这妹子要当导演？”1985年我23岁，与福建厂合作拍了我的第一部电影《远洋轶事》，厂长看完后相信我的能力，让我拍《马蹄声碎》。
等待我的《寂寞天堂》
到现在这个年龄忽然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年龄，事情都想清楚了，对做电影没有质疑。我现在的这种自信并非荣誉和成就给我的，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战胜人生的苦难后，得到了真正的内在滋养，就像四季更替的自然调和的力量。记得我刚到电影学院的时候有很多城市里的同学都不知道宁夏，到了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很为我的故乡而骄傲，现在越来越感激我出生在那儿。未来我并不绝望，已经有帕索里尼、爱森斯坦，已经有黑泽明、特吕弗，电影史其实并不需要我，他们是为所有人做的也是为我做的，我的梦想他们已经实现了，或许让我做他们的梦就足够了。多一个梦想者，多一个伟大的坚守者，多一个爱电影的人不是更好吗？
大概10年前我等来了一个《寂寞天堂》剧本，讲的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西海固的故事，甜美而忧伤。我准备再等10年，等一个能够认同这个影片的投资方。我还可以再等，等不到也没什么。如果学生需要我，我还会教书，或者在我自己的店里卖最好的卡布奇诺。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谢园
我们的心灵已经焊死
提到表演系78班，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张丰毅、周里京、张铁林、方舒、沈丹萍，总之是那些在银幕上光鲜夺目的俊男美女。但如果谈到第五代的电影，谢园的名字便会浮现出来，特别是因为《孩子王》里的那位知青“老杆”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曾被老师评价为“形象一般，没有演技”的谢园，毕业后留校任教，也出演了不少影视作品。今天，人到中年的谢园坦率地承认自己和第五代创作的巅峰已过，心灵的窗户已经被时间焊死。
谢园：我们的心灵已经焊死
小小的虚荣心作祟
恢复高考时，我们被“文革”耽误了十多年的时间，对自己没有自信，考理科或者考文科的正牌大学像北大肯定考不上，一般师范可能都悬，我还不愿意出北京，这样衡量下来只能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院、广院和中戏的文化分数线不高，我别的方面的才能要是能吸引老师的眼球，可能就考上了，就能上大学了。一个小小的虚荣心在作祟。两眼一抹黑就没有想过这些事，追求电影、艺术和道理都是上学之后的事情。以前我在宣传队的时候会玩几下乐器，平时又喜欢出洋相。面试的老师把我给弄兴奋了，我把会学的国家领导人的口音学了一个遍。
喝着狼奶长大
其实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第五代，也就是我们“78班”有这么重要。电影永远是未尽的事业，它作为一种非常有力量的艺术手段，所能阐释的中国人和中国都还远远没有到位。四年学下来，我觉得对电影的认识有质的飞跃。对我个人而言，作为这一代的一分子我深受其益。我今年46岁，越来越感觉自己是喝狼奶长大的，现在逐渐认识到曾经被我们践踏的价值中人是第一重要的。“78班”的互相感染和熏陶，才使我对人和文化内在的东西更感兴趣，而不是外在的浮华。
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期间，《现代启示录》对我的影响最大。我现在讲课的时候也把它当作“世界第一”介绍给我的学生。它具有政见力，
与直接满足消费者心理的影片有区别。科波拉作为一个导演特别的较劲，其他反映人类战争的影片都不如这部片子够劲。
毕业时我很盲目，前途未卜，也不卜前途。有一次很多同学从郊区回来，路过老乡的庄稼，地上有把镰刀，一个美术班的同学拿起来，在木头电线杆上刻下了这样十个字：“一生不做作，半世哭别人”。我觉得这就是“78班”的精神实质，这已经超越了个体人生的认识。
形象一般，没有演技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但是我眼睛近视，人家不要我，又给我退回学院了。我特别想穿上那身军装，心里特别难受。其实留校是被迫的，不过也挺好。我们当时158个同学，思想散漫，没有什么规矩，大家刚从一个大的动荡背景走过来，有一种顽固的批判精神，有时候没有弄明白就开始批判了。所以，老师讲课的时候常常征求我们的意见，基本上对我们是因人施教。我们当时最喜欢的是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任何的煽情，任何形式主义的作品严格地讲当年都被我们抵制，拒绝煽情和深刻。像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我们觉得形式大于内容，情感上还不如《列宁在1918》来得痛快。
毕业的时候，老师给我八个字的评价，“形象一般，没有演技”。班里那么多形象比我好的同学，我这样的只能演叛徒。但是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小人物身上有大命运，以喜剧形象示人的演员骨子里都爱人民。所以虽然有些戏被同学打击说“自行轻贱”，但是我信念坚定，价值观正确。
最纯粹的是《孩子王》
《一个和八个》是我真正认识第五代的作品，我发现此前在电影学院对他们的认识都是不够的。我很有幸地拍了一部最纯粹的电影《孩子王》，尽管后来我也拍了很多糟糕的电影。我这样一个演员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