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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遵循着相似之道：只要某个地段的写字楼的市值略高于建筑成本，就会有楼盘开工；反之，市值落到了建筑成本之下，楼盘就会停工。
*这篇论文在《1959年美国统计协会商业和经济统计会议议程》里问世，后来成为我的博士论文。
我觉得股价和机器订单的相互关系与此类似。公司管理层看到资本设备在市场上的价值高于购买成本，就会加大买进力度，反之亦然。1960年代，这个简单的价格比不再象早年那样能够准确预报订单，我失望了。不过，这是计量经济学家们的常见抱怨，过去如此，现在也一样。这种相关性在今天转化为新兴资本投资的预期回报利率。它仍然不能象我一直期待的那样准确预报经济。这种认识正是我在1995年12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的思想背景。
美联储的国内经济高级专家麦克·普瑞尔认为，财富效应会刺激明年多达500亿美元的消费支出，从而加快GDP增长。美联储委员拉里·林赛，将继续成为小布什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则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争辩说，大多数持股都集中在退休基金和私人养老计划上（译者注：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税务法案中的401K条款，以延迟缴税的方式鼓励雇员在职时积攒些养老钱），很难让消费者兑现股票收益。再说，大多数拥有庞大股票资产的个人本来就已经很富有，并非有钱就花的购物狂。我是否赞同他的观点，还不好说，但这是个新问题，我们没人知道接下来到底会如何。
那天早上的讨论同样表明我们对牛市的增长力度心里没底。珍妮特·耶伦预计，股市繁荣的效应肯定转眼间就会烟消云散。她说：“到1996年底就会风光不再了。”我则担心股市大涨后有可能形成又一轮的崩盘平台。我说：“真正的危险是，我们处于债券和股票泡沫的边缘。”虽然市场看上去不象1987年那样过热，我保守估计“股价至少到了暂时高位。如果没有其它原因，不会一路直升上去。”
这番话后来并没有证明我有先见之明。不过当时，我醉翁之意不在酒，那天，我另有所图。我决心促使人们开始从宏观上来思考技术变革。在研究当前经济状况的过程中，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处于历史转型期，一路飞涨的股价只是其中的一个信号而已。
这次会议本来计划在结束时就继续放宽联邦基金利率之议进行表决。但是，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我就向各位委员明说我打退堂鼓了。我提醒他们，几个月以来，技术变革越来越快，对经济影响的证据一直在我们眼前挥之不去。我直言：“我想提出一大套假设，来解释长期经济的方向及其根本力量。”
我的看法是：信息技术为全世界所接受并得以运用之后，低通胀、低利率、高生产率并且充分就业的日子一再延长。我说：“从1940年代起，我一直观察商业周期，还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如此深刻和持久的技术变革，”我评论道：“不是五十年一遇，就是百年一遇。”
为了指出这种变化是全球性的，我提到了一种新现象：全世界的通货膨胀似乎都在走低。言下之意，现在所运行的货币政策离谬误不远，向来灵验的法则，至少可能失效一段时间。
这纯粹是臆测，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讲这种话更显得不够严谨。虽然有几位银行行长略表赞同，在场的人都没怎么回应。联邦基金利率要不要降0。25个百分点？回到这个熟悉的议题后，大多数委员似乎都松了口气——投票通过了。但是，在此之前，有位最善于思考的委员忍不住笑话我：“对于降低利率，我希望您说些能让我接受的理由，”他说，“不要扯上您所谓的勇敢面对新世界，我可没打算那么做。”
其实这没关系。我没想过要委员会同意我，也不是要他们去做些什么。只要想想就行了。
高技术日新月异，熊彼得的创造性破坏之说由此流传甚广。它成为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词汇——的确，一旦达到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创造性破坏就不容忽视了。在硅谷，大大小小的公司不断自我超越，新公司常常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技术上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大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惠普公司以及IBM公司，不得不匆匆追随大流，而且未必全都奏效。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向全体微软员工发布通告，把互联网的兴起和个人电脑的出现作了比较——不用说，微软正是凭借后者大获成功的。这份通告的标题是“互联网浪潮”。他警告他们，对眼下的剧变不可掉以轻心，不能适应就会被淘汰。
其实，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悄悄地酝酿了四十年。第二世界大战之后，晶体管的发展掀起革新高潮，信息技术革命就此萌发。计算机、卫星、微处理器，再加上通信用的激光和光纤技术，所有这一切为互联网看似突然的闪亮登台作好了准备。
而今，企业具备了收集和传播海量信息的能力。这就加快了创造性破坏进程，因为资金从平庸落后的公司和行业流向风头正劲的公司和行业。诸如科莱勒·帕金斯公司和红杉俱乐部之类的硅谷风险投资公司，以及大通汉鼎这样的投资银行，由于进行这类投资转移而一夜暴富、声名卓著。不过，实际上，金融业早就涉足其中，并且越陷越深，整个华尔街都是如此。
拿更近的例子来说吧，比较一下谷歌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2005年11月，通用宣布：到2008年，计划终止30000份雇员合同，关闭12家工厂。只要看看该公司的现金流，就会发现通用把数十亿美元投入各种基金，以保障工人将来的退休金和健康福利，而在过去这些钱可能早就用于开发产品和兴建工厂了。反过来，这些基金把资金投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比如高科技领域。于此同时，谷歌明摆着正以惊人的速度成长。2005年，谷歌的资本经费增长近3倍，达到8亿多美元。由于看好谷歌继续增长，投资者们把谷歌股票的市值竞价到通用股票的11倍之多。实际上，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基金就持有谷歌股份——这是创造性破坏中资金转移的范例。
为什么信息技术能带来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企业的很多活动旨在减少不确定性。就顾客需求来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企业领导人都缺乏及时信息。这种状况往往代价高昂，令人难以接受。决策是在过时几天甚至过时几个星期的信息基础上制定的。
大多数公司险中求稳：保持额外库存和后备员工以便应对不测和错误判断。这种保险做法一般是有效的，但是代价高昂。后备库存和员工都是成本啊！再说，后备的“工作”并没有产出。既不增加经营收入也不提高生产率。新技术所带来的实时信息则显著降低日常业务的不确定性。零售结帐柜台和工厂车间、托运人和运货人之间的实时通信缩短了交货时间，从订单到生产、从股票行情到软件都减少提交细节的工作量。从生产和盈利角度来说，信息技术免去了大多数多余库存和后备员工队伍。
对消费者来说，也和以前不同了：现在可以方便地调用在线信息、跟踪交货过程，差不多可以下单购买任何隔夜即达的东西。综观全局，技术浪潮对经济也有重大的正面影响。新增的工作机会比少掉的工作机会更多，真的，我们的失业率下降了：1994年超过6％，2000年则低于4％，在这一过程里，经济催生了1600万工作岗位。然而，与我年轻时曾经向往的19世纪电报员们的遭遇十分相似，技术开始成为颠覆白领职位的主力。突然之间，数百万美国人发现自已处于创造性破坏的黑暗面。和建筑、汽车以及工业设计的绘图工作一样，秘书和文职工作被计算机软件抢走。工作不保之虞，向来主要是蓝领工人的事，从1990年开始，落到了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有钱人头上。调查数据生动反映这一点：1991年，在经济最坏时期，对大公司员工的调查表明25％的人担心失业；1995年和1996年，尽管失业率一度急剧走低，担心的人却高达46％。不消说，这一变化，令公众无法回避失业隐忧。
有一点不明显但却不容忽视：就业流动性增加了。如今，美国人换工作的情况真的太普遍了。在近1。5亿在职人员里，每周有100万人离职。其中60万左右的人是自愿辞职，还有约40万人被炒了鱿鱼，一般是因为公司被并购或者公司精简规模。与此同时，由于新行业扩张和新公司开张，每周有100万工人受雇或者回聘。
技术创新传播越快，影响就越广，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就得费劲地弄清楚哪些基本面发生了变化，哪些则还没有。比方说，1990年代中期，专家们花无数时间争论所谓的自然失业率水平（从学术上来讲，是指非受通胀加速引起的失业率，简称NAIRU）。这是一个产生于1990年代早期的新凯恩思主义概念，认为如果失业率下降到6。5％以下，工人的工资要求就会呼声日高，引起通胀过热。
因此，当失业率趋势向下，1994年6％、1995年5。6％、往4％甚至更低的方向下降时，很多经济学家声称美联储应该限制经济增长。我在美联储内部和公开听证中反对这种论调。“自然失业率”在模型中很好把握，做历史分析时也很管用，但是事实证明在现实中时总是不好使。数字不断地被改来改去，我认为，这就无法为通胀预测和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基准。无论后事如何，1990年代上半叶，工资增长率被限制在一个又低又窄的范围里，而且没有通胀累积的迹象。最终，传统观念自动放弃——经济学家们开始把自然失业率水平往下调。
关于椭圆办公室如何解决这个争议，基恩·斯珀林在多年以后讲了一个故事。1995年，克林顿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们——斯珀林、鲍勃·鲁宾、还有劳拉·泰森——担心总统因为对高科技热潮寄寓厚望而渐渐昏了头脑。于是，他们把拉里·萨默斯拉进来，以提醒总统面对现实。正如我从我们热烈的早餐辩论中所了解到那样，拉里是个技术怀疑派。而且正常来说，他和总统只探讨国际事务，所以，克林顿会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
经济学家们鱼贯而入总统办公室，萨默斯简短解释了为什么劳力市场吃紧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必须放缓步子。接着，其他人开始帮腔。克林顿听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打断他们的话：“你们错了，”他说，“我明白这一套理论，可是，由于互联网，由于技术，我觉得情况起了变化，眼前处处欣欣向荣。”真实情况是：克林顿并没有仅仅依靠直觉。一如既往，他在外面和企业老总们谈过话。政治人物们当然从来不愿意相信经济增长会有极限。不过，在当时，比起他的经济学家们来，总统对经济有更准确的亲身体验。
经济和股市继续繁荣。1996年春季，以GDP为衡量标准的产值超高速增长，增长率高于6％——动摇了另一大传统观念，即：2。5％是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增长率。我们在美联储就此反来复去做过很多思考。象互联网和电子邮件这样的创新从异国他乡到无远弗届，速度之快，常常为人所忘记。不同寻常之事正在发生，而要弄清楚当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并非易事。
1996年9月24日，我召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此时距离我们最后一次降低利率，已经过去8个月和7次会议。现在，很多委员改变态度，倾向于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胀。他们希望再次来个釜底抽薪。公司赢利强劲，失业率低于5。5％，另一重大因素也起了变化：工资终于开始上升。繁荣如斯，通胀堪忧。如果各个公司为了留住或吸引工人而不得不加薪的话，它们可能很快就会通过提价来转嫁这些上升了的成本。课本上的对策是利率从紧，由此放缓经济增长，把通胀扼杀在萌芽之初。
但是，如果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周期呢？如果技术革命——至少暂时——提高了经济扩张能力呢？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调高利率就是错误之举。
不用说，我一直担心通货膨胀。可是，我感觉通胀风险肯定比很多同事所想的要低得多。这次，并不是要颠覆传统观念。我认为书本没有错，我们有数字。我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生产率问题上，我相信这是弄清楚科技浪潮的关键所在。
我们从商业和劳动部得到的数据表明生产率（每小时产值）几乎是不变的，和计算机化的长期趋势毫不相干。我无法想象竟会有这种事。年复一年，企业花费巨资购置台式电脑、服务器、网络、软件以及其它高科技配套设备。我多年来和相当多的工厂经理切磋资本投资项目，就是要弄清楚这些购买决定是如何作出的。只有当他们认为该投资能扩大产能或者提高雇员每小时产值的时候，才会下订单购买昂贵的设备。如果设备无所助益，工厂经理就会停止购买。而他们一直都把钱投入高科技设备。这一点，早在1993年就很明显了。当时刚刚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经济滞增期，高科技设备订单开始加速上升。1994年订单继续激增，说明此前购买这些新设备有利可图。
还有其它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官方的生产率数据是不准确的。大多数公司报告营业利润正在增加，但却几乎没有提价之举。这就意味着单位产值的成本得到了控制，甚或下降。大部分综合成本（即从整体上来计算的商业成本）来自劳动成本。因此，如果单位产值的劳动成本平稳或者下降，而平均时薪上扬的话，生产率肯定大大提高了。如果是这样，就不太会通货膨胀了。
虽然我确信自已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我知道最好不要凭着简单的计算就试图让我的同僚接受。我需要更加有说服力的东西。离1996年9月24日那次会议还有几周的时候，我要求美联储工作人员分解美联储的生产率统计数据，逐行逐业地研究基本数据，达数十个行业之多。劳动统计局的所有非农行业每小时产值数据和对各个公司的一宗独立估算明显不一致，两相比较就会得出美国非公司类机构的生产率没有提高的可疑结论，我曾经为此所困扰。
以前我要求各行业的详细报告时，工作人员通常会开玩笑说，主席要的只是“装装门面的锦上添花”。这一回，他们则说我要求他们承担曼哈顿工程（译者注：指庞大的艰巨任务）。话虽如此，他们到底还是钻进数据里，并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如期提交报告。
当周周二，委员会内部意见不一。6位委员想要马上提高利率——诚如激进的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行长汤姆·梅尔泽所言，“采取万无一失的政策”来对付通货膨胀。其他人则观望不定。此时担任美联储委员已经3个月的爱丽思·芮芙林，以她一贯的搞笑风格概括了此情此景。“在座的各位愁容满面。我认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正在为所能想到的最佳难题而殚精竭虑，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家都对这套统计数据求之不得呢。”她同意我们处于通胀“危险区”的同时，也指出“目前看来并无更高通胀”。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便利用美联储工作人员的报告大做文章。政府似乎低估生产率有好些年了。比如说，它从来没有发现服务业提高了经济效率——事实上，政府的计算使得服务业的生产率看起来正在降低。每位委员都知道情况大谬不然：律师事务所、商业服务、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组织，伴随着制造业和其它经济的发展，一直不停地采用自动化技术，自如运营一日胜似一日。
我说，无人能够完美解释统计数据失灵的原因*。不过我有理由相信通胀风险很低，还没到调高利率的地步。我建议只要静观事态发展就行了。
*有人认为，产品制造商所购买的服务在价格计算上有错误，虽然每小时的总产值增长是正确的，但是高估了产品生产和每小时产值，因为其中包括服务业产值和生产率增长。这种解释在理论上来说有可能，不过太牵强了。
我的观点没能打动所有人——我们确实还就信息技术对生产率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作了辩论。不过，由此引起的合理怀疑，足以令委员会以11票对1票维持利率不变，依旧为5。25％。